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晶， 毛维青， 郑晓云， 吴蓉

(1.衢州市衢江农业农村局, 浙江 衢州 324022；2.衢州学院, 浙江 衢州 324000)

农村户外空间比较大，很多农村居民将生活垃圾随意堆放在露天，与城市生活垃圾相比，农村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的现象比较严重[1]。浙江农村因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浙江农民对优美生态环境、健康生活的需求与日俱增，农村居民对人居环境有更高的要求[2-3]。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八八战略”，全力打造浙江大花园。衢州市具有深厚底蕴的人文环境和优美的自然环境，衢州市委市政府在美丽浙江建设中全力打造浙江大花园的核心景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中指出，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衢州市衢江区积极响应和履行习总书记的要求，经过不懈努力，衢江区农村彻底扭转脏乱差局面，成为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省先行创建区[4-5]。在2019年10月21日召开的全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推进现场会上，衢江区作为浙江省的唯一代表作典型交流发言。

1 衢江区垃圾分类治理基本情况

衢江区立足区域实际，于2018年6月引进第三方市场化运维主体，通过垃圾源头分类可溯源、垃圾收集运输可视化、垃圾分类处置精准化、垃圾督查考核创新化，积极推行源头分类的粗细精“三次四分法”“一户一码”垃圾分类家庭档案和“四定三色”有效系统管理[3]，成功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智慧化治理。

随着垃圾分类治理的不断深入，全区农村生活垃圾清运总量不断减少，农户源头分类正确率不断提高。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共清运生活垃圾88 269 t，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共清运生活垃圾54 306 t，减少33 963 t，降幅38.5%。截至2020年11月，共处理农村生活垃圾59 688.16 t，其中易腐垃圾3 655.70 t、其他垃圾53 553 t、可回收物2 466.29 t、有害垃圾13.17 t。到2020年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政村达85%，农村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45%、资源化利用率达90%、无害化处理率达100%，源头分类正确率由4 a前的30%提升至85%。新增垃圾分类任务村35个、巩固提升村70个、省级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项目村6个。

2 衢江区垃圾分类的探索与实践

衢州市衢江区是个农业大区，绝大部分村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对人居环境的要求不高，曾经的农村污水横流、垃圾遍地。这么差的人居环境，如何打造大花园？衢江区各级各部门不回避、不指责，瞄准一个“干”字，从最基础也最顽固的工作——垃圾分类干起。2018年衢州市衢江区制定出台了《衢江区“垃圾革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垃圾革命”的目标任务，细化工作方案，推动落到实处。主要做法如下：

2.1 加强垃圾分类宣传引导，注重统筹联动

垃圾分类工作关键是加强科学管理、推动习惯养成、形成长效机制。衢江区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把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作为利民惠民、共建共享的理念传达到千家万户，争取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积极宣传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重要意义和政策法规，进一步营造人人关心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积极投身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动的浓厚氛围。广泛应用电视、报刊、网络等宣传媒体及时报道垃圾分类处理的先行典型，运用互联网新媒体组织开展群众容易接受、乐于参与、产生共鸣的垃圾分类的具体方法。

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突出属地管理，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加强人员配备，充实工作力量。组织工作人员深入镇、村走访座谈，当面解疑释惑，充分调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积极性。充分利用村委会、妇女组织等其他民间组织来动员农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活动，同时，通过农村基层组织建立健全一系列垃圾分类管理与监督制度，形成常态化的农村垃圾分类管理体系。

加强乡镇(街道)以及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建立县乡村联动引导推进机制，将垃圾减量和资源化效果作为加分项纳入垃圾治理绩效考核，组织党员干部分片做好垃圾分类的宣传指导。

2.2 分类源头督查可追溯

从源头实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置，抓住垃圾源头分类这个关键点，对农户实行“三次四分法”。“四分”是指将垃圾分为易腐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三次”是指由农户第一次在源头进行分类，以“会烂”、“不会烂”两分法投放到垃圾桶；再由村里聘请的保洁员上门收集，保洁员对农户分类不彻底的生活垃圾进行第二次分类，“会烂”的就地堆肥，对“不会烂”的部分，按照“可卖”、“不可卖”进行筛分；最后由垃圾处理终端运维人员对分类不精准的生活垃圾进行第三次分类，层层检查把关，确保分类准确。

