张艳茜

内容提要 1956—1966年间，作为“地方性刊物”的《延河》，与“十七年”的文学制度和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其创生、流播及发展，也与当代文学进程互动共生，影响着当代文学生态，尤其是陕西文学生态。同时，《延河》的历史超越性也不可否认，“十七年”所刊发的作品及创作倡导，对陕西中青年作家，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推动作用，奠定了当代陕西文学的发展基础。

关键词 当代文学期刊 《延河》 “十七年”文学 陕西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3-0079-08

在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中，当代文学期刊作为传统载体媒介，将作者、作品和读者联系在了一起。同时，当代文学期刊的历史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当代文学期刊的创刊数量形成了第一个高峰，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学期刊数量急剧增加。这期间，被文学史研究者称为最重要的“机关刊物”，当属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还有《解放军文艺》《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上海）、《北京文艺》《长江文艺》（武汉）、《延河》（西安）、《新港》（天津）、《作品》（广州）等。”①由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1956年4月创刊的《延河》文学期刊，进入了“十七年”较重要的文学刊物榜单。作为一份独立的“地方性”文学期刊，考察《延河》1956年4月创刊至1966年8月停刊的历史脉络，以及作品的编辑、制作和发行，既可探寻“十七年”中国当代文学以及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发展轨迹，也可透视文学期刊与当代文学和陕西文学发展之间的交互影响，文学政策、文学制度对文学期刊的制约，也在《延河》的历史中得以呈现。

一、《延河》的创刊：以文学为政治服务为目的

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作为新中国国家政权建制的一部分，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和制度的建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有三方面：一是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艺发展方向;二是为完成文学新秩序，整合文学资源，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管理机构和领导方式——文学机构;三是国家最高组织机构的两份文学报刊——《文艺报》《人民文学 》创刊。前者专注于文艺政策、文艺思想和文艺批评，后者以发表、举荐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主，“被赋予了应当代表新中国新文艺的最高（政治文化） 使命”。

作的功能。“第一次文代会”后，各省市陆续成立地方文联或地方文联的筹备机构，国家从此通过文联和作协文艺组织机构管理作家，颁布文艺决议，实施文艺政策。从上而下各层级建立的文艺机构，承担着领导和组织作家从事文学活动的任务，所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全部被纳入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曾经作为个体行为的文学生产和创作活动开始实行统一的计划和安排。“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主义创作方法”柯仲平：《把我们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第310页。被确立，在国家建构文艺和意识形态制度化、组织化的过程中，作为文艺组织机构的话语平台——文学期刊应运而生。各省市文学机构创办的文学期刊在政策导向、舆论方向以及编辑理念上，都以《人民文学》作为学习榜样，其功能主要以满足文学服务于政治，及时而全面地体现党的意志为目的。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机构——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宣告成立，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职权，统领西北各省区、市人民政权工作，同年9月西北文联成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文学期刊创刊大潮中，《延河》的前身，由西北文联主办的《西北文艺》于1950年10月5日创刊。同时期创刊的各大区文联主办的“大区刊物”有：《西南文艺》（西南文联主办）、《华南文艺》（华南文联主办）、《文艺月报》（华东文联主办）、《长江文艺》（中南文联主办）、《东北文艺》（东北文联主办）;此外，还有各省市文联、作协主办的刊物，被称为“地方刊物”。这些文学期刊的整体编辑构想和编辑策划，充分体现了以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的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国家意识形态为主要任务。1953年2月，经过两年又四个月，共刊行28期后，因西北大区行政机构的撤销，西北文联也随之撤销，西北文联主办的《西北文艺》以及其他大区文联主办的“大区刊物”相继停刊或改刊。

