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安顺

器识，指人的器度与识鉴。

丰子恺推崇恩师李叔同，继承其思想精髓并总结出一个观点：“先器识而后文艺。”这种文艺观，是“首重人格修養，次重文艺学习”。换句话说，就是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事实上，李叔同平日致力于演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文艺修养，同时更致力于器识修养。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常劝诫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唐代刘晏总结孔子等人的教育思想时明确提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常言说：“为文先为人”“人品决定文品”“文如其人”。说的也正是人品至上，文品与文章次之的道理。学者王国维总结说，三代以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人，如果没有文学天才，就凭着他们的人格力量，也足以流芳千古。可以，世界上如果没有高尚伟大的人格，就不会有高尚伟大的文学者。

司马迁著书《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被鲁迅称颂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是，他为了写成此书，以极大的勇气选择了被视为奇耻大辱的宫刑，隐忍苟活。在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时，时年50岁的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中书令是掌管宫里诏诰答表等机密文书，设在宫内，由太监担任。实际上，司马迁接受了这个职务，等于向世人宣布，他就是个太监。汉武帝是在继续污辱他。后来，司马迁在家中写《史记》时，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大字报侮辱他：“鱼跃龙门变成龙，还看鲤鱼雌与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