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金融供给侧的总量结构、融资结构、市场结构、机构结构等诸多方面均与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不能完全匹配，需从控制货币发行量、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发展证券与保险市场等方面对金融供给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

关键词： 金融 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从字面理解，可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拆分成四个方面：一是“金融”强调改革主要集中于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对应;二是“供给侧”是相对“需求侧”而言，表明重点在“供给”，属于“供给能力建设”;三是“结构性”强调在总量调整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四是“改革”说明与“政策”“调控”等短期局部的措施不同，重点聚焦于中长期、全面的制度与体制机制建设与完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通过金融供给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并有效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今后我国金融领域改革与发展的根本遵循。

一、实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发生了系统、深刻的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要解决两大矛盾，一是实体经济内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以解决;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需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更好适应实体经济结构的变化来解决。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贯穿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一条主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实体经济的改革必定伴随着金融的变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离不开金融媒介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通过金融供给结构的优化引导资源由低效领域流向高效领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三）金融自身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放眼全球金融发展，随着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推进和各类金融创新的全面开展，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越发疏远。大量的流动性资金进入金融体系，但并未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在金融系统内空转，使得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偏离程度不断加大，金融风险不断增加。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抑制金融体制内循环，促进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实现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是防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

二、现阶段我国金融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从供给侧来看，金融结构具有系统化、复杂化、动态化与多条线、多层次、多要素等特征，不同的结构之间互相联系、作用、影响，共同决定着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金融结构是衡量金融供给是否满足特定经济发展阶段需要的重要指标，是实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

（一）总量结构

金融供给侧的总量结构体现了金融与经济的整体关系，是判定金融总量与经济总量是否匹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否协调、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是否互恰的重要标准，可用金融相关率、马歇尔K值等指标加以衡量。

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中，金融相关率是衡量一国经济金融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指的是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整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就金融业对GDP的贡献来看，近几年出现明显减弱。马歇尔K值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指的是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值。近年来，M2与GDP的比值、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GDP的比值整体均呈现不断攀升的趋势。截至2019年末，我国马歇尔K值为2.0，社融存量、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与GDP的比值分别达2.5、3.2。

金融供给总量不断增长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同时，我国金融总量存在货币化严重、利用率低下等结构性问题。在全球前三大经济体（美、中、日）中，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最高。对比来看，同期我国马歇尔K值大约是美国的2.5倍、日本的1.1倍、全球平均水平的1.6倍。M2与GDP的比值过低不利于GDP的增长，比值过高则反映出单位货币创造GDP的能力较弱。同时，从金融相关率来看，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尽管在不断上升，但水平仍然较低。2019年金融业增加值仅为GDP的7.8%，金融业对GDP的贡献除了个别年份出现非常规反弹外，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反映出巨量的金融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应用。

（二）融资结构

金融供给侧的融资结构体现了金融资源供给渠道的丰富程度以及各渠道的贡献大小，具体衡量指标包括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占比，间接融资中小微企业贷款占比，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与股票融资占比等。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我国251.21万亿元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间接融资规模存量、直接融资规模存量占比分别为70.0%、27.3%。间接融资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的21.4%，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的6.8%。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余额占直接融资规模存量的89.3%，其中，企业债券融资余额、政府债券融资余额分别占债券融资余额的38.3%、61.7%;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余额占直接融资规模存量的10.7%。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大，融资结构整体上存在间接融资占比过高、直接融资相对不足的问题。相关研究显示，大多数国家直接融资占社会总融资的比重主要集中在65%-75%的區间，美国直接融资占比超过80%。对比来看，现阶段我国直接融资占比不到30%，不仅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也低于同样是新兴经济体的俄罗斯、印度等国。并且间接融资结构存在小微企业贷款占比明显偏低等问题，与小微企业对税收、GDP增长、技术创新、就业及企业数量的贡献明显不匹配;直接融资结构存在债权融资占比高、股权融资占比低、企业融资能力弱于政府融资能力等问题，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不足将严重制约企业的创新能力。

