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颖，1969年出生于四川什邡。作家、编剧。曾在天涯社区、《成都晚报》等媒体任职。在《南方周末》《读者》《意林》《新京报》等数十家报刊开设过专栏。获得夏衍杯电影剧本大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和《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年度优秀作品奖。多篇作品入选各级教材和选本，并被中小学校试卷列为阅读题。已出版《小幸福》《借脸》《陪女儿看花开花落》《别不相信微笑可以救你的命》《爸爸妈妈的青春》等作品集十余本。现居成都，从事影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工作。

红糖醪糟

阿雅17岁之前都是随父母住在乡下的小学里。小学是先前一个大户人家的宅院改造的，虽历经了各种涂抹和拆建，但大体格局还在，显得既古雅，又深沉。特别是那些早年栽的花与树，虽然换了主人，还时不时会被萝卜白菜和鸡鸭来抢地盘骚扰，但仍是我行我素，该开花时开花，该结果时结果，把个小院装点得与普通农家小院完全不同。

后院里住着三户人家，校长伯伯和他的小脚老太婆算一家，小雅爸爸妈妈和弟弟算一家。还有一家，是一中一小两位光棍，中年老师姓文，早年犯过什么错误，所以谨言慎行，对每片树叶都保持着戒备;青年老师姓黄，爱说爱笑会吹口琴，常给孩子们讲各种故事，口若悬河，满嘴跑火车，孩子们因此更喜欢小黄老师。

这样一个小院，构成了一个不同姓氏的大家庭，老中青幼，四世同堂，虽然生活清贫，物质供应并不丰富，但大家相互照应，倒也还其乐融融。

小雅最喜欢星期天的场景：女人们大早开始洗被面和衣物，把个小院挂得彩旗飘飞，水香四溢，如果此时正好有阳光和风，小雅和弟弟就会灌一瓶肥皂水，在泛着阳光味道的被面和衣物之间追逐，吹出花花绿绿的泡泡，如同在山涧里自由嬉戏的小鱼。

男人们则分班，校长去自留地里挖菜，两个光棍负责到镇上去采买，爸爸则拴上围裙，把平时不常用的柴灶点燃，用竹编蒸笼和木桶，蒸一锅烟香味十足的萝卜饭。锅底烧上洋芋和四季豆，整个院子，一下子便色香味俱全了。

饭菜做好，放到院中央的桂花树下，两张课桌一拼，垫上报纸，放上爸爸做好的几大碗菜，再加上文老师和小黄老师带回的花生和酒，以及镇上饭馆里做的卤菜，月初是猪头，月底是豆腐，如果恰逢有大喜事或发了一笔意外小财，就还会多一两根猪尾巴甚至北京来的红烧猪肉罐头。

菜摆齐了，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坐下来。小雅的记忆里，这样的场景，总是有阳光的。风轻轻摇着桂花树，把细细的花撒在菜里和酒里。校长伯伯永远是先看报纸上有没有什么犯讳的图案，文老师和小黄老师永远会盯着酒笑，而小雅和弟弟的眼睛，永远在寻找桌上不多的荤腥，牢牢地把它们给定了位，只等校长伯伯一声号令，便把它们稳准狠地干掉。

这顿饭是老天对这群人的犒赏和安慰，仿佛是一场泛着花香的热水浴，一个星期以来所有的劳顿和郁闷，以及某些无法与人言的痛苦与烦恼，都在菜香酒气与笑语中化为无形。小雅希望这样的场景，能一直这样阳光灿烂地保持下去。

但这个愿望像她少年时代的许多愿望一样，如飘飞在风中的肥皂泡一样，保持不长久。

破碎，是从小吴老师的到来开始的。

小吴老师是刚毕业的中师生，照说本应该留到镇中学或中心校，但不知为什么，却被分到了村小来“锻炼”了。

村小多年没来年轻老师了，而且是个女老师。包括小雅在内，大家都非常高兴，而尤以那两位光棍老师为最。虽然他们搬进了更黑的一间库房住，他们也乐颠颠的，没有一句怨言。

即使按当年的标准，小吴老师都长得并不漂亮。淡淡的眉毛，小小的眼睛小小的鼻子，白皙的脸上还有几颗耀眼的小雀斑。与当时流行的苹果脸浓眉大眼粗辫子，有很大一段距离。但她不多言语，凡事以微笑应对，由内而外散发出一股恬静气息，再加上十八九岁女孩特有的姣好身形，足以把小院原有的气场扰乱。

