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源

一

朱元璋建立明朝，对臣属极不信任，于是封建诸子，镇守各地。结果死后不久，即发生靖难之变，燕王朱棣起兵夺权，登上大位，是为永乐皇帝。朱棣以自身之经历，对诸藩极是警惕，于是强化中央集权，剥夺藩王自治权力，“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清史稿·卷二一五》）。各藩王皆不得干预地方军政事务、结交地方官员，亦不得擅离封地，“但食租衣税而已，钱谷刑名各有所司，一概不得问也”（《豫变纪略》）。

成化二年，宪宗皇帝朱见深封其弟朱见沛为徽王，藩府设在钧州（今禹州）。是年七月，敕命少监孙振贵奉玺书来建王府。见沛虽封，但仍居京师，并未之国，直到成化十七年方到钧州就藩。（据《明史·英宗诸子传》、《明史·地理志》。民国《禹县志·疆域志》谓“成化十三年封徽藩于此，十六年建藩府”，皆误。）

藩王府内的编制与官员任命例由上宪负责，王府无权自置官吏。但徽王府承奉司却越权行事，自己任命了官员。此事被举报到河南左布政使徐恪那里。明代道统力量强大，遵奉道统的文官集团对皇权势力从不客气，倘若与道统理念不合，连皇帝也敢反对，而且普遍是硬骨头不怕死。徐恪听闻徽王违制，根本不管他是何身份，立即下令强行革除。徽王觉得被地方官欺负了，委屈万分，向皇帝哥哥上书告状。成化皇帝是清明之主，不但没有包庇弟弟，反而将他申饬一顿，告诫他王府私置官吏不合制度，徐恪照章行事，并无过错，

成化皇帝的批评令徽王朱见沛冷静许多，开始重新审视藩王与皇帝的关系，以及帝国宗藩制度的深意，对藩王在藩的行为规范和权力边界也有了清醒的理解和认知，从此之后深自收敛，直到正德元年去世，都没再闹出过惹人非议的事。他死之后，朝廷赐谥为“庄”，故又称为“徽庄王”。

徽庄王正妃无子，由庶长子朱祐樘继承爵位，成为徽二代。朱祐樘对钧州颇有贡献，在方志上很受推崇。嘉靖四年，朱祐樘薨，谥曰“简”，其子朱厚爝袭爵，是为徽三代。

朱厚爝是杰出的音乐家，尤擅抚琴，著有一部《风宣玄品》，为琴学经典之作。与所有艺术家一样，朱厚爝将艺术之道上升为做人之道，声称“琴者，禁也，禁邪归正，以和人心”。圣贤之状，令人倾倒。然而与弹琴和著述相比，朱王爷更擅长说一套做一套，接人待物以自私为本，心既不和，身也不正，甚至骄纵府吏，干犯王法。王府中有个琴工，恃宠自大，竟然跟知州陈吉干起来。陈吉还没找朱厚爝这个主子算账，朱厚爝却先上书世宗嘉靖皇帝，参了陈吉一本。朱厚爝圣眷正隆，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嘉靖一道谕旨，将陈吉逮入诏狱。都御史骆昂、御史王三聘上书直言，为陈吉辩冤。嘉靖大怒，将骆昂廷杖至死，陈吉、王三聘皆流放戍边。士大夫们本来就对藩王没好感，此时更是群情激愤，皆谓徽王怙恩恃宠，不公不直。

嘉靖皇帝是个争议帝王，誉者谓之英雄之主，毁者谓之昏聩之君。有明一代，有两个帝王与文官集团关系最紧张，一个是万历，另一个便是嘉靖。万历是消极反抗，以不上朝的方式表达对文官的反感；嘉靖则是严厉打击，动辄雷霆万钧，以期摧折文官的犯上之心。在嘉靖统治期间，“海内贤士大夫被斥者众”（《明史·周延传》）。犯颜死谏的官员，往往会被他视为卖直沽名，更是讨厌，因此收拾起来毫不手软。至于官员讲的有没有理，暂且不管，先把态度端正了再说。骆昂、王三聘、陈吉等人明知皇帝宠爱徽王，仍然跟徽王过不去，岂不是故意与皇帝为难？指责徽王不法，就是指责皇帝昏庸，如此狂妄，岂能轻饶？