1954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作为“地方性”机关刊物的《延河》于1956年4月创刊。这时期创刊的还有《新港》（天津）、《雨花 》（江苏）、《火花》（山西）、《星星 》（四川）、《收获 》（上海）、《东海 》（浙江）等。《人民文学》以及各省市文联、作协创办文学期刊，肩负的不仅是普及、发展、繁荣文学事业的使命，更重要的是配合政治工作，对重大政治任务和文艺政策的宣传和推动。文学刊物刊载的作品必须直接贴近“形势”，以文学为政治服务为目的。《延河》也不例外，创刊号的“稿约”明确了来稿要求：“反映祖国的西北各族人民在建設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生活与斗争的，并能以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本刊编辑部：《稿约》，《延河》1956年4月创刊号。从《延河》刊发的作品内容来看，其基本格局和整体面貌也清晰地体现了期刊所承载的国家政治文化使命的鲜明特征。主要包括：一是转载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社论或专论。如创刊号转载的是《人民日报》社论——《作家们，努力满足人民的期望》。1966年7月号，即停刊前的最后一期，二分之一的版面转载的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陕西日报》社论。二是及时表现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小说、诗歌、散文、特写等。创刊号的《编后语》倡导：“《延河》的创刊，正值农村的合作化高潮及农业上的增产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本刊非常欢迎反映这方面题材的作品……西北地区的工业建设高潮，也正在蓬勃发展，新的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建设，有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着、扩展着。我们非常欢迎反映工业建设方面的各种各样形式的作品。”本刊编辑部：《编后记》，《延河》1956年4月创刊号。创刊号刊发的《王家父子》（柳青）、《宝成线上》（李若冰）、《时代在召唤》（杜鹏程）、《高潮中的点滴》（王淡如）、《播种小麦的时候》（赵顺）、《刘老贵的故事》（张炳文）等就是时代号召下的作品。三是以题材分类的专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普遍关注的问题做及时地表达。如创刊号的“歌唱农业合作化”诗专辑，同年10月号的“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专辑等。四是创刊初期《延河》常常主打诗歌，有政治颂诗、抒情诗、民歌民谣等，具有明确的政治导向，和为历史服务的功能。比如农业合作社积极分子农民诗人王老九的“顺口溜”，作为创刊号的诗专辑头题推出，比如开办“回忆延安”诗歌专辑，推出的贺敬之的《回延安》、康生的《忆延安》、黄炎培的《延安纪念》等。

《延河》的创刊，正值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闭幕之后，本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西安创办综合性文艺期刊‘延河（月刊）”是《纲要》其中的一项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05页。这次会议着重讨论的是关于“发展和繁荣创作问题”——“人民对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需要日益增长。他们要求我们的日新月异的国家面貌、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人们对于劳动的新的态度，能够真实地生动地反映在文艺作品中”。人民日报社论：《作家们，努力满足人民的期望》，《延河》1956年4月创刊号。创刊号刊发这篇社论的同时，也在《编后记》里表态会响应号召，繁荣创作、培养新生力量、展开兄弟民族文学创作，为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这一伟大目标而努力。这其实也是《延河》的办刊宗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制度化、组织化的产物，当代文学期刊承载着国家政治文化使命，受到层层行政干预，以保证在办刊理念和办刊方向自上而下的统一性，处于全国众多“地方性”文学刊物之中的《延河》，及时回应国家文艺政策，以文学作品反映现实、关注现实，从创刊始就成为《延河》编辑者的一种文化自觉。但在如此“规定动作”的管理机制下，如果不加创新，也会导致文学期刊失去独立鲜明的特色。

二、《延河》特色：与“十七年”文学的密切关联

1954年，陕西作家杜鹏程出版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成为当代小说军事文学的开山著作之一，被认为是“推动现实主义创作运动”的“英雄史诗”。冯雪峰：《〈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文艺报》1954年第14、15期。这种以现实主义创作讲述革命历程，歌颂人民英雄的创作思路其实也影响了《延河》早期的编辑思路和组稿方向。《延河》在《保卫延安》出版成功之后，开始选载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和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发表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这几部（篇）作品都被视为“十七年”文学在革命历史题材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代表之作。同时，《延河》连载柳青《创业史》，这部反映农村、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题材的作品，已经成为“十七年”现实主义创作的经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的创作面貌，在一份“地方性”刊物《延河》上得以呈现。

1.《延河》歷史性地汇聚了特定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作家、编辑家，奠定了陕西文学的发展基础

