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 邱丽花 蒙媛媛

摘 要：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乡村振兴参与主体的缺位弥补，返乡农民工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研究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以资源流动为本底，在乡村产业、文化、治理、生态、农民增收等方面具有一定成效，但也存在聯动不紧密、联动质量不高等问题，必须夯实产业发展动能基础，推动设施均衡化;丰富主体，强化联动合力;健全机制，优化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创业服务;联合共建，整合优质资源，不断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创业;乡村振兴;联动机制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6.015

[中图分类号]F323.6;F2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6-0091-0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速了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向乡村的流动和集聚，推动了农民工返乡创业，逐渐形成乡村范围内的人口红利，“三农”发展更为具体、更为深化。本文研究的返乡农民工是指“离土又离乡”，在城镇工作过的，积累了一定技术、资金、阅历等回到户籍所在地的农村户籍人员。返乡农民工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是乡村建设的有益主体回归，具有现代性、创新性等特征，因而探讨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深远意义。

一、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建设现状

（一）全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现状

农民工返乡通常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综合其他学者观点，并结合农民工返乡动机特点，对农民工返乡历程可以划分为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倒逼回流期（1992—2002年）、城乡一体化下的政策引导回流期（2003—2007年）、金融危机下的被迫回流期（2008—2013年）、“双创”背景下的主动回流期（2014—2016年）和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加速回流期（2017年至今）几个阶段[1]。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城乡资源流动速率加快，农村资源实现更大程度的出村进城，同时吸引着乡村建设主体——农民工的回归，人的回流带动起乡村范围内的创业，促进乡村产业、文化、生态资源有效整合。近年来，我国农民工返乡数量增长较快，农民工返乡创业数量也有较大增长。据有关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和广西农民工总量都出现了负增长，分别下降1.8%和2.3%。全国农民工返乡创业数量从2015年累计超450万，增长至2020年的850万。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一是农民工年龄结构的调整;二是农民工流出地吸纳就业能力的提高，该吸纳能力既包括返乡农民工所在地就业机会的增长，也包括农民工返乡自主创业的自主吸纳和主动吸纳（为其他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调查中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在内容和模式上有了较大变化。创业内容从传统的创办工厂、发展餐饮、种养业、向种养加一体化、产供销一站式、农文旅高度融合转变，其体现出创新性、数字化和智能化等特点。创业模式由生存型、模仿型、机会型向兴趣型、创新型、职业需求型、价值实现型等转变，同时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支持力度也逐年增强。

（二）广西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

1.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特征。针对415个农民工返乡创业样本的调查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以男性为主，文化程度以高中、大专程度为主，年龄主要集中在31—50岁之间，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主力，弥补了乡村建设主体的缺位，从事的行业以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为主，制造业次之。返乡创业主要受建设家乡、便于照顾老人、家乡创业机会增多、方便子女教育、政府惠农扶持政策等原因驱动，依托外出积累的创新能力、资金实力、社交网络建设能力等条件回乡创业，具有发展主动性、积极性和结合多渠道信息和独立思考决策的能力。乡村青壮劳动力的回流将有可能形成带动乡村建设的一股中坚力量。

2.农民工返乡创业类型。广西农民工返乡创业类型包括开办企业、组建合作社、建立家庭农场等。目前，广西荔浦市、昭平县、宜州区、横州市、灵山县和融水苗族自治县等6个区县荣获“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称号，其中荔浦市支持鼓励创业者带头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目前农产品加工企业有315家，受益农户达1.38万以上。昭平县、宜州区和横州市依托农民工创新创业园区，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重要支持，推动优势主导产业发展，带动当地就业。灵山县大力发展“互联网+”产业，大力推动电商创业，打造地方品牌，促进农民增收，现有县级创业孵化基地11家，入驻企业超300家，带动就业千人以上。

3.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环境。在资金安排上，广西相关创业扶持资金连续几年超亿元以上。在金融服务方面，加大担保贷款发放力度，2017年广西有6 801人获得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总计6.74亿元，2018年全国首个农民工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在广西诞生，有超33%的受访返乡创业农民工表示接受过信贷扶持服务。在创业培训方面，注重提升创业者专项技能水平，近年来，全区各部门每年组织开展的各类职业技能培训超10万人次，有超66%受访者表示接受过创业培训或技能培训。在创业平台建设方面，建立农民工创业园，促进创业和带动就业。目前，广西建立有农民工创业园38个，已成功入驻620多家企业。