徽王朱厚爝与嘉靖皇帝朱厚熜平辈，但关系已疏，不似徽一代时与成化皇帝的手足之亲。嘉靖之所以亲幸这位热爱音乐的远房藩亲，是因朱厚爝投其所好，讨取了他的欢心。嘉靖崇信道教，痴迷于神仙丹房之术，希求长生不老。一些道士因此获宠，比如陶仲文和邵元节，身为宗教人士，竟然先后被封为吏部尚书，领一品俸禄，陶仲文更被加封为少保、少傅、少师。“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之世，惟仲文而已”（《明史·陶仲文传》）。

朱厚爝不仅精通弹琴，还精通搞关系，百般讨好陶仲文。老神仙对他的意图洞若观火，看在黄白之物分上，颇在嘉靖皇帝面前替他美言。朱厚爝以是得宠。如今朱厚爝惹了众怒，被士大夫们痛恨，忐忑不安，深恐有朝一日圣眷冷淡，士大夫们不会放过自己，遂不惜血本求助陶仲文，希望巩固皇帝的恩宠。老神仙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在嘉靖面前极言徽王忠君体国，敬奉道学，颇有修仙的资质。嘉靖大悦，赐给他一个道号，叫做“太清辅元宣化真人”，并赐金印一枚。

朱厚爝虽则品行有亏，但却无他大恶，因此得以在嘉靖皇帝的庇护下落个善终，顶着音乐家的光环名留青史。朝廷赐谥曰“恭”，故又称徽恭王。次子朱载埨袭爵，是为徽四代。

二

朱载埨生长深宫，不学无术，为人强横，私生活也极不检点，是典型的纨袴公子。他没有遗传到乃父的艺术才华，却把投机钻营、阿谀取宠的本领发扬光大。当上徽四代后，他进一步巩固了与陶仲文的传统关系，自称热爱道法，每日修炼精勤。皇帝叔叔很欣慰，特准其佩带赐给他父亲的那颗真人金印。

载埨觉得这样还不够，皇帝叔叔既然痴迷练丹，最好能搞到丹药进献，恩宠方可长盛不衰。于是广求方士与高人，寻觅炼丹之方。南阳有个方士，名梁高辅，自称怀有仙方，以之炼丹服食，可以延年益寿，因闻徽王招贤纳士，特来投效。载埨大喜。这方子原料众多，主要药材有两种，一为梅子，一为含真饼。此梅子非树上所结的梅子，而是用女癸（处女经血）炼成的一種东西。含真饼亦非糕饼，而是初生婴儿口中所含之血，且必须在婴儿开嗓啼哭之前取出，一旦啼哭便已无效。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正常人看到往往会感觉不适，丹房术士们却极是迷恋，认为有灵气，可以致长生，真是奇怪脑袋长出来的奇怪逻辑。嘉靖在宫中炼丹，也有这两样东西。他用的女癸，是从小宫女身上采集，为使女癸清洁，命令宫女只准吃桑叶饮清露。梅子和含真饼是炼丹通用之物，除此之外，梁高辅的方子想必另有秘密。丹药炼成后，载埨通过陶仲文的关系，派梁高辅入宫进献给嘉靖。嘉靖服用之后，居然感觉不错，龙心大悦，封梁高辅为通妙散人，留宫听用，另封载埨为清微翊教辅化忠孝真人，并赐金印。

有了皇帝的恩宠，朱载埨更加嚣张跋扈，欺男霸女，不在话下。斗鸡走马之外，他还酷爱运动，蹴得一脚好鞠。又热衷打猎，曾率王府卫兵捉到一只老虎，在府中建苑子养起来。无赖恶少年与亡命徒投入他的门下，官府便不敢过问。朱载埨还爱做一件事：拿弹弓打知州头上的乌纱帽，遇到知州出衙办差，便追逐彈射，以为大乐。有任知州比较倔强，不愿听他摆布，他发起火，几乎将知州打死。御史上表弹劾徽王无状，请求嘉靖处罚。嘉靖老毛病再次发作，疑心御史包庇地方官，不但不问朱载埨之罪，反而廷杖伺候，将御史痛打一顿。

圣上如此曲护，朱载埨若不坏得更彻底一些，简直对不住浩荡皇恩。于是钧州人遭殃了。朱载埨指使手下到处寻找良田美宅，占为己有。他要在王府后苑建造池塘台榭，以竹管架设水渠从颍河取水，渠桩所至，不管是谁家的田宅，都得拆房让地，否则便是一顿打，或者将田宅抢去。王府库官王章看不过眼，忠心进谏，被他大杖打死，从此再无人敢劝他一句。手下那些无赖同样嚣张，横行州里无恶不作。他们不学无术，却很喜欢戏弄读书人和士绅君子，一旦在街上遇到，必要大肆羞辱，以至于读书人和正派士绅都不敢出门上街。