《延河》创刊之时，恰逢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中国作家协会多次召开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贯彻落实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文学期刊的繁荣发展。在“双百方针”的引导下，全国的地方作协、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表现出非常活跃的景象。作为一份创刊不久的地方刊物，《延河》虽然地处西北，却有天时、地利与人和的优势。《延河》具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生活为办刊的基本原则，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是对《西北文艺》所倡导刊物必须联系实际，反映实际、指导实际运动的强调。本刊编辑部：《〈西北文艺〉今后打算这样办》，《西北文艺》1952年8月号。《延河》的创刊人戈壁舟、柳青、胡采、王汶石、魏钢焰、余念、胡征等，都是革命斗争的参与者与亲历者，是从延安走出来的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者，有着特定时期相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审美标准和文学理念接近或相似，又都是思想深刻、文学修养深厚的文学家，大多也有在《西北文艺》做编辑的经验。借助“延安文艺”的资源和助力，在呼应国家文艺政策、表达国家文学意志的同时，这一批作家、理论家、编辑家相近的审美标准和编辑风格，构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文学机缘和文学理想。既呼应国家政治形势、体现地域特色，又突破地域性限制，创办一份贴近大众、有鲜明特点的文学刊物，是办刊者的追求。作为《延河》创刊三期终审的作家柳青，为刊物制定的目标是：树立高质量、高标准的编辑理念。无论是什么体裁，必须将作品质量放在第一位。这是《延河》在“十七年”文学期刊史中，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对于一份刊物，编辑审稿、组稿的过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学作品的主题选择、语言风格与价值立场。《延河》创办初期，形成了固定的“中心作家”群体，主力是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作家们。20世纪50年代，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创作实力十分雄厚，专业作家队伍也相当整齐，诗人柯仲平、戈壁舟，小说家柳青等都正值中年，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石鲁、魏钢焰、王宗元等年轻作家，正处于文学创作最旺盛阶段。1956年7月，柯仲平担任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主席，上任伊始，柯仲平就呼吁本会作家们给予《延河》最实际的支持，将自己最好的作品交给《延河》。这些中青年作家也都是《延河》的编委会成员，支持《延河》义不容辞。柳青、王汶石、李若冰、杜鹏程、石鲁等作家的作品，就集中刊发在了《延河》的创刊号上。

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完成于1959年10月3日，虽然有几家有影响的刊物已经向他约稿，柳青仍然坚持把《创业史》留给《延河》发表。他认为在《延河》上发表，不仅方便听到编辑的意见，在校对时，也方便做必要的修改，如果投到外面的刊物是没有这样条件的。1959年4月号《延河》以《稻地风波》为标题，作为《创业史》的题叙，开始连载《创业史》第一部。1959年11月号《延河》将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连载完，1960年10月号《延河》又开始连载《创业史》第二部第一章，1961年1月号刊载了《创业史》第二部的第二章、第三章。1979年3月号《延河》再次连载《创业史》第二部的部分章节。在当时同类表现农业合作化的作品中，《创业史》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和文化品位，在当代文学史上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对陕西作家的影响更是十分明显。20世纪70年代投身文学创作的作家陈忠实一直认为，有两位作家对他走上文学道路影响极大，一个是山西作家赵树理，另一个就是陕西作家柳青。邢小利：《陈忠实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页。作家路遥更是将柳青视为文学导师，他曾七次阅读《创业史》，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既是对柳青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学习和致敬，也是一种超越。路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93页。

另一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上以短篇小说奠定其地位，而且对新时期陕西中青年作家群体或多或少造成影响的作家是王汶石。王汶石在延安时期创作过短小的戏剧作品，《延河》创刊时，作为创刊者之一的王汶石正在陕西渭南农村深入生活，1956年完成了初定为《风雪夜》，后又改为《雪夜，他在路上》的作品，以及《少年突击手》等，交给准备创刊号的《延河》挑选，前者被从北京来组稿的《人民文学》副主编葛洛挑走，以《风雪之夜》为题发表在1956年3月号《人民文学》，引起广泛关注，后者刊发在创刊号的《延河》上，在《延河》还没有出刊之前，4月4日正在乡下的王汶石，收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第二次来函，索要《少年突击手》一稿意欲出版。1961年3月号《延河》刊登24000字的王汶石的小说《沙滩上》，《人民日报》于4月16、17两日整版转载，这不仅是陕西文学界从来没有过的，也开创了《人民日报》整版转载文学作品的先河。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1957年8月号）、《夜走灵官峡》（1958年2月号）和魏钢焰刊发在《延河》1958年9月号的特写《宝人·宝地·宝事》被写入1960年7月22日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文代会茅盾所作的《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报告中。