与气场一起乱了的，是两位男老师的心。两个人不再像往日那般无话不谈到深夜，而变成是话到一半就若有所悟地刹车。凭着雄性动物天然的直觉，他们感知到对方对小吴老师的喜爱和向往。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试探性地向小吴老师发起攻势。

小黄老师的方式，是写诗。他把对小吴老师的喜爱，夹杂在半生不熟的普希金式的翻译体诗句里，既展示爱意，又展示才华。

文老师年长几岁，方式就含蓄得多。除了常刮自己的胡子之外，他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煮红糖醪糟，每煮一次，都說是自己馋了，但总是把大部分装进搪瓷盅里，放到小吴老师窗下，说是煮多了的，请她帮忙消灭掉，别浪费了。小黄老师故意放刁，说自己也可以帮忙，被他一推几米远，捂了搪瓷盅，脸红得如同关公一般，语无伦次地不知道该怎么推辞。

两个光棍老师像求偶的斑鸠一样斗来斗去。小院的例行聚会，也因为微妙的争斗而由多到少直至消失。像大多数面对眼前有多种机会可供选择的人一样，小吴老师陷于一种唯恐顾此失彼的纠结中——若论相貌与才华，当然是小黄老师先声夺人，而要论暖心与细致，当然要算文老师——他煮红糖醪糟水最勤的时候，就是小吴老师每月最难受的那几天，喝下那一盅泛着红糖与生姜以及醪糟香气混合在一起的糖水，她感觉冰凉而不知所措的四肢，有了温暖的力气，这是一种很好的感受。

就在她在帅哥与暖男之间无法抉择，恨不得两个都嫁的时候，小院里出了一件吓人的事：公社领导接到举报，说文老师有反动言行，几个民兵把他带到公社关起来，还掘地三尺地搜了他并不多的物品，逐件物品，逐篇逐句，正查反查，都没查出什么违禁东西来。这件事，完全打翻了小吴老师心中的天平。不独是她，小院中所有人，包括平时最喜欢听故事的孩子们，也把同情给了文老师，而把厌恶和警惕，给了小黄老师。

在别别扭扭过了半个月之后，小黄老师申请调去更偏远的点小，他走时，在门口碰到小雅，他忍不住对她说：“我说我没告过他，你信吗？那个人除了煮红糖醪糟，还有更大的本事，你们要当心！”

小雅只当是他不服气的气话，并没放在心上，只是看着他落寞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阳光尽头，像淹没进沼泽一样不甘心。

多年之后，校长退休，小雅的父母调进城，文老师考进检察院，一路升迁，辗转成为教育局长。他和小吴老师一直生活在一起，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女，就算再忙，他也会在妻子不舒服的那几天，给她熬一碗红糖醪糟水。

小黄老师当了作家，成名作名叫《苦肉计》，讲的是一个人用污告自己的方式博取女方同情战胜情敌的故事，后来还拍了电视剧，他也因此调到省城工作去了。小雅看过那剧，感觉就像是写当年小学校园里那点事，但她不是很愿意相信那是真的……

飯盒

我在报社上班时，有一位年轻同事小宇，与我一样，在搞新闻的同时，不务正业地喜欢文学，我们俩像在非洲偶遇的老乡，在不通语言的异乡，偶尔交谈一下，回味回味乡音，安慰一下孤独的心。

有天午饭时，我们又坐到一起，小宇说：“我刚看了你写的妈妈做菜的文章，忍不住大哭了一场。”

那不过是一篇回忆妈妈做凉拌猪头的文字，行文甚至有些自以为的幽默，怎么会惹得对方大哭一场呢？我表示困惑。

他说：“那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就没有吃过妈妈做的饭菜！”

“你妈妈……在你出生时就走了，你从没见过她？”

“不，她没走，我见过……”

