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有政协委员提案建议全面取消小学生家庭作业，推迟小学放学时间，让学生做完作业再回家。

这注定是一个所有人都有话想说、但说出来的话很可能引发针锋相对的议题。

美国上百项研究表明，家庭作业对于提高学习成绩往最好说也只具有适中的效果。它对高中生以及对于像数学这样的科目最有效。对小学生来说，家庭作业的学习价值十分微小，它在纪律和责任心方面的影响也是未经证实的。而且，即使是高中生，家庭作业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很模糊：是更多的家庭作业造就了更好的学生呢，还是更好的学生因为喜欢做作业而花了更多的时间在上面？

在价值不明的情况下，为什么整个社会要把家庭作业提到这么高的位置？也许是因为我们对孩子们腾出时间来要干的其他事情太看轻了。他们可以接触大自然，开展体育锻炼，和同伴培养友谊;当然，他们也可以玩各种游戏，“积极”地放松他们的头脑。玩游戏的孩子得到的是难度不断增加的挑战，这和他们在学校里因作业越来越难引发的畏难心理截然不同。

难道说，与读书相比，玩游戏是一种在认知上更加有益的活动？美国作家史蒂文·约翰逊曾经作过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几百年前人们首先发明了电子游戏，而书籍反成为儿童市场上姗姗来迟的文化产品，文化批评家们可能会这样说：“长久以来的游戏传统令孩子们与鲜活的、三维的影音世界产生互动，在其中尽情遨游，并经由复杂的肢体活动对其加以控制……游戏在年轻人及其同伴之间架设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们可以一同建构和探索世界，而读书却逼使孩子隐退到一个僻静之处，关门自守而断绝他/她和其他孩子的来往……”

“但书籍最危险的特质或许在于，它们总是顺从一条固化的、线性的道路。读者无法以任何方式控制叙事……阅读不是一个主动的、富于参与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唯命是从的过程。”

当然，约翰逊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不过这个玩笑并不是完全可笑的，因为它道出了一个真理：读书与玩游戏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习方式。读书的时候，书的内容是第一位的，因为通过读书学到的是显性（explicit）的知识。而当你玩游戏时，首要的价值是游戏怎样促你思考，即学会如何解决问题和作出决策。这构成了杜威所说的“附带学习”（collateral learning），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比显性学习逊色。

杜威认为学生的经验是教育的核心，学生不仅直接从显性课程中学习，也从所参与的活动中学习，他把后者称为附带学习（也有人译为伴随学习或间接学习）。杜威说，也许对教育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人只学习他正在学的东西。其实，除了人们经由专门学习有意获得的知识，还存在一种无意学到的知识，它包括通过交往、评价等在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的理想、情感、兴趣、意志等。杜威认为，附带学习可能比学校中有关阅读、地理、历史等的学习更重要，因为它可以培养学生面对未来生活最根本的态度。

变“聰明”意味着两种能力的同时提高——既掌握那些成形的知识，又具备灵活的解决问题的技能。真正的问题由此变成了如何找到两种能力的平衡点。切勿陷入把显性学习当成唯一的学习方式的误区。中国孩子的玩耍时间比起国外孩子少得多，就是因为显性学习大大压制了附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