创刊之后的《延河》以其特殊的文学身份以及它对来自老区文艺和新区文艺两股文学创作者的聚合意义，促生了第一代陕西作家群体。刊物风格和地方特点也在润物细无声中得以形成。使它成为“十七年”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标识。

2.《延河》的组稿：对当代中国文学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有力推动

尽管地方刊物发展个性特色的空间难以突破，但是编辑在审稿、组稿的过程中所持的选稿原则，也客观地参与了当代文学的审美观念、文体规范的深层互动。《延河》从创刊起就高扬现实主义文学这面旗帜，深深地影响着刊物的审稿标准、组稿风格和选稿取向。在组稿过程中，编辑部在建立省内的“中心作家”的固定群体同时，有意识地面向全国，团结、联络一批在艺术见解和欣赏趣味大体一致的作家，形成比较固定的“中心作家”来支持刊物、影响刊物。同时，在全国“地方性刊物”呈现“竞赛”的态势下，为谋求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突破“群众化”与“地方化”的限制，编辑们主动到全国各地“寻找好稿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代文学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有陕西作家和《延河》文学期刊的有力推动。1956年《延河》创刊不久，奔赴北京组稿的副主编魏钢焰，将一部被多家刊物退稿的长篇小说——吴强的《红日》带回《延河》编辑部。年轻的评论家王愚阅后强力推荐，认为这部与杜鹏程刚刚出版的《保卫延安》同样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是难得的佳作。《延河》很快加了编前语，在1957年3月号和4月号，首家连载了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四章（第六至第九章）。之后，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关于“江姐”的四章，题名《江姐》在1962年1月号《延河》刊发。与《红日》同命运，1957年，副主编魏钢焰和编辑黄桂花以过人的眼光，将上海作家茹志鵑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在北京一家编辑部的退稿堆里淘出来，这篇小说也曾多次遭遇退稿。1958年3月号《延河》又以过人的胆识，在显著位置发表了《百合花》，同年第6期《人民文学》转载了《百合花》。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茅盾，对《百合花》的艺术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使得《百合花》逐步成为经典文学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几部作品被称为以现实主义手法书写“英雄史诗”的典范之作，和被文学史津津乐道的“三红一创”之中的《红日》《红岩》和《创业史》，均在《延河》发表。

“十七年”期间，《延河》相继刊发的优秀作品还有：闻捷的诗歌《天山牧歌》和贺敬之影响久远的诗歌《回延安》（1956年6月号），冯至的诗歌《登大雁塔》（1956年9月号），杜鹏程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1957年8月号）、短篇《夜走灵官峡》（1958年2月号），王汶石的短篇小说《大木匠》（1958年2月号）、《新结识的伙伴》（1958年11月号，12月号《人民文学》全文转载，这是陕西作家首次被转载的作品）、《黑凤》（1963年5月号连载至10月号载完），李若冰的散文《柴达木手记》（1958年2月号开始连载），柳青的中篇《咬透铁锹》（1958年4月号，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狠透铁》），魏钢焰的报告文学《党的女儿赵梦桃》（1964年7月号），王宗元的短篇小说《惠嫂》（1960年7月号，后改编为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以及秦牧、碧野、胡奇等作家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当代已经出现能体现这个时期‘文学主潮的作家群，他们成为当代文学形态的主要体现者，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中心力量。”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3.《延河》聚集了陕西以及西北地区的文学青年和文学批评者，成为“文革”后文坛的中坚力量

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领导层，都非常注重文学创作的梯队建设，机关刊物《延河》不仅有责任承担这个基础工程的最佳平台，也成为将陕西的新生力量推向全国文坛的助推器。“十七年”时期的《延河》，作者队伍呈现的是多样共生的文学生态格局。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经常性开展各种活动，采取各种措施促进陕西文学发展，作为机关刊物的《延河》同样采取了一系列“培养新生力量”的措施。从《延河》的稿源来看，不断有“新人面孔”出现在刊物上。

