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瑄

两个月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手术中心主任刘进捐出成果转化所得的一亿元，在华西医院设立专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培”）发展基金，引发热议。评论呈两极分化，绝大部分网友表示称赞，一部分医学生则“叫苦不堪”。

所谓规培，指的是医学生毕业后不直接分配到工作单位，而是以住院医师的身份在培训医院接受系统性的临床训练，意味着有3年时间只能领取规培补贴。正如一名医学生的评论，“干活的时候你是规培，发钱的时候你是研究生”，关于“规培是把住院医师当作廉价劳动力”的争议从未停歇。

刘进是规培制度的发起者，曾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连续10年提出建立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最終使规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此番捐出一个亿之后，他再一次站在舆论“风暴口”。

为什么要规培，如何避免规培住院医师成为廉价劳动力，我国规培制度还有哪些问题亟待改进？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走进华西医院麻醉手术中心，向我国规培制度的先行者探寻答案。

说起自己早年刚从医学院读完本科，被分配到湖北黄石市二医院担任住院医生的经历时，刘进的形容词是“胆战心惊”。“医院缺人手，派我单独值班，那时候我连插管都不会，单独行医非常危险。”

刘进还听说过一件事。某医院一名普外科的医生去支援农村，他毕业后只在大医院的普外科做过肿瘤诊疗服务。一个女病人肚子里长了块鼓包，他摸了摸她的肚子就判断为肿瘤，提出需要开刀治疗，然而实际情况是对方有孕了。听上去是个笑话，但对一个病人来说，开不起这样的玩笑。

1989年至1993年，刘进在美国留学期间，萌生了在我国推行住院医师规培制度的想法。他发现，一名美国医学生想要成为主治医师，需要经历高度规范且系统的培训。

“我们国家医学生的水平并不比美国的差。”

刘进接受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采访。

之所以在临床方面整体水平不如美国，刘进认为，主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有从国家层面出台一项关于医学毕业生独立行医之前的规范化培训制度，“这一时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决定一名医学毕业生此后作为临床医生水平高低的关键阶段。”

看到了问题关键的刘进，决定舍弃美国绿卡和丰厚的收入，回国推动这项工作。

1994年，刘进回国之后在中国科学院阜外医院开始试行规培，但是由于阜外医院属于心血管病专科医院，不是综合性医院，而他要推行的培训需要医生到各个科室轮转学习，只能另寻综合性大医院。

4年后，时任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的刘进到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将其作为规培制度在中国的“试验田”。时任华西医院院长石应康初次见到刘进，听了他的规培设想后与之一拍即合。

在刘进眼里，规培并不是单纯为了解决医学毕业生的能力问题，而是通过培养终身规范化行医的医生，解决整个中国医疗资源不平等的问题。

“14亿人要看病啊！”刘进认为，现实的问题是，不是所有患者都有机会到大医院就医，绝大部分病人因地域限制会选择基层医院，而基层医院医生往往接触到的病种不多，甚至少数人连消毒都不规范。

正因如此，大医院应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规范培养医学毕业生，这些医生在规培结束后，绝大部分都会去到全国各地的中、基层医院。“我希望通过规培，基层医院甚至是诊所的医生都是合格的临床医生，这样所有的病人才会得到同质化的规范诊治，任何常见病、多发病都能得到规范化的诊断、治疗和指导预防。”刘进说。

李崎是华西医院首届规培学员，现任华西医院麻醉科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99年他从华西医科大学毕业时，作为全年级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选择了留院。此时刚好赶上刘进和石应康在华西试点推行规范化培训制度，这项制度在麻醉科率先展开。

“麻醉医生是真正的全科医生，要和各个科室的手术、疾病打交道，必须熟悉每个科室的疾病诊疗手段，这也是率先在麻醉科推行规培的原因。”李崎说。

李崎与刘进的第一次见面在华西医院附近一家宾馆里，那时刘进告诉李崎，只要完成5年规范化培训，你去全国任何一家医院都可以胜任临床工作。正是这句话，让“小白鼠”李崎的心里有了底。

与李崎一同进入麻醉科的住院医师还有另外3人，第一年大家都在内外科轮转。

李崎展示当年的规培记录。

“当时我们讲‘三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亚专业轮转，完成规定例数的各种麻醉管理与操作。”从第一届规培开始，华西医院每个月都会组织规培住院医师考一次试，每一次月考的成绩和每月完成各项临床操作的具体例数都会记入档案。在李崎办公室的置物架上，还放着当年规培时留下的厚厚一叠手写规培记录。

“只有完成足够多的临床轮转与操作例数才能保证技术的熟练度。”李崎告诉记者，他当年规培的时间比现在还要长，5年的时间里不少人选择了离开，与他一起培训的麻醉科住院医师，最终只留下两人。

后来，华西医院逐步将规培制度在全院各个科室展开试点。现在，刘进在华西医院建立起麻醉与重症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和示范基地，全科教师都参与住培教学，不少新人称此为“魔鬼训练营”。