接下来，他给我讲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我妈妈是个疯子，流浪到我们村。奶奶见她模样还算标致，就把她洗干净换了衣服，给我爸留下了。我爸自幼患病坏了一条腿，年过三十都没说上媳妇。奶奶想，如果疯子乖，就做媳妇，如果不乖，等她生个娃，就撵她走。留小不留大，村里有人家就这么干过。

一年后，就有了我，中途疯子闹的周折和笑话，自不必说，总之，把她留下来当媳妇的想法，是没办法实现了。奶奶于是找了个拖拉机，把妈妈哄上车，塞给她几个馒头和一个布娃娃，就把她送到了十几里外的乡镇。

但没过几天，妈妈就又回来了，以疯子特有的执着，跋山涉水，跳桥翻墙，更黑更脏地站在离奶奶不远的地方，直勾勾地看着奶奶手中的我。

这样反复了好多次，让奶奶最终失去了把她往外送的信心和力气。

这时候，我也一天天长大了，开始在村小读书。学校九十几个孩子，彼此都知根知底的，我是疯子生的，不仅不是秘密，而是随手可以用来打击我的武器。对我来说，妈妈不是妈妈，而是触碰不得的伤疤。

但妈妈却不管这些，她总会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干一些令我尴尬的事，或用乌黑的手捧几个山枣让我吃，或冲着笑骂我的孩子吐口水，或在不远的地方冲我花痴般地微笑……

而所有行为中，最让我无法接受的，就是她给我送饭。

那时候，村小没有食堂，甚至连代蒸饭的伙房都没有。离家近的孩子，可以回家吃，而远一点的，就早饭多吃一点，晚上早点回家吃饭，饿的话，就在小店买根火腿肠或辣条垫垫。我就属于这一类，在没看过别人所谓正常生活之前，我觉得人的生活都是这样，一日两餐，中间加一包辣条或薯片，也没什么不好。

但我的妈妈，并不同意这点。从我进学校开始，就在为我的午饭打主意，于是，我的噩梦，便一个一个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每天中午，下课铃一响，就能看到妈妈端着一个不知从哪里捡来的铝饭盒，那饭盒像她的脸和手一样脏兮兮的，泛着黑色的油光，盒子里究竟装着什么，我从来没有看清楚过，因为每次见她，我都像见了瘟神，唯一的反应就是逃，撒开脚丫子，翻墙越户，没命地逃。我实在太害怕听到那几个讨厌鬼同学扯着怪哭嗓子喊：“小宇宇，吃饭饭喽！”

据看过饭盒的同学们说，那饭盒里有时是泡饼子，有时是汤饭，有时是菜叶，有时是黑漆麻古的糊，有时甚至能看到青蛙死不瞑目的头。这些东西，不知来自哪里，我也不愿意去深想，反正不可能来自什么正常的地方。

很长一段时间里，午餐成为我的噩梦，我不仅要忍住饥饿东逃西窜，还要忍气吞声听同学们幸灾乐祸的笑闹，为此，我不知吵了多少嘴打了多少架，我在心里恨疯子，恨给我疯子妈妈的老天爷，恨讥笑和嘲弄我的所有人。我多希望疯子不再往学校送饭，为此，我甚至祈求老天爷刮风下雨打雷下雪，甚至希望疯子摔伤甚至死掉。

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即使老天爷偶尔开恩降下一场大雪，但仍不妨碍她端着一盒冒着热气的东西，嘴里鼻里喘着粗气，头发和睫毛上挂着冰凌，笑呵呵地扑将过来。这时，她的脸和手，不再是黑色，而变成鲜艳的粉红……

老天爷靠不住，只有自力更生，去阻止这个噩梦的延续。

读四年级的某一天，心里估摸着不再那么害怕的时候，我决定主动出击。

那天，我悄悄寻到疯子住的山洞里，将她用来煮东西的锅砸烂，三块石头垒成的灶踢平，还把我见的次数最多并深恶痛绝的铝饭盒，踩成一块平板。疯子当时正好不在，我的突袭行动高效而顺利地完成了，我想，疯子和她那些可怕的食物，再也不会来骚扰我了！