（三）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

1.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传统的小农生产被称之为在有限资源和有限理性下的最优决策，而农民工返乡创业则是打破小农户“有限资源”束缚，相对理性的对乡村产业进行二次深度探索和决策，具体表现为在产业内容和规模上的创新，对产业链条进行纵向延长和横向拓展，乡村产业的规模化、组织化、品牌化、信息化等程度不断提高[2]。伴随着“双创”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国家出台的各类惠及返乡创业者政策提高了对返乡农民工、大学生、科技人员等群体返乡入乡创业的吸引力。在乡村创业逐渐形成大趋势，创业总量将实现较快增长，并将大力推动乡村产业的兴旺。

2.促进乡村社会综合治理。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在乡村治理结构中处于重要位置，创业行为在工业社会和乡土社会的场域叠加状态中进行[3]，创业者需要协调好现代工厂制和圈层社会关系，应而更具有权变思维，拥有更令人信服的组織管理能力，能够成为乡土社会治理的精英，推动乡村治理[4]。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收入往往较高，社会地位得到彰显，其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威性得到提高;创业能有效带动村民就业形成规模化组织化效应，通过生产管理实现对村民的管理。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的下乡、留乡，促进城乡资源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

3.稳定和提升乡村发展效益。大批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利于创造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个人收益体现在收入提高、家庭关系和睦和个人成就感等方面，减少“留守”及其衍生的农村社会问题。社会效益则表现为能有效拉动农村的投资和消费，激发乡村商品经济活跃度，弥补乡村生产要素不足等方面[5]，同时能带动就业。据中国政府网有关数据显示，2020年，平均每个返乡创业创新项目（包括农民工返乡创业）可吸纳6.3人稳定就业，17.3人灵活就业。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特征分析

（一）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关系的逻辑前提

1.宏观政策战略动因。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能够提高宏观政策在农民工返乡创业领域形成较大的“从乡村中来，到乡村中去”式的激励效应，同时能充分发挥乡村“蓄水池”作用，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作为“本土主人”，其回归是坚持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本底，对社会关系网络的更新和创造，在创业过程中凸显发展成效，助力乡村全方位振兴。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关系和效果进一步显现，能为政府相关部门推动全国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依据，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2.资源流动市场动因。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通过资源载体完成互动动作，遵循“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市场资源集聚——助力乡村振兴——反向推动资源流向乡村——支撑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良性循环关系，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行为结果嵌入于乡村振兴机理结构，具体表现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带动市场资源的流动，形成资源的溢出效应，激活农村资源，提高乡村资源利用率、效率性。

3.生产力微观协同动因。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是拉动乡村振兴的三个引擎，农民工返乡创业则是连接三个引擎的重要中介，通过加强三者联系，能弥补传统农村产业规模小、信息获取能力低、社会网络不健全等缺点，提高乡村产业的可识别性、可获得性、可沟通性和产品的竞争性，从而提高乡村振兴建设主体整体实力[6]。同时，农民工返乡创业上能连接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下能联系农民，能有效促进利益连接机制的健全和完善，能在乡村治理、文化传承、生态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农村社会问题动因。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乡村振兴的建设主体回归，具有自主回归和带动回归的双重作用，通过创业解决自身就业收入来源问题，同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降低农村人口迁移的推力作用，提高乡村就业机会，留住青壮劳动力，有效缓解农村“三留守”“空心村”“空壳村”等问题[7]。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利于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将提高农村人力资源存量，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实力和潜力，促进城乡资源、文化等的交流互动，健全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凝聚乡村振兴合力。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关系具体表现

