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焉

好的小说总是出自认真对待生活的作者之手，《有什么在电话里不能说》使我相信江冬就是这样的作者。小说里的小马置身于一个还未能完全融入的工作环境中，他和任何人的相处都显得艰难、笨拙和磕绊，他似乎对人际相处带来的苦恼感触良多，却又找不到方法捅破这层隔膜。所以人最难克服的永远是人——小马在尝试和同事A打开话题时无助地陷入自己曾为对方制造过的困境中——因为在别人身上也有着自己。与此同时，他和同居女友的感情也发展到了一个微妙的节点：她比他热情，而他比她容易满足。她对幸福有更强烈的憧憬，但也比他更容易失望，这使他对感情产生了不安全感，其实他的心开始依赖她，但他们的感情又缺少形式上的保证，这是他们共同为自己制造的障碍：他们使自己乐在其中，同时又把自己置身苦海。没有在感情上真诚地付出和期盼过的人，很难会对江冬描写的这种处境和关系产生兴趣，更别说动笔去写了。而类似题材的流行文本则往往提供了反面的教材：无视现实的丰富、复杂和细腻，而通通以同一化、类型化的夸张和煽情去表达。

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也经常能体验到同样的快乐，但很难有共同的痛苦。江冬在写作中以能使我信赖的诚实面对了自己的生活，这是我辨别一个作者的重要标准。写作并不是一门手艺，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的只是匠艺，并非创造。但创造有时也需要借助匠艺。福楼拜说，一流的作家有时可以向三流的作家学习编故事的本领。但这些本领不是创作的本质。创作的本质直接扎根在作者的精神世界里，就像在《有什么在电话里不能说》中江冬反復触及的人与人的相处和关系，这是写作者必须诚实地处理的：是哪些事物和它们以何种方式触动了你。而在此创作过程中，作者的品质——在此时也可以说是作品的品质便逐渐地呈现出来。而这必然是原创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在我们论及一件作品的美学高度前，我们往往先关注到其独特性。而后者是一道门坎：不尊重自我的人不配得到我们的尊重，甚至喜爱。故此，写作其实是意识外向过程的自我发现：作者通过写作消化自己对事物的观察、体验、理解和感悟，其结果是勾勒出作者自我的体积和形状。正如《有什么在电话里不能说》中的小马，他必然存在于真实的江冬身上。也就是说，无论你写的是什么，你最终写的是自己。而当意识直接以自我为对象时，不妨以旁观者的身份，和自己保持距离。江冬并不拿小马来抒发个人情感和抱负，故此作品中小马的生活状态才能清晰地呈现;否则我们得到的就只有作者的情感和抱负，而不是一段丰富的生活和一个复杂的世界了。换言之，没有了这段距离，自我的格局反倒是趋小和狭窄了。

栏目责编：李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