几乎所有权贵恶少为非作歹的故事，都少不了强抢民女的情节，朱载埨也不例外。遇到稍有姿色的女子，便不由分说抢进宫，充当婢女。宫婢小有过失，即以大杖打死，将尸体丢入火中焚烧；或者将人丢进笼子里，让虎豹活生生吃掉；又或者锁入铁棺内，架火上烤死。婢女惨叫之声响彻市街，行人闻而落泪。

钧州有个叫耿安的，家有小女初长成，因为漂亮，招来灾难，被朱载埨抢进宫去，强行非礼。小姑娘不通人事，惊恐不已，反抗得厉害。朱载埨反复不能得手，一怒之下将她丢入虎笼，让老虎吃了。耿安痛失爱女，悲愤欲绝，豁出去要替女儿报仇。地方官视朱载埨如虎狼，以至于钧州知州成为苦差，在任只是混日子，盼望着尽快调走，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朱载埨不找他们麻烦便已谢天谢地，他们岂敢招惹徽王爷？耿安在地方上喊冤无果，便进京去告御状。耿安区区一草民，试图在昏聩之主面前扳倒得宠的王爷，在时人看来，无异是白日做梦，搞不好自己的命也要搭进去。但是耿安很幸运，到京之后，遇到了一个做京官的老乡。

三

这个老乡叫党以平。党以平，字守衡，正德九年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为人鲠直，不畏权势。朱厚爝在世时，党以平曾推荐了一个叫张鼎文的寒士，去王府做家教。朱载埨袭爵后，亦曾羞辱张鼎文。张愤恚辞去，将徽府罪恶悉数告知党以平。党以平以是尽知徽藩之事，久欲弹劾载埨，只是担心一击不中，反被所噬，所以暂时隐忍。他对耿安的遭遇深感同情，但他深知，嘉靖并不是个爱民如子的皇帝，奸杀民女、祸害百姓的罪名并不足以触动他的心肠，要激怒他，就得找个狠一点的罪名。而在皇权社会，最狠的罪名无过于谋反，这是任何一个皇帝都绝不容忍的事。党以平恰好得到一个情报：朱载埨曾经私出封地，与王府校尉杨懋德潜往凤阳，参观太祖皇帝龙兴之地；又曾假扮商人，溜到南京游玩，还跑到秦淮河去嫖宿。按照帝国宗藩制度，藩王不得擅自离开封地，也不准与其他藩王来往，没有皇帝允许擅入两京，亦按谋反论处。况且朱载埨还跑到凤阳观访太祖故地，更是犯了大忌，便说他心存觊觎，图谋不轨，也不为过。党以平教耿安不要只告朱载埨奸杀民女，还得揭发朱载埨意图谋反，以揭发谋反为主，状告奸杀为辅。

天理从来难昭彰，多行不义也未必会自毙。但朱载埨的好运，似乎也真的到头了，不仅被嫉恶如仇的党以平盯上，一个老朋友也开始拆他的台。这个老朋友便是通妙散人梁高辅。梁高辅攀上皇帝，自然不再把旧主看在眼里，对朱载埨逐渐冷淡，爱搭不理。朱载埨非常恼火。他当初之所以叫梁高辅去献药，而没有自己去，一来是藩王不能出封地，不敢当着皇帝的面违制，二来他修道是假，万一皇帝要跟他聊道术，马上就会穿帮。不料想却成全了梁高辅这只白眼狼。嘉靖把丹药吃完，要继续吃，梁高辅想起朱载埨那儿还有，便向他讨要。朱载埨没好气，生硬地拒绝，转而将丹药送给陶仲文。梁高辅怀恨在心，有事没事就在嘉靖面前透露一些朱载埨的事迹，包括私出封地去凤阳。嘉靖很是惊愕，但朱载埨已经在他心目中建立起乖觉印象，兼之知道梁高辅对朱载埨不满，讲这些话难说不是报私仇，因此并未认真处罚朱载埨，只是将以前所赐的金印收回，算是一个小小的警告。然而朱载埨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为所欲为，结果碰到了一个不怕死的耿安。耿安在党以平教导下告御状，揭发徽王荼毒百姓，意图谋反。嘉靖皇帝听到“谋反”二字，想起不久前梁高辅的话，顿时警惕起来，派遣御史前往河南，与河南巡抚潘恩一起调查此案。