1.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产业振兴。柳州市柳江区土博镇P村返乡创业农民工胡某，种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兼任某科技网络公司主要负责人。胡某返乡创业致力于打造广西五彩椒供应链，提供“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服务。合作社主营五彩椒种植、育苗、加工、销售等业务，现有8名成员。科技网络公司是一家以土博五彩椒全产业链经营为主体的创新型农业企业，现有6名员工。胡某的创业对乡村产业振兴产生了重要作用，一是有效带动当地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在合作社的带动下，当地五彩椒种植面积达5 000多亩，年产量达750万公斤，年产值3 000万元。二是提升当地产业发展实力。合作社和公司为当地村民提供种植技术指导，提高农业生产风险抵抗能力。三是创新乡村产业发展形式，积极响应“互联网+”行动，将电子商务应用到产业发展中，科技网络公司为合作社和当地农户提供线上销售服务。四是提高土博彩椒的品牌建设能力，目前经营产品注册的商标有3个。五是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合作社积极举办各类推广宣传活动，提高乡镇产品知名度，有效带动餐饮业的发展。

2.农民工返乡创业与生态振兴。北流市大伦镇Y村返乡创业农民工李某，依托优势生态资源，发展生态循环产业。李某采用种养结合和套作的方式，建立生态循环种养基地，如百亩油茶套种中药材、百香果，通过采用挂网技术，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可溯源体系等方式打造无公害高品质百香果示范基地，百香果产品获“广西名优农产品”荣誉称号;通过开展立体式种养，巧用羊粪，发展农牧循环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建立畜禽现代生态养殖场。李某还将生态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开发科普教育、农事体验等旅游项目。立体循环种养技术和模式得到积极推广，李某曾作为乡土专家和科技特派员到生产一线进行技术指导，组织村民开展生产技术培训。农民工返乡创业利用生态绿色生产方法、技术或模式，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形成生态保护意识，规范乡村生态行为，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反之生态振兴，又能极大推动乡村产业“绿色效益”的释放。

3.农民工返乡创业与文化振兴。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镇L村覃某与妻子二人在外务工8年，在乡村振兴号召和家庭原因双重作用下，于2018年返乡。覃某的妻子回乡后，组织文艺队，传唱三江侗族歌谣。在“三月三”庆典上，带领芦笙队伍到柳州市区参加千人芦笙踩堂、千人多耶唱和谐、“三月三”坡会等活动。覃某从小练习书法，春节期间为村民免费写春联，同时带动村里青少年练习书法。覃某为了传承传统的酸鱼酸肉腌渍工艺，建立加工作坊，逢节日民俗活动，作坊手艺工人的制作工艺成为一道靓丽风景线。在覃某的鼓励下，其姐姐于2020年返乡创业，创办民族服饰工作室，传承民族服饰制作工艺，传播民族文化。农民工返乡发展文化产业，不仅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同时也传播民族文化，巩固乡村文化根基，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巩固又激发了创业者的创业热情。

4.农民工返乡创业与组织振兴。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X村刘某于2011年成立茶业公司，以古树茶、野生茶种植销售为主，目前公司注册商标4个，获得专利证书14项。刘某与农业局等相关政府部门联系紧密，公司至今累计获得1 000多万元的政府信贷扶持。公司通过构建大型产销网络，利用“公司+基地+收购点”的模式，解决农民生产技术管理和茶叶销售问题。公司鲜茶叶的收购范围覆盖融水11个村屯，近430户农户，与华南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有科研合作，同时与当地六家合作社签订合作协议，与工商联承办大学生资助帮扶活动，资助了数名大学生完成学业。刘某通过自主创业，丰富乡村组织结构，增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乡村的联系，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有利于营造和谐有序的发展环境，拓宽乡村发展前景，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

5.农民工返乡创业与生活富裕建设。桂林市灵川县潭下镇J村张某，成立了生态农业公司和合作社，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经营模式运营公司和合作社，成为该县女性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典范。公司经营土地面积1 500亩，合作社经营土地面积4万亩，主要种植沙糖桔、沃柑、橙子等，带动2 500人次就业，人均年增收2.4万元。公司和合作社与其他大型超市建立合作关系，建立产学研机制，邀请科研专家对公司和合作社成员进行培训，提高农民技能、管理水平，实现了产品40%自销，30%供应给河马生鲜、百果园、大型超市，10%线上销售，20%卖给收购商。公司和合作社获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称号，公司基地被授予“全区巾帼科技示范基地”称号。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周边村民开展同类型生产，或发展衍生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另外，农民工返乡创业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创新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民收益。乡村经济得到发展同时又能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形成吸引机制，两者互相促进。