按户建立文明风尚信息管理牌，通过扫码溯源手段，对各户每日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率、准确率进行“一户一码”扫码评分，最终形成完整的垃圾分类家庭档案，从而全面掌握各镇村分类情况，评价、分析出分类质量、分类行为、分类运行环节的整体效果，从分类源头查找问题，实现因人施策。至2020年底，18个乡镇建立57 463户电子家庭档案，2020年累计有效评价416 158次，农户分类正确率提升至85%以上。

2.3 垃圾分类全程管控

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借助第三方运维公司开发智能化技术进行监管。以“定岗、定量、定车、定则”四定管理原则，运用移动互联网、GPS定位追踪等技术，对垃圾资源化各节点全程跟进，全程追溯，中控台实时滚动更新各乡镇运维情况，对运维区域内的车、人、物、事件实现全视角、全数据监管。人员监管方面：具体从作业轨迹、作业效率、出勤上岗等多维度考核，对保洁员实行红(脱岗未作业)、黄(在岗未规范作业)、绿(在岗规范作业)“三色管理”，以此为依据开展星级保洁员评比，按星级给予每月50～200元不等的加薪，有效解决保洁员脱岗怠工、环卫作业难规范等问题，全区农村保洁员的违规操作率从51%下降至10%。车辆监管方面：利用GPS/GIS、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等高新技术，将垃圾桶、中转站、收运车辆等展示在GIS地图上，远程掌握垃圾桶、中转站内的垃圾数量、运输车辆实时运输情况，有效解决垃圾桶、中转站清运不及时，垃圾外溢和运输过程中的偷倒、漏倒等现象，严防“二次”污染。

2.4 引入BOT模式，实施第三方市场化运维模式

BOT模式是私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政府部门就某个基础设施项目与私人企业(项目公司)签订特许权协议，授予签约方的私人企业来承担该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经营与维护。在协议规定的特许期限内，私人企业向设施使用者收取适当的费用，由此来回收项目的投融资、建造、经营和维护成本并获取合理回报，政府部门则对这一基础设施进行监督、调控。特许期届满，签约方的私人企业将该基础设施无偿或有偿移交给政府部门。

2014年衢江区在全省率先引进“建设-经营-移交”的BOT 模式，吸纳民间资本参与建设集收集、清运、维护于一体的农村生活垃圾清运系统。自实施BOT模式以来，新建密闭式智能垃圾收集系统 231套，月无害化清运、处理垃圾6 000 t，垃圾收集处理效率较传统模式提高了70%。

2018年衢江区在全国率先实施全县域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第三方市场化运维模式，探索总结出了一个以“财力可承受、模块可复制、面上可推广、长期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为运行机制的“衢江模式”。目前，该模式已覆盖18个平原乡镇248个行政村，人口达39.1万。

2.5 奖惩分明、细化考核，激发主体内生动力

针对不同责任主体分别制定考核激励机制，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对于行政村，把垃圾治理成效作为村支书、村干部评先推优的重要依据，并与村综合排名、补助经费挂钩；对于网格员、保洁员，把垃圾治理成效与他们的工资绩效挂钩，并建立退出机制；对于农户，结合垃圾治理红黑榜进行激励，红榜农户可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黑榜农户要接受垃圾分类培训教育；所有垃圾兑换超市都可以凭烟头兑换商品，过去村民们烟头到处扔，现在是仔细捡。有些村还自创了一些新办法，如湖仁村将垃圾治理与村民征信额度挂钩，红榜提高额度、黑榜降低额度；有的村让黑榜农户给全村人分馒头，发了一次馒头后，以后都变成了红榜示范户，效果很好。

2.6 推行“党建+”模式，促进垃圾分类

以党建为统领，充分激发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和战斗力，各级书记带头、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引领，从而感召和带动广大群众一起干。

