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崴，张山岭，陶英杰，王旭东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颌面耳鼻喉肿瘤科，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市“肿瘤防治”重点实验室，天津市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060

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成功用于多种癌症并带来肿瘤治疗领域的变革之前，手术、放疗、化疗和分子靶向治疗几乎是所有癌症的主要治疗方式［1］。既往对放疗、化疗及分子靶向治疗效果和耐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肿瘤细胞自身遗传或突变的内在因素上［2］，而很少关注肿瘤的外部因素，即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TME主要由肿瘤细胞及其周围的免疫细胞、炎症细胞、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间质组织、微血管、各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构成［3］。在实体瘤患者中，肿瘤免疫应答表现不佳，主要是由于TME中存在一些抑制性信号，抑制效应T细胞（effector T cell，Teff）的免疫功能［4］。抑制性信号包括肿瘤细胞产生的一系列免疫抑制性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β、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0等，以及T细胞表面免疫抑制性分子如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溶细胞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lyt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4，CTLA-4）等［5］。阻断CTLA-4或PD-1均可解除对T细胞的抑制作用，产生持久的激活效应，且毒性较低。靶向CTLA-4的伊匹单抗是第一个被批准用于癌症临床治疗的ICI，PD-1/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单抗在肺癌、肝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中疗效显著，使免疫疗法逐渐成为癌症治疗的成熟手段［6-8］。但从大型临床试验及治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小部分患者对免疫治疗产生应答，仍存在大量无或低免疫应答及复发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