（三）市场结构

金融供给侧的市场结构体现了金融资源在不同金融行业之间的分配比例与效率，表现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大金融行业各自所占金融市场份额等量化指标。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19年末，我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为318.69万亿元，负债总额为289.43万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29.25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机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占比分别为91.0%、91.7%、83.7%;证券业机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占比分别为2.6%、2.0%、7.9%;保险业机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占比分别为6.5%、6.2%、8.5%。

三大金融行业中，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别主要提供间接融资服务、直接融资服务、保险相关服务。其中，银行业机构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均远远超过证券业机构和保险业机构，证券业机构占比最低。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决定了以银行为主的银行业机构在金融活动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证券业发展程度、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等均存在不足。

（四）机构结构

金融供给端的机构结构体现了金融市场层次丰富度，主要以不同大小、不同定位的金融机构占比作为衡量指标，其中，银行业的机构结构最具代表性。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为239.49万亿元，负债总额为220.05万亿元。其中，大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占比分别为48.8%、48.7%;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占比分别为21.6%、21.6%;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占比分别为15.6%、15.7%;小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占比分别为14.1%、14.0%。

现阶段，我国银行业机构结构呈现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小型商业银行的数量依次增加、资产规模依次减少的特征。其中，大型商业银行和全国经营的股份制银行掌管的资产超过银行业总资产的“半壁江山”。长期以来，在自身定位、业务匹配、风险控制等因素影响下，大中型商业银行的服务对象以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而国有企业大多属于产业链中上游的资源型、能源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相比往往效率较低、创新意识不足，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的重点领域，导致大量金融资源沉淀在效率低下的领域得不到有效利用。为数众多的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型银行通常定位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银行，以服务区域内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为主。但近年来，部分中小银行偏离自身定位，不断尝试跨区域经营，效仿大中型银行“争相”为大企业客户服务，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进一步加剧。同时，部分中小银行资产质量较差，近几年频频出现中小银行暴雷事件。此外，我国民营银行、外资银行等发展较为滞后，弱化了市场竞争。

（五）其他结构

金融供给侧结构还包括产品与服务结构、产权结构、区域结构等。现阶段，我国金融供给侧的产品与服务结构存在同质化严重、差异化和个性化不足等问题;产权结构存在不同所有制企业获取金融资源难易程度不同等问题;区域结构存在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金融供给与金融市场成熟度依次递减，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

三、实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与路径

一是合理控制货币发行规模，提高现有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以优化总量结构。保持广义货币投放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提高金融业增加值对GDP增长的贡献度;积极盘活、引导沉淀在低效率领域的金融资源进入高效率的经济领域。

二是合理控制间接融资增长，大力提高直接融资占比，以优化融资结构。一方面，优化贷款期限结构，提高中长期贷款占比，为企业提供更多稳定资金;优化贷款投向结构，利用金融科技等手段解决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高新技术产业与中小企业。另一方面，加大直接融资发展力度，丰富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注册制”改革、加速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高直接融资中股权融资占比，助力企业“去杠杆”;有效控制并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三是大力发展证券业市场，提高保险深度与保险密度，以优化市场结构。推动证券公司对标国际先进投行，提高专业化经营水平，注重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和期货公司的发展，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有序发展，形成多元化竞争格局的资本市场结构;增强民众保险意识，扩充保险供给的丰富度与覆盖面，提高保费收入水平。

四是提高中小金融机构供给数量与质量，以优化机构结构。进一步降低民营、外资设立或参股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的门槛，增加中小金融机构供给;引导现有中小金融机构回归初始定位，更加聚焦服务区域经济与中小企业，与大中型金融机构之间形成错位竞争发展格局;完善中小金融机构资本补充机制，提高其资产质量与风险承受能力。

与此同時，还需进一步提高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丰富度，有效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差异化、个性化金融需求，以优化产品与服务结构;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获取金融资源时的“竞争中性”，以优化产权结构;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中西部等落后地区、农业农村等薄弱环节倾斜，以优化区域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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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安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