第一，《延河》从创刊起就将发现和培养青年业余作者，当作办好刊物的战略性任务，以开展文学活动的方式，发现和培育文学新人，尤其注重培养有真实的生活感受与生活经验的基层业余作者。一批作者在“培养新生力量”的措施实施下被发现，其作品也在《延河》上纷纷发表，比如新疆、甘肃的作者权宽浮、季麦林、赵雁翼的短篇小说，比如陕西的郑重、侯雁北、牧笛、曹谷溪等人的小说、散文、诗歌作品。1955年迁居西北边地的张贤亮，以一个对新时代有着饱满激情的年轻诗人形象，诗歌作品连续亮相在《延河》上：1957年1月号的《夜》，同年2月号的《在收工后唱的歌》、3月号的《在傍晚唱的歌》。时任编辑部主任的胡征、余念、董得理都极为欣赏这个年轻诗人。在发表第三首诗后，胡征撰写的《编后随笔》，特别推介小说《红日》的同时，也重点推介了张贤亮和他的诗作。1957年7月号《延河》，在同一年里第四次推出张贤亮的诗歌《大风歌》，编辑部未料，这首诗在8月号就遭到猛烈批判，诗人和《延河》相关编辑的命运也随之改变。第二，《延河》为新人新作开辟《新人集》专栏。从1960年4月号起，直至1966年3月号，共编发17期。第三，《延河》创刊之初，就鼓励编辑投入创作，作家杜鹏程提出二分之一的编辑人员应经常深入生活，也组织稿件，并兼顾发行工作。此后，《延河》开始实行编辑人员每年有一段时间深入生活的制度。这项制度实施后，立见效果，编辑部的魏钢焰、贺鸿钧（贺抒玉）、董得理（董墨）、任士增等人创作的作品频频在全国刊物上发表。第四，强调西北地域性。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工作范围，决定了必须与西北各省区保持密切联系。《延河》联系团结西北作家自然成为分内工作，曾连续三次派专人赴甘肃、新疆、青海、宁夏等省区，组织兄弟民族文学作品。从创刊的1956年起，《延河》连续四年编发“兄弟民族文学专号”和“专辑”。对西北作家的关注，刊发反映西北各地区风土人情的作品直至新时期文学开始，始终没有间断。第五，《延河》极为注重评论人才的挖掘和培养。《延河》早期在内容上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文学评论是刊物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年”时期，《延河》编辑部专设了理论组，刊物将近四分之一版面发表的是文学评论。活跃在全国理论批评界的评论家如胡采、王愚、霍松林、郑伯奇、傅庚生、潘旭澜、郝御风、姚文元、姚虹、安旗等等，是当时《延河》文学评论栏目的主要撰稿人。主编胡采在漫长的文艺活动实践过程中，研究分析“讲话”之后文艺活动的规律，形成自己特色鲜明的文学思想，强调从生活实感出发写作，并理论联系实际，关注总结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第一代陕西作家的创作。他在《延河》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其代表作《从生活到艺术》（1961年10月号连载至1962年1月号载完），提出的文学创作观点——“从生活到艺术”，对陕西文学发展影响深远，这种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学精神，也在陕西作家不同代际之间传承了下来。

新时期开始后的1981年，由胡采领衔，《延河》理论组的编辑王愚、李星、陈贤仲三人，将一批有着丰富的文学批评经验、思想敏锐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家如蒙万夫、肖云儒、费秉勋、刘建军、薛瑞生、姚虹等人组织在一起，组成了著名的陕西“笔耕文学研究组”，他们以现实性、时代性、人民性为其文学评论与批评的精神内涵构成，从文学评论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维视角展开了对陕西作家的关注，推动了一个享誉国内外的陕西作家群体在新时期得以迅速而健康地形成。1985年，主编《延河》多年的胡采又主持创办了《小说评论》刊物，并担任主编，创办初期的执行主编王愚、副主编李星、编辑李国平，均是《延河》理论组原班编辑。

创刊之后的《延河》，逐渐聚集了一大批文学青年，他们或作为《延河》的编者，或作为《延河》的作者，或作为《延河》的读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从《延河》走上了文学之路，其中部分文学青年由此成长为新时期文坛的中坚力量。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80年代，这批来自《延河》的作家、批评家，成为陕西乃至中国文坛的一支劲旅。