（三）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构建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有着拉动农村经济、推进农村建设、推动农民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通过资源中介体，搭接联动桥梁，从而发挥联动作用，形成互动自反、互为促进关系，具体如图所示。

农民工返乡创业受创业环境影响，创业资源的多寡营造了不同的创业环境。创业环境包括农民工年龄、学历、劳动力数量等在内的人力环境，创业者财富实力、银行的创业扶持、投融资渠道、租金、原材料价格、基础设施等在内的经济环境，政府的创业资金和项目扶持、政府监督管理、税收优惠政策、创业手续办理和创业服务平台等在内的制度环境，政府、企业、协会、科研院校、商家等在内的社会关系网络环境，创业培训、创业交流、创业氛围、本地企业扶持、家庭和谐关系等在内的文化环境。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制度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等建设，有利于优化农村创业环境，增加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机会。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以产业为基础、经济和人力为保障、市场关系为支撑的行动计划，该群体的返乡势必会增强乡村的资源实力，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整体来说，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是互为基础又相互促进的关系，高质量的乡村振兴促进资源的高效聚合从而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而农民工返乡创业则能带动资源集聚从而推动乡村振兴。

三、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联动机制建立的驱动力不足

不同创业产业类型，有不同的生产需求，双向的信息上传下达、下传上达机制不完善，影响着创业者的创业质量。乡村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政策供给与农民工返乡创业实际需求存在不对称或覆盖面窄和“一刀切”问题，加之政策的不连续性以及落实的滞后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乃至整个创业群体产生的波动性，特别是对以农业为核心产业的创业影响更大，突出表现在用地等问题上，因而动力机制受到影响。例如，柳江土博镇发展五彩椒产业的创业农民工表示，五彩椒产量规模与日俱增，但水利基础不完善限制产业进一步发展;临桂区六塘镇发展火龙果、百香果种植和加工产业的农民工表示，加工产业用地难获批，发展用地难落实等。

（二）聯动机制的建设主体缺乏组织性

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存在组织领导不健全，群体间互动不密切等问题。一是缺少统一的组织管理，缺乏专业性、权威性的组织化领导，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对于其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定位认识不清，自我效能感、成就感、自豪感、归属感等受到影响，造成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的角色障碍及沟通障碍。二是缺乏组织群体间的互动，缺少交流对话合作窗口平台，未形成以返乡农民工创业者为主的创业联盟，同时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也是阻碍创业农民工群体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

（三）联动机制的要素保障能力薄弱

目前出台的政策在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激励上，最直观、最直接的为资金的奖补，然而实际上受益面窄，覆盖人数少，且各地由于财政、发展重点等不同，资金奖补对于创业农民工的支持存在区域差异，受惠创业农民工又多为各地辖区内具有较大影响力或优势的创业者。此外，申报奖补资金的材料多、手续繁杂、周期较长。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效果的宣传上，未形成围绕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的宣传推广机制。乡村产业发展伴随着较强的周期性特点，农民工土地相关权利受到一定影响。人力资本培训的培训数量、内容、专家相对于实际需求还远远不够。

（四）返乡创业农民工对外交流渠道存在障碍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渠道障碍，表现为市场性关系网络不健全，平台搭接不完善等，乡村资源信息传不出去或传播范围窄，传播能力弱，市场信息传不进来，双向信息传递不畅。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实际需求，未建立起了解渠道，创业者了解相关政策信息能力有限。受综合文化素质和互联网使用能力较弱的限制，创业者对于政策文件的理解和解读水平有限，政策文件的含义和内容未能及时在创业群体中传播，信息传递具有滞后性和延迟性。

四、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机制的优化路径

（一）夯实产业发展动能基础，推动设施均衡化

积极构建乡村产业基础发展动能机制，注重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的有机衔接。基于“产业——生态——文化——生态——增收”维度，强化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基于水电路讯等内容，采取差异化政策倾斜，形成“政府主导、创业者为补充、农民为辅助”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系，突破关键领域、重要环节阻力，全力优化创业环境。注重加强脱贫县农民工返乡创业环境建设，充分发挥脱贫县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积极作用。