案子落到潘恩手里，朱载埨就在劫难逃了。潘恩，字子仁，江南上海人，嘉靖二年进士。在擢任河南巡抚之前，潘恩曾做过钧州知州。那时的徽王还是音乐家朱厚爝，他自己虽无大过，亲幸之人却已骄横不法，尤其是陈吉事件后，他们更加张狂，官府亦莫敢制。潘恩却不纵容他们，严行约束，无所宽贷。朱厚爝也怕再闹出事情，彻底激怒天下士大夫，没敢拿潘恩怎样。钧州人感其恩德，“为建祠，配公孙侨（子产）、黄霸”（《明史·潘恩传》）。史书里的描述多少有些美化，试想，以朱载埨小王爷之没人性不讲理，怎么可能老老实实被他约束？即使他果真约束住了朱载埨，想必也没少吃他的苦头。此时嘉靖皇帝要办朱载埨，潘恩公仇私恨一齐涌上心头，办起案来雷厉风行，很快收集到朱载埨无数罪状，将案子办成了铁案。作为官场老手，他与党以平一样深知皇帝最恨什么，因此在卷宗里详细记录了朱载埨擅离封地、潜游南京和凤阳之事，并在行文上巧妙处理，给嘉靖皇帝留下了巨大的遐想空间。

权贵在皇帝面前一旦失宠，欺压百姓的罪行就变得不可容忍。嘉靖皇帝看过报告，勃然大怒，立即下诏废掉朱载埨徽王之位，禁锢于王府内，等候进一步调查。诏书一到，朱载埨魂飞天外，手足无措，惶惶不可终日，问左右自己会判什么罪。左右劝慰：

“王无恐。王，国之懿亲也，幸不加刑戮，或废处金墉耳。”（邵大业《禹州志》）

大王与皇帝是至亲，不会杀你，最多把你关起来而已。金墉，即金墉城，位于洛阳城西北，魏晋时期，被废的帝王都幽禁于此，后世因以指代囚禁帝王的地方。朱载埨觉得有理，稍稍感到安心。但也有人故意吓他，骗他说：

“皇上行事，高深莫测，哪里是能猜得到的？而且皇上用法严酷，大王的罪太大，罄竹难书，皇上非常愤怒，说你是大不道，按律应烹。锦衣卫早晚就到，逮大王去受烹刑。”

载埨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主意，被这番话吓坏了，天天站在楼上往外张望，看有没有锦衣衛来。终于有一天，嘉靖派来查案的司礼少监会同巡抚登门了。朱载埨在楼上望见司礼少监的红板车，以为是来抓自己去受烹，肝胆俱裂，立即自缢而死。妃子们和左右亲信自料也难逃一死，纷纷自缢，前后达五十余人。

朱载埨死后，徽藩被废，朱载埨的子女也被迁至开封，由周王严加管教。朱载埨生前最爱欺负读书人，败亡之后，知州邱嶅重修学宫，缺少建材，便把徽王府拆了，拿去给县学造房舍，也算是报应。

明制，亲王爵位由嫡长子继承，其他王子则例封为郡王。因此，在钧州还生活着许多郡王，而以徽王为主体和中心。朱载埨自杀，徽藩废撤，其他郡王却并未受到牵连，依旧生活在钧州，只是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出城不得超过三里。明朝末年，李自成转战河南。分巡大梁道李乘云以兵少难为，与知州和士绅商议，建议由民间出人，郡王出钱，大家齐心协力共克时艰。民间纷然赞成，十七家郡王却没一个响应。不久之后，李自城攻破州城，十七个郡王或杀或虏，无一逃脱，钱财也被洗劫一空。

四

满清乾隆九年，邵大业出任禹州知州，主持编修《禹州志》。写到载埨之祸，邵氏颇是感喟，叹道：“入不离宦官宫妾之手，出不闻师保弼直之言，此载埨之所以败也。”