《延河》自创刊起就有着极为鲜明的办刊主张，由于既强调现实性、时代性和人民性，又极重视西北地域独特而浓郁的“民族的风格”，以及天时地利形成的“地方的特点”，借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风，在文学刊物良性竞争过程中，《延河》刊发了许多优秀作品，尤其是编辑者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理念的倡导，不仅直接影响了陕西文学40多年的文学创作实践，其作家和作品也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文学。

三、在历史语境中还原《延河》的文学史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文革”前的“十七年”，客观而言，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都存在着与其他时代不同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作为当代文学历史的开端和特定历史时期的“十七年”，也有着完整、独立的发展体系，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和文艺方针，决定着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方向，影响着作为文学媒介的文学期刊的发展。由各级文联、作协组织机构主办的文学期刊，是文学体制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政治气候、文艺思想氛围有着密切关系。文学制度的制定和文学政策的调整，直接影响着文学期刊的办刊理念和办刊风格，甚至影响着文学期刊的兴与衰。在文学被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管理和运作，完全服务于政治的“十七年”里，文学与政治生活的关系密切。“第一次文代会”后，文艺领域开展过多次的思想斗争和思想大批判运动，在不断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整风运动中，文学期刊作为主要文学媒介，其内容与政治形势、政治气候、领导的思想性始终高度保持一致。党对文学期刊的监督管理，主要针对的是文学期刊的思想内容，而文学期刊的选稿编辑过程，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要求具有严格的标准。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期刊编辑，如履薄冰，且不说不能有独立的编辑思想，稍有不慎，都可能遭遇批判或失去人身自由。《延河 》在“十七年”刊发的文章中，也不得不面对作为大批判载体的问题。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艺术的“春天”，全国的地方作协、文联主办的很多文学期刊，或通过改刊名，试图淡化“机关刊物”色彩，或通过版面，试图突出文学特性，弱化政治性。其时，陕西文艺界也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延河》连续发表了许多不同风格的优秀作品。编辑部主任余念创作的探索爱情、婚姻的长诗《方采英的爱情》在1957年2月号《延河》上发表（笔名玉杲）。在余念坚持下，朱宝昌的《杂文、讽刺和风趣》也在同年7月号刊发。但很快这些作品就在之后的“反右”风暴中，成为“毒草”，遭到猛烈批判。

1957年反右开始后，全国的文学期刊积极配合开展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批判，争相围剿“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以及开展对文艺界的右派冯雪峰、刘绍棠、秦兆阳等人的口诛笔伐。《延河》1957年8月号目录的首个栏目是“投槍集”，胡采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文章首当其冲：《毒草要除、妖怪要捉、谬论要批判》。重申文学期刊的政治性、倾向性、普及性等基本原则，开始清理自身在鸣放期间产生的“毒草”使许多作家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同时也牵连到许多的文学期刊以及刊物的编辑、主编。1957年7月号《延河》刊发的三篇作品——诗歌《大风歌》（张贤亮）、理论文章《杂文，讽刺和风趣》（朱宝昌）、评论文章《“论抒人民之情”读后》（平平）——意想不到地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支毒箭”，成为反右开始后《延河》最先遭到批判的作品和作家。8月号署名“于炼”实则出自时任编辑部主任余念的批判文章——《驳朱宝昌关于杂文的谬论》余音未了，便作为余念为右派“朱宝昌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开脱、辩护”的实证，与他的长诗《方采英的爱情》，被定性为污蔑老干部形象的毒草，在10月号、11月号有6篇文章集中向余念发起猛烈的大批判。

1957年11月号上，对余念批判的炮火极为猛烈，署名“宏均”的文章《余念在“延河”编辑部干了些什么——揭发余念篡改“延河”方向和争夺“延河”领导权的活动》，对余念在审稿中的“错误言论和罪状”展开全面批判：“在日常工作中，余念经常以他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和个人的好恶来取舍稿件。并且向编辑部的同志灌输他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以上这些批判文章，不仅缺乏理论深度，也毫无学术探讨态度，而是以笔为枪，有置人于死地而后快之感。这轮大批判之后，余念不再担任编辑部主任，被定为“右派分子”并予以开除党籍处分，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余念才得以重新入党。理论组的编辑王愚，先是作为“右派”被停职、强制劳动、监督改造，之后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五年，遭受牢狱之灾。他在劳改场烧砖、背砖，刑满就业看守仓库四年。1979年王愚虽然得到平反，但是在反复奔走法院两年多之后，才得以除掉强加于身的“现行反革命”之罪名。