然而，老天爷并没有让我得意太久，第二天中午，下课铃响起的时候，熟悉的场景又一次上演——头发蓬乱、手脸黑黑的她，又一次捧着一盒热气腾腾的东西，笑嘻嘻地从远处跑来。唯一不同的，是那个被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砸平的饭盒，局部恢复了功能，天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在讨厌鬼同学们拖着嗓子喊的“吃饭吃饭”声中，我奔逃着，发誓要离开这个令我难堪和痛苦的地方，越远越好。

在我寻死觅活的要挟之下，父亲终于答应让我进城读书，虽然路程远了很多，还要住校，但一想着能逃离疯子，以及由她带来的不愉快经历，我就兴奋异常。

住校半年之后，我听说疯子死了。我对此的感觉，是如释重负。总觉得于她于我，都是一种解脱。这种感觉保持了很久，直到有个亲戚告诉我说疯子是饿死的，我才感觉到惊异——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她能做吃的，虽然并不十分干净，但至少是能填肚子的。如果说是死于肠胃炎，我倒更愿意相信一些，但饿死，有点玄。

那亲戚说，那些食物，是为你做的。你在时，她每天做，也能跟着吃一点。你没在了，她做了也没意义，就不做了……就饿死了。

亲戚的这句话，像一大片乌云，塞到我心中，第一次对疯子，对那个我一直没承认过但的的确确是我的妈妈的可怜女人，产生了愧疚的感觉。我甚至为当初的奔逃，发自内心地追悔起来——曾经，有上千次机会，我可以停下来尝一口她做的东西，那样，我也不再是一个从没吃过妈妈做的饭的可怜孩子，但我都逃走了。

那天，我专程跑到砸锅的小山洞，想找到那个饭盒。

但山洞已被清扫了，什么都没留下。

仿佛那个烂饭盒和我的疯妈妈，从没来过……

山楂酒

一位在商界頗为成功的兄长，某日酒酣之际与我聊天，说：“先前我也是喜爱文学的，在25岁之前，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调进文化馆，搞专业创作。”

“那后来为什么又没搞了呢？”

“这一切，与两瓶山楂酒有关。”

兄长想是已喝到想说心里话的地步，于是给我讲起了这个影响他人生走向的小故事。

在很多年前，兄长中师毕业，被分到乡村小学当老师，在离城几十里的村小学过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日子。白天有孩子在，忙进忙出，倒也还好混;晚上，整个校园人去房空，他只能在校园中听自己的心跳。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看书，书看得多了，就忍不住想写点什么。写出来，不给人看，心里更憋闷得慌，于是照着书报杂志的地址，投了出去。虽然多数都是泥牛入海，但偶尔也有漏网之鱼，意外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广种薄收，久去久来，倒也发表了不少作品。

作品一发表，难免梦就多了起来。关于创作关于人生关于未来，各种切合或不切合实际的狂想，便在脑中开始萌芽和疯长，他开始把自己脱离眼前这个孤独的工作环境的希望，寄托到了文学上。这在当时，也并不算什么奢望，在当时，就是黑板报办得好一点，调进城里好学校的几率都更高一些，何况在省市报纸上发表作品？县里有两个农村文学青年，就是因为有作品发表，不仅转了户口，还被招进了文化馆搞起了“专业创作”。相比于他们，自己调工作的难度似乎更低一些，而自己的创作潜力，显然还高得多。

于是，朝着文学青年们向往的龙门，他开始跃跃欲试。

当时的文化馆，跟现在的冷清可不一样。那时爱好文学喜欢写写诗歌和散文的小青年，跟当下喜欢打游戏的孩子差不了多少。诗人、作家的名衔，跟后来的偶像与明星，有得一拼。一位诗歌爱好者，冒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的名，走州吃州，走县吃县，游历了半个中国，还收获了无数段爱情，直至遇到诗人本尊，才败露。足见当时世风，对文学的尊崇场景。

文学艺术受追宠，那文化人聚集的文化馆，自然也就不同于他们自认的“清水衙门”，有人抬的轿子，自然不会冷清。许多文学青年将那里视为殿堂，恨不能见到门口烧水的大爷都叫老师，撞上门柱子，都要鞠躬，想调去搞专业创作，是自然得不能再自然的事情。