除周四外，每天早上7时15分，麻醉科医生就要到科室上晨课，一般是半小时。周四的病例讨论要延长到8点结束，这天会根据病例抽问、点名，所有人都逃不过。每个工作日晚上，麻醉科住院医师的课程也被排满，其中的模拟教学培训课程已经成为华西麻醉规培的一张“金字招牌”。

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质疑声。2008年，一名来自广西的吴姓医生在网上发帖表示：用几年的时间做规培，有的学生已经拿到更高学位了，而你只是一个住院医师培训证。

刘进回了一封信，邀请吴医生一行人前来华西医院亲身体验观摩规培。其中有一名医生回去后复信道：如果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医学毕业生，能够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到华西医院来做规培医师。

刘进所率领的华西医院麻醉科，连续11年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公布的《中國医院最佳专科综合榜》排名第一。近年来，华西医院麻醉手术的死亡率小于一百万分之一，而世界发达国家的标准则是小于二十万分之一。目前，这个团队的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中，超过85%是完成了5年规范化培训后留下来的，这些人将成为华西麻醉未来的中坚力量。

据统计，华西医院20多年来培养了900多名规培医师，留在华西医院的大概只有10%。大部分人去到了全国各地的医院，成为当地的业务骨干。国内大约5%的青年麻醉医师都在华西医院接受过一到五年的临床培训（包括规培、专培和进修），有40%的麻醉科主任曾在华西医院接受过培训。

李崎用一句话概括对未来的期待，就是“在中国任何一家医院，随便哪位临床医生都能规范地解决患者的病痛，14亿国人都能享受到医院同质化的规范医疗服务”。他告诉记者，曾经一名国内大学的领导在美国访问期间，冠心病犯了，当地就近把他送去了一家医疗机构做心脏搭桥手术。“在国外，没有人在意他的身份，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可能只是当天值班的外科住院总医师，但是他的手术效果很好。这是美国多年来推行住院医师规培制度的成效。”

事实上，刚开始实行规培试点时，除了华西医院本院留院学生，其他前来规培的几乎都是还没找到工作的毕业生。

“我印象很深，当时有个川北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来我们这做了一年的规培住院医师，在上海找到工作后便立即离开了，早年间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华西医院麻醉手术中心副主任左云霞说，有的住院医师到了别的医院立即就成了副教授，单位还给安家费，这跟留下来规培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们能理解过去一些医学毕业生只是把规培当作找工作和考研的缓冲期，但是为了让这项制度得以推行，华西医院从不强迫大家签订违约赔款协议，只希望他们在这里待一天，就能学到一天的东西。”左云霞说。

李崎回忆道：“当年（1999年）规培的第一年，每月的薪水只有600块钱。因为科室解决了午饭和晚餐，吃住都在医院里，没什么花销，也还凑合。但是如果是社会化学员，这点薪酬的确会阻碍大家参加规培的意愿。”李崎认为，网络上提出异议的人可能反对的并不是规培这项制度本身，而是对如何保证规培的质量、保障学员的合理薪酬提出质疑。如今，仅靠国家财政来资助规培，薪酬标准还不能令学员们满意。随着经济发展，希望补贴标准能有所提高，至少不要让薪酬成为医学毕业生求知路上的“绊脚石”。

“做医生，不干活是不可能的，做临床医生必须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刘进坦言，规培医师是不是廉价劳动力，这取决于医院里的老师，究竟是把他们当做学员教导，还是当做廉价劳动力利用。不可否认的是，某些地区的医院领导意识不够，哪里缺人就让住院医师到哪里去，这些医院需要转变“为院育人”的思维，规培是在“为国育人”。

“要改变这种思维并不容易。”刘进说，目前国内很多地方的医院都只为本地培养住院医师。“国内医院的利润很低，全国绝大多数医院利润率只有5%，规培需要当地财政拨款支持，财政付出了也是要见回报的。”

刘进向记者透露，他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原本提的是希望国家给规培生每人每年补贴10万元。“最准确的标准应该是一年级住院医师的总收入不低于他所在培训基地城市职工的平均收入，之后两年，随医师能力加强，收入递增。”

终于在2015年，国家全面实施规培制度，每年为每名住院医师提供3万元补贴，其中三分之一给培训基地。“在我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期间，又向省上申请了一笔财政资金，虽然仍没有达到预期，但再继续争取吧。”刘进说。

针对此次“捐出的这一个亿从何而来”的舆论关注点，刘进也作出了回应。去年，他带领团队研发的“新型骨骼肌松弛药物”和“超长效局麻药”这两类麻醉新药进行了成果转化，医院与合作企业签署专利许可和项目合作，合同金额7.5亿元。按照相关激励政策，刘进个人获得了1亿元奖励资金。

除了一步步让规培这条路走上正轨，刘进还希望完成规培的医生能够留在基层，切实解决各地患者就近就医的问题。“除了需要在规培上加大财政投入，还需要完善薪酬制度。”

此次捐出一个亿，刘进认为这对我国整个规培事业来说只是沧海一粟。“我国每年在培养住院医师上花费接近300亿元。但如果这一个亿可以在全国引起大家关注、重视，吸引更多资源来做这件事情，就值了。”

事实上，已经见到了“水花”。在刘进捐出一个亿以后，他的一名老乡找到他，向专项基金匿名捐出了5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