首先应做好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工作，夯实乡村创业产业基础。结合市场需求及国家政策要求，依靠地方资源特点、区位条件等，发展壮大优势产业，优先支持围绕地方主导特色产业的创业。其次是做好创业引导工作，利用好项目引擎作用，优化创业行业布局，奠定创业的市场基础。最后应做好设施保障，推动基础设施均衡化。基于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积极引入物流设施、生态环保设施、互联网大数据智慧设施等，建立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同时鼓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公共服务项目等外包给具有建设资质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政府相关部门做好管理监督工作，并定期对项目进行跟进。

（二）丰富主体，强化联动合力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基于地方关系网络对乡村资源的开发改造和再造，关系网络的丰富性和完整性能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带来积极影响，政府、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的加入，可带动乡村发展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社会资源等的积累，能显著提高农民工创业群体的组织性。因此，可以通过丰富主体，健全创业关系网络，达到增强农民工返乡创业实力目的。

应立足地方特色产业，打造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创业联盟，通过集群行动，调整个体行为、启发个体决策，达到共同成长目的。采用“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企业”的发展模式，在群体间互动过程中，发挥聚集反馈作用，形成模仿、示范和调整机制。鼓励建立战略联盟，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向前端和后端产业链延伸，积极打造乡村全产业链。采用“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企业+政府+银行+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的发展模式，通过多主体参与，提供“物力+财力+智力”服务，提升资源凝聚力和整合度，有效提升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核心竞争优势。积极建立“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云平台+专家团队+政府”模式，搭建返乡创业群体与高素质智囊团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桥梁，通过云平台提供及时、实时的专业知识服务，同时加强创业群体与政府部门的沟通联系，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提高获取政策信息效率。

（三）健全机制，优化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创业服务

鼓励建立“市——县（区）——镇（乡）”农民工返乡创业三级管理结构，建立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会，搭建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管理部门的对话平台，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体系及激励、培训、保障等机制。

一是引入新元素、新资源，增强创业园区、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实训基地等平台的包容性。建立健全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体系，做好创业创新相关数据统计、多元主体参与的智库建设和创业信息服务咨询平台等建设。积极建立党建引领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谋发展机制，采用“党建+高校+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模式，与高校对接，建立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团队，为有相关需求的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创业相关资讯信息、各类申报申请材料咨询和辅助等服务。二是加大财政支持和减税降费工作力度并落实监督责任，拓宽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融资渠道，加强信贷扶持。建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防范机制，做好返乡创业失败应对计划和方案等，积极探索围绕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的创业保险。三是从创业者培训需求出发，提高培训的覆盖面，拓宽培训内容，拓展培训形式，同时提升培训团队质量。积极采用“导师制”模式，增强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创业培训的针对性。四是加强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用水用电等保障。

在建立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机制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的能动性，重点为其提供统计数据服务和交流平台搭建服务。一是市场需求统计数据，建立创业引导机制。二是政策导向统计信息，增强政策普惠性。三是创业服务统计信息，优化创业环境。四是建立多部门多主体联动机制，通过主体的丰富，驱动资源发挥更强的集聚效应。五是建立人才数据库，增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智力支撑和决策参考。

（四）联合共建，整合优质资源

联合农业农村、人力资源保障、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组建农民工返乡创业云平台，加强部门之间信息的互通，推动各部门资源的有效整合，并及时反馈到相关主体。联合定点帮扶协作单位共建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推动项目资源向返乡创业农民工所在地聚集，推动创业环境的结构优化。联合科研機构、高校、企业、创业农民工“四位一体”共建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协会，协会作用包括传递创业讯息、教授创业技巧、分享创业经验等。鼓励社会资本与政府部门共建农民工返乡创业天使投资基金会，拓宽创业者创业资金来源渠道，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顶层设计，降低创业的盲目性，推动乡村振兴。鼓励返乡创业农民工联合消费者共建生产基地，采用“社区产业”模式，即消费者以社区为单位，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生产基地由创业者管理并提供最终产品。另外，建立返乡创业农民工与当地农民的利益连接机制，推动乡村产业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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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祝远娟

收稿日期：2021-10-31

基金项目：2021年度广西统一战线智库招标课题（GXTZZK202106）。

作者简介：文军，男，广西大学生态经济与游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休闲农业等;邱丽花，女，广西大学生态经济与游憩管理研究中心规划设计师，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蒙媛媛，女，广西大学生态经济与游憩管理研究中心规划设计师，研究方向为农村与区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