我的这位兄长，像繁殖期将至的马哈鱼，开始向着不知深浅的崖壁，冲了上去。

当时，“走后门”已经悄然开始流行，恰逢他正好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作品，得了一笔与工资相当的稿费，大约50元，于是他决定进城，以报喜的名义，去文化馆走动一下，先混个脸熟，再说其余。

这种目的性极强的交往，与兄长的价值观是有抵触的，但一想想人去楼空之后的校园中那深不见底的寂寞，和比寂寞更黑暗更无望的未来这路，他一咬牙，决定干。相比那些为回城而向领导抛媚眼甚至投怀送抱的，他觉得自己这点卑琐，倒也还算是光明正大。

50元钱对他来说算是个大数，但对于商店却不算。虽然那时县里最大的商店，卖的东西没有现在一个小超市品种门类多，但让他那50元钱显得捉襟见肘，倒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他在橱窗里左选右看，权衡再三，终于选中一种商品，商标上印着漂亮的红果，里面装着紫红液体，煞是好看，而且价格也合适，25元一瓶，正好买两瓶。

拎着那两瓶小城里并不常见的漂亮果酒，他来到县城公园里的文化馆。这里梦里梦外都来过好多次了，门道并不陌生。虽然与馆长并不太熟，但不妨碍他找到办公室，敲门进去，自报家门，把发表的作品样刊与山楂酒，小心翼翼地放到馆长的办公桌上。

馆长五十来岁，一副电影里老军人的样子。他看看桌上的东西，再看看面前这个身子不知该坐还是站，手足不知道该怎么放的年轻人，明白了他此行的目的，是想讨好自己。而在不知道对方底细之前，他是不愿意给对方这样一个机会的。

“你这是干什么？”

他的语气像个冻硬了的馒头。

“……我……我发表了……作品，全凭文化馆的引导指教，所以，和您……分享一下……喜悦……”

平素文采飞扬的兄长说，那是他这辈子说过的最艰难的一段话，每说一个字，就像拔掉一颗牙。

经过几番推送，馆长不再推辞，而是一脸正色地告诫他：“下不为例！”

到此，兄长的心算是放到肚里，此行“混脸熟”的初步目的，已经达到。

就在他告辞退出馆长办公室，跨过天井往外走的时候，高潮来了。馆长从办公室里踱出来，举着两瓶山楂酒，如对天盟誓一般用戏腔念道：“各位老师注意，兹有我县××乡××小学教师，文学爱好者×××，送来山楂酒两瓶，先暂存我处，等哪天聚餐时拿出来分而饮之，现周知大家！”

这段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的表白，引来人们含义丰富的眼光，箭雨一般从各个办公室的窗户上泼射出来。

仿佛是干了滔天坏事被人曝了光，兄长逃也似的跑出了文化馆，正午阳光灿烂的天变得像深夜一样的黑。

事隔多年，兄长回忆：“那位馆长，也许是想向文化馆的同仁们自证清白。但并没考虑送礼者的感受。当然，想拉关系走后门，固然是一种卑琐举动，但对于一个渴望改变命运的小人物，你有必要这样去羞辱他吗？”这样的场景，颇有点像电影中穷老婆子把家中唯一的母鸡送给官老爷，官老爷嫌礼轻，掷还出来，并严责其行贿。而事实上，老爷却是人神尽知的贪官。

自那以后，兄长再没去文化馆，甚至听到文化馆三个字，就会想起那天的场景，又羞、又怕、又恨。

再后来，他参加了公招考试，他面前有三个志愿，一个是文化、一个是工商、一个是检察院。如果换以往，他会毫不犹豫地选一，而有了那次山楂酒的经历之后，他迟疑再三，最终选了检察系统。在他考上之后去报到的第一天，就碰到正在查文化馆的贪污案，他相信，这与他那两瓶山楂酒无关。

但他的命运，却因为山楂酒，发生了一次逆转。他从此与他喜爱的文学绝缘，开始去当检察官，又在后来的工作中，与各种原本永远都不可能接触到的经济法律发生关系，并发现自己在经济方面的能力，就下海做生意去了。世间从此少了一个拈须发天问的诗人，而多了一个叱咤风云的商界精英。

这一切，皆因山楂酒而起、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