2.6.1 党员上岗、干部带头，引领带动广大群众

垃圾治理虽然很难，但只要用心肯定能干好。啃掉垃圾治理这块硬骨头，村支书这个领头雁必须挺在前面、做好示范。

区召开所有村干部和农村党员都参加的垃圾分类现场会，农业农村局结对住建局组建专班进行指导，每月督查考核，通报排名，设立金牛、蜗牛奖项评选，奖惩分明。获金牛奖的村支书领取金牛奖牌，奖励100万元村级发展基金，获蜗牛奖的村支书领一块蜗牛奖牌带回去摆到村会议室。有个拿了蜗牛奖的村支书，半个月不敢出门，一出门村民就戏称，“快看快看，蜗牛书记来了”。此后他知耻后勇，带领村干部奋起直追，从后进变为标兵。高家镇湖仁村，之前是个脏乱差的糨糊村，刚推进“垃圾革命”时，很多村民都排斥、不配合，说多此一举。村支书就每天在村里，带着村干部、党员一起扫地，时间长了，村民们就被感动了，自觉加入进来。如今，湖仁村成为“三无”村，无垃圾、无垃圾桶、无保洁员，村集体由原来的负债45万元，变成拥有特色农产品“湖仁红”柑橘、村集体资产高达780万元的美丽村、富裕村、示范村。

2.6.2 网格管理、到边到角，工作责任落实落细

充分发挥网格在垃圾治理中的作用，落实落细垃圾治理工作责任。将全区272个行政村划分为732个全域网格，由3 077名网格员管理，建立以行政村为单位、以联系领导及驻村干部为网格指导员、村主职干部为网格长、其他村两委干部为网格员的农村垃圾治理工作网络，结合保洁员“全域覆盖、包干到户”，实现责任到户到人、管理到边到角。保洁员每天上门收垃圾时，通过手持终端设备对每家农户扫码打分，信息实时传送至“智慧分类”云平台，作为红黑榜积分依据。如果说衢江区垃圾分类处理是一张网，那么这些网格员就是这张网上的一个个节点，把全区13.41万户农民紧密联系在一起。

3 启示

衢州市衢江区在农村垃圾分类治理上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村卫生面貌和生活环境有了较大改善，村民垃圾分类意识明显提高，垃圾分类减量处理工作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通过衢江区的垃圾分类实践分析，不同农村之间差异性较大，难以建立统一的垃圾分类机制，但也有其应遵循的共同举措。

3.1 提高村民生活垃圾处理的意识

农村垃圾分类离不开农民群体的支持，需要把农民自身的诉求与环境管理要求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农民参与的积极性。目前，农村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的理解不到位，觉得垃圾分类、堆放、处理等环节太烦琐，普遍缺乏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意识与意愿，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比较薄弱。需要通过政府的顶层设计，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引导村民进行垃圾分类与处理，转变思想观念，改变生活习惯，形成一种农村内发性治理机制。

3.2 建立奖惩机制，提高农民的参与度

要建立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奖惩机制，并配备一定的经济奖惩。对于垃圾分类工作做得好的村民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于不配合的村民进行处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转变已有的垃圾处理行为，形成符合村庄规范的垃圾分类行为；对于举报、制止随意丢弃垃圾的村民进行奖励，使群众互相监督，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形成垃圾分类处理的良性循环；对于家庭垃圾处理机械化的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

3.3 拓宽筹集渠道，建立适度付费制度，弥补运行资金不足

目前垃圾处理的投入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和村集体自筹，筹资渠道单一。垃圾分类处置的运行成本较高，大部分地区垃圾治理资金缺口较大，依靠基层政府的资金投入难以满足公共服务的需要。可以探寻以基层政府、私营企业和村民为主体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费用多方共担机制，设立合理的垃圾治理征费制度，引进“PPP”、“BOT”模式，吸纳民间资本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工作，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有利于解决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置问题，也有利于提高村民的自觉参与意识。

3.4 垃圾分类的规范化法制化

日本和美国在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方面，都采取了行政手段和鼓励引导措施，我国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目前也主要依赖政府政策指令和行政手段，但这很难持续。日本通过立法，明确了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的法律地位。我国也应制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标准、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规范，完善农村垃圾减量与资源化利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促进村民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乡镇也可以将农村垃圾分类的内容纳入村民公约，做到垃圾分类方式、垃圾处理费标准和收交方式及相关奖惩措施等事项的具体化。

4 小结

垃圾分类看似是件“小事”，却是关系着人居环境、民生质量、生态保护。村民要提升保护环境意识，提高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县乡村联动引导推进机制，加强乡镇(街道)以及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建立相应的投入机制，引入社会资本，加快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化步伐，共同来解决“有钱办事”的问题。加强督导督查，形成市、县(市、区)合力推进机制，探索一种居民(村民)可接受、财力可承受、面上可推广、长期可持续的垃圾分类模式，实现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