1958年大跃进开始，为积极反映大跃进，推动全党、全民办文艺，促进文艺与劳动、文艺与群众相结合，各省市的文艺期刊思想性、群众性和战斗性骤然增强。理论栏目随时跟进国家文艺政策和方针，转发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人民日报》《文艺报》的社论、文章。1964年《文艺报》发表《“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艺主张》和《关于 “写中间人物”的材料》，《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转载，各地文学期刊也纷纷转载。《延河》在1964年12月号转载后，积极跟进这场“文艺上的大是大非之争”的意识形态纯洁化运动中。1965年元月号《延河》的刊名，由创刊后一直使用的柯仲平的题写，改为选用毛泽东的毛笔字体中“延河”两字。开设“批判‘写中间人物”专辑，主张“要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人”。批判文章均来自农民、解放军战士和工人群众代表作者。这一期之后，明显看出《延河》编辑方针的大调整，为给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文学创作的机会和权利，《延河》刊发了大量习作，加之政治运动频繁开展，刊物的题材逐渐单一狭窄，编辑对于作家的文章和向作家组稿都心存疑虑，生怕违背主流倡导的“群众路线”大政方针，有歧视群众创作的表现。工农兵业余作者成为版面的绝对主角，体裁以报告文学、政治抒情诗、“小故事”、口述整理文章等为主。与此同时，经济窘迫状态显现，从粗糙的纸张，也可见《延河》当时经济状况的艰难。

在文学主要被当作政治来规定和运作的“十七年”，文学活动几乎等同于政治活动，将《延河》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真正认识文学期刊的历史发展。《延河》的发展与变迁，与上至“国刊”的《人民文学》下到各省市的“地方刊物”一样，都无法脱离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刊发的许多作品，即使是柳青、王汶石这样优秀作家的作品，也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还有许多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理念化，情节展开上公式化、概念化也相当明显，尤其对“左”的事物，毫无判断地加以歌颂，这是那个时代所有文学期刊不可能避免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延河》的历史超越性。第一，《延河》在创办高质量刊物，推动文学事业向前发展的理念下，编辑们倾其心力，精益求精，发表了“在五六十年代被看做体现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绩的主要作家作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页。第二，《延河》作为发表原创作品的综合性期刊，不仅是政治文化动态的风向标，也是培养作家、孕育文学思维的精神园地，对陕西乃至西北地区一大批文学爱好者产生过极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他们文学写作的起步阶段给予了帮助和扶持，并由此促使一大批文学创作者走上了文学道路。第三，因为有《延河》早期的影响力和编辑基础，从“文革”后期的1973年复刊改为《陕西文艺》，再到1977年7月重新恢复原刊名《延河》，编辑们对时代发展所表现出的热切关注和责任感，对每一个普通作者所表现出的真诚关怀和扶持，对艺术创造所表现出的执着和敬业，都是弥足珍贵的，对于现在的文學期刊也颇具启迪意义。这也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为代表的一个陕西中青年作家群体的崛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奠基作用，使新时期陕西成为文学重镇。

1966年7月，全国的文学期刊几乎同时遭遇了“黑色7月”而被迫停刊。《延河》编辑部在7月12日接到陕西省委决定：“《延河》自1966年8月起，暂时停止出刊”。1966年7月号，《延河》刊名用红色印刷，出版时随刊夹了一张小字条，内容如下：

图1 《重要启示》

自1956年4月创刊至1966年7月停刊，《延河》共出刊124期。1973年恢复办刊，更名为《陕西文艺》，1977年7月又重新恢复原刊名《延河》。从创刊到被迫停刊，后又复刊的几经“沉浮”，《延河》的命运，无疑与“十七年”的文学制度和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其创生、流播及发展，也与当代文学进程互动共生，影响着当代文学生态，尤其是陕西文学生态。《延河》不仅仅是刊登文学作品的载体，在大批判的运动中也发挥了舆论导向作用，同时，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一定程度上还参与了某一特定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形成、发展与消亡。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