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舒琴

东乡孩子的见识不多。尤其是我，更少。除了跟着父亲的脚踏车穿行于四散在东乡角角落落乡村小学的游历外，基本没有出过远门。

而且，童年的我不记事。除了斩肉（东乡话，即肉圆）担子和麦芽糖货郎担子来了，我跺脚喊爷爷拿钱的场景印象深刻外，其它的都颇为模糊。

尤其，五岁之前的事情更没印象。或许这就是普通人和聪慧人的区别。大凡成就大事业的人，天生都有“异禀”。

比如，我的文学偶像赛珍珠。当她人到中年撰写自传时，对五岁前在清江浦传教士家的院落里的花草、趴在大门底下隔着缝隙看到的各式行人的脚都记得非常清晰，甚至，她四岁时就能用双语唱《上帝爱我》的记忆都在。

无独有偶。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也是。他五岁跟随父母离开日本客居英国，唯一和日本的联系就是爷爷每年定期给他寄来童年时爱读的刊物和美食。他写过很多出名或不出名的书，最终却凭藉着包括《远山淡影》在内的以日本为背景的系列作品拿下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本关于母国日本的书以及自己最终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居然也是拜五岁时留下的日本记忆所赐。

但老街除外。“上街”，或许就是五岁前的我对“外面世界”最强烈的向往。

东乡老街有多少，童年的我不清楚。甚至，小时候跟着父亲无数次来来往往于石桥，都不记得石桥乡有没有老街。当然，很少踏足过的丁岗乡更是。唯有大港、儒里、大路三条老街记得，熟悉。

大港老街，因为常有庙会集场，很多次跟着大人去过。印象中，几条纵横的石板路，两边都是高墙深院，还有恶狠狠的狗吠，犹如迷宫。“东洋庙”“二月八”“王日观”等等，一个接一个的庙会，吹喇叭，抬轿子，唱麒麟，舞龙，热热闹闹。人多，只敢紧紧拽着大人的手，迷迷糊糊，亦步亦趋地跟着。

颇为有趣的是，这几个“记忆深刻”的庙会的真实名字，成年后弄明白时才发现完全牛头不对马嘴，尤其最后一个。我长在大路，在东乡，被称作“潮（东乡音念‘早）乡”;而大港，则被称作“山里头”。潮乡话和山里头话相去甚远。几个庙会实为“东岳庙”“廿月八”“华阳观”，都是东乡境内颇有来头的寺庙道观。但直到今天，我依旧没有弄明白，在东乡人的口语中，为什么“华阳观”里的“华”被念作“王”，而“华山畿”的“华”则被念作“我”。

当然，大港老街的趙氏尤其是东乡名人赵伯先的故事，都是念书后学历史才知道的。大港赵姓的历史，几乎就是大港老街的历史。北宋王朝的覆灭，赵姓宗室的一支南迁临时在东乡歇脚，才有了最初的大港老街。童年记忆中，大港老街上，老宅之纵深，店铺之林立，商业之繁华，当是东乡老街中最奢华的。东乡文化人赵金柏老师曾经手绘过一幅“大港老街图”。我看过。活脱脱一幅东乡“清明上河图”。

儒里老街，因为父亲在附近几所学校教过书，我有机会游荡。那时的乡村小学都是“复式班”，教室在一座破旧但还显气派的寺院大堂里。学生分几拨坐着。老师先给高年级的学生上课，上完课的学生写作业，作业写得快的可以出去玩。然后，依次给低年级的学生上课。高年级的学生常常领着我，天马行空，横冲直撞。父亲有几位同事就住在老街上，我们也因此常常被邀到某家去吃饭。也有轮流吃家长的“派饭”。从大人们的交谈中知道，儒里老街的人家几乎都是当时正被批判的“封资修老大”朱熹的后人。“儒里”二字，是清朝某位微服私访的皇帝所赐。而儒里所在的姚桥乡，也是唐朝某位宰相之后集聚的地方。

匪夷所思的是，时隔经年，对儒里老街最清晰的记忆，除了老街拐角处的一个肉店和那位始终围着油腻皮围裙的卖肉人外，就只有一户临街人家，一条瘸了腿的板凳上坐着的算命先生和穿着蓝布棉袄的主家婆婆。算命先生斜倚着探路的竹竿（常有专门人牵着），抬头，掐指，翻着几乎占满眼球的眼白，喃喃自语，主家婆婆诚惶诚恐地听着，那模样，恍如昨日。

大路老街则不同。没有名门望族集聚，也没有写在纸上的厚重历史。但童年的我，几乎每天跟着爷爷逛老街，偶尔，也会被派去买一些日常用品，再加上后来也是上学的必经之路，即使闭着眼睛，我也能准确地说出某个店铺的位置、某个店员的长相和声音特色。酱园店里的甜甜的萝卜干味和酱油味，食杂店里五彩亮闪的糖果，百货店里的雪花膏、花手帕、小人书，布店里那推来滑去、夹着纸币的铅丝，都是能够引得我长时间“望呆”，甚至“流口水”的由头。

这场景，在上世纪90年代，在贵州天龙屯堡的一个食杂店柜台前，有过。那是一个深秋的早上，我离开团队，独自踟蹰在石头堆砌的村落巷弄里。转角处，邂逅了一位踮着脚、扒着柜台张望的小姑娘，约莫四五岁光景，不觉心生怜惜。我蹲下来，掏出背包里的零食，全部给了这屯堡的孩子。只有片刻的迟疑，孩子欣喜而害羞地拿下了。小手捧不住，我教她用衣裳角兜住。

当然，我的童年老街，没有这样的偶遇。但老街深宅大院里飘出的香味、新潮的理发店主的服饰、深巷里录像店里的诡秘氛围，于彼时童年的我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说到大路老街，不得不提老街东边的学校。上世纪80年代，那所普通的大路中学，曾经创下了老丹徒县域里高考史上的辉煌，不能说绝后，但绝对是空前。两个补习班，100多名学生，都是上一届的复读生，来自丹徒全境。受已经上了大学的同学鼓励，已经女承父业、当了一学期多的乡村教师的我，也于1983年2月底毅然插入补习班，3月是预考，7月便是在谏壁中学的大考。那一年，两个班仅有个位数的落榜生，达线率和录取率之高令人惊讶。这一次骄人战绩，不只改变了百余农家学子的命运，而且，几位任教老师也因此实现了华丽转身，有的进了机关，当了全县教育部门的掌门人，有的则成了镇江名校的名师。

比起徽州大地随处可见的老街，东乡老街原本就不多，也就几十年的光景，剩下的已经更少。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包围下，这些散落在东乡一隅的老街，这些承载着一代代东乡人关乎故乡记忆的老街，已经没有了曾经熙来攘往的身影，也没有了曾经热热闹闹的烟火味。

离开了东乡，离开了老街，记忆竟变得顽固，甚至栩栩如生。回到东乡，不知不觉地，总会一次次造访老街。踏着支离破碎的老石阶，看着老屋顶上瘦弱的野草，注目转角处行将倒塌的旧墙，一种苍凉感顿生。

老街老了，破了，寥落了。但老街在游子心中烙下的印痕，刚褪去，却又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