在邵氏看来，载埨之祸，完全是教育失败的结果。此论诚然不谬。然而古今中外，以乱法作恶而致败亡的权贵不知凡几，且因其家境优裕，绝大多数都接受过良好教育，知书达礼，明习经训，但却仍然不能阻止他们作奸犯科，欺压良善。而在这些人当中，受教育最好、也最全面的，无疑是帝王子孙，尤其是太子，整个帝国最优秀的教育家都在围着他打转，教育他一人。然而稽诸史册，真正贤明的太子寥寥可数，反而是乖张狂谬者不胜枚举。西晋皇朝的太子司马遹即是鲜活例证，而司马家那些残忍嗜血、视生民如草芥的藩王们，更是无比生动的注脚。

因此，载埨们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教育，而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和资源。在人治时代，律法永远从属于权力，坚硬的司法遇到更硬的权力，无不温驯地化成绕指柔。既然在权力的庇护下做了坏事也没事，那为什么不做？难道为所欲为不开心吗？欺男霸女不快活吗？是即载埨们之所以肆其恶也。换作一个无权无势的贫贱子弟，偷只鸡就投入大牢坐三年，看他还如何作恶？

而载埨们之所以败亡，则在于他们的恶行超出了他们所掌握的权力的边界。权力是分等级的，也是分场域的，律法也只在相应的等级和场域之下才会柔软变形，提供庇护。比如，县令及其子弟作恶，只能在本县得到律法庇护，一旦恶行超越县令的权力所能达到的司法边界，上级司法就硬邦邦地出现了，邻县司法也会毫不客气地提出警告。所以，在历史上，载埨们最终倒台，往往是触碰到了更大权贵的利益并引起反感，于是动用更大的权力予以教训。

在人类历史上，权力最早的出现，是弱肉强食的结果，强者凭借他们的暴力或智力优势，而建立起对弱者的统治。随着文明衍化，权力的形态和意义也与时演变，当国家出现后，权力遂成为统治的工具。它既是抽象的制度，又是具相的法司，更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与等级体制的根基。国家是权力的总和，掌握了权力，也就掌控了国家。因此在专制时代，权力成为野心家们争夺的对象，并最终被物化，归统治者私有。统治者根据专制体系的权力规则，进行权力分配，构筑权力等级，最终形成复杂而严密的权力秩序。

而统治者推行律法，最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权力秩序，保障等级威严。载埨们闹得太过，不管是试图谋反，或是激起民变，无疑都会对帝国权力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所以必须严肃处理。至于小民，在帝国的社会分工里，小民就好比蚁群里的工蚁，存在的作用和意义就是供养权力体系里的各级权贵。如果小民被权贵祸害得太惨，必将破坏供养体系的正常运转，并危及权力秩序的稳固，从而不符合帝国利益。因此，作为帝国的所有者，帝王往往并不乐见大规模践踏小民的事件发生，一旦造成民怨并有失控的危险，便会立即抛弃肇事的权贵，以平息事端。如果天真地认为帝王制裁权贵是为了公平正义、天下苍生，并且相信帝王爱子民胜过爱权贵，那就是表错情会错意，真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倘若帝王真心爱护庶民，最好的办法，无过于赋予庶民抗衡权贵的权力，使庶民被权贵伤害时可以经由制度赋权而自保，而不必再去寻找青天大老爷，或者进京告御状听候圣裁。但是很显然，帝国的权力秩序和体制规则绝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在帝国的体制设计里，庶民权益的理想边界，是让他们在最小的治理成本下，以最少的个人所得，为帝国的权贵统治提供最大的供养。

在这样的体制规则下，宣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成为帝王维持权力秩序最便用的武器。它一方面提供了阶级平等的幻觉，使小民对帝国的司法体系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并对在体制内解决问题心存侥幸，从而放弃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又以万民之主的姿态告诫权贵势力，在帝王眼里，权贵与庶民并无不同，胆敢做出格的事，必将与庶民一样受到惩罚。

然而悖论在于，帝国专制体制的公权私有，必然导致权贵们的公权私用，并因制度设计之便，大规模进行资源掠夺和交换。司法体系作为帝国权力的一极，也不能自外于这种公权私用和权力寻租。而庶民在以权力为戈矛的伤害面前，又没有任何自保的能力，反过来又激励了权贵更加肆无忌惮地作恶。于是，帝国的载埨们便源源不断地出现了。而公权私有，又使权力得以通过制度保护而世代传承，于是贵族永远是贵族，庶民永远是庶民，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日益被堵死，社会也随之越来越失去活力，最终变成一潭看似波澜不惊、却可能吞噬一切的死水。

责任编辑：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