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国伶

（保山学院，云南 保山 678000）

云南省滇西皮影戏传承人作为叙述者，具有文化主体性、原生性、自律性和自为性的特点。首先，传承人是口述文化的主体[1]，云南滇西皮影戏传承人是皮影戏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作为滇西皮影戏传承人，他们生活生长的环境都是在农村，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民间技艺，在云南滇西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原移民汉族融合中，呈现民俗的多元化的特征。传承人是技艺的传播者也是文化的主体，对皮影戏具有感性和理性的思考，传承人都热爱皮影戏，能积极思考皮影戏的传承与创新的问题，这些思维活动正是在不断实践活动中认识不断提高的结果。在不断的实践中，他们的演出技艺不断的提高，并且派生出不同的唱腔流派。滇西皮影戏的传承人在口述的表达中总要受到来自自然、社会与人的影响，传承人大都生长在农村，与乡村形成共同话语，在叙述的口述表达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中庸和贵的思想。其次，传承人掌握的皮影戏演出技艺具有原生性。云南省滇西地区皮影戏传承人的技艺是通过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家族传承的方式传承的，皮影戏作为中原传入云南滇西少数民族的一种艺术形式，在与本土的宗教和曲艺融合的过程中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这些民俗活动是自发产生的，具有实用主义的色彩，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需求，滇西地区皮影戏传承人口述的原生性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再次，传承人口述的自律性。传承人的自律性表现为传承人与自然、与周围的人和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了传承人本身的一个外围世界和公共文化系统。传承人作为叙述的主体，滇西地区皮影戏传承人因个性差异，会形成不同的表演风格，处于同一地域的皮影戏演出戏班，受众一致，接受者的文化差异不大，在表演的过程中受戏班整个表演团体的影响，叙述者口述其表演的内容会有比较一致性的表述。滇西皮影戏传承人的传承方式是通过单人血亲或者师徒传承、团体性集体传承和大型性集体传承，自律性使滇西皮影戏得以延续传承。最后，传承人的自为性，“自为”的含义是自己去做，自为性是传承人主体能动性的表现。传承人主动寻求目标和意义，主动为实现个人价值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探索，并体现出人类普遍具有自觉自卑的特点。因此，传承人和一般人群又不一样，传承人肩负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多的自律性控制着个体生活中的自慰性。大多数传承人基本上属于乡村的知识精英，他们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带有很强的传统文化意味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他们大多代表着民间的立场和本土化的色彩，比如他们的皮影戏靠子的制作有带有本土文化审美的经验。

一、云南省滇西皮影戏传承人口述史叙述者概述

云南省滇西皮影戏传承人都见证过滇西皮影发展的历史，而这些人当中，传承人大都在年龄60岁以上，从时空来看，叙述者对本地区的皮影戏起源、发展等熟知，对云南省滇西地区其他皮影社团联系较少，较好的保存了的皮影戏原貌。云南省滇西地区的皮影戏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和宗教观念相融合，出现了多元文化的杂糅特征。云南省滇西地区皮影戏社团的传承人对皮影社团的演出活动、禁忌及家族传承的背景的叙述具有真实性。叙述者中对皮影戏的起源、宗教信仰、演出习俗等叙述的内容非常谨慎，叙述者不了解的内容，会直接叙述为“不清楚”，有些叙述者不能清晰叙述唱腔的不同会直接表明“据文字记载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不是特别清楚唱腔的区别”从叙述者的内容叙述中，可以看出叙述者叙述内容的真实性。口述史料的真实为云南滇西皮影戏历史的梳理提供了支撑，对传承人口述史整理与研究，还原云南省滇西皮影戏发展的历史及代表性传承人的真实状态，是皮影戏传承与保护的一种途径。

按照受访者的身份与云南省滇西皮影艺术传承人的关系，可以将云南省滇西皮影艺术传承人的叙述者分为见证者、家属和综合研究者。第一，云南省滇西皮影戏传承人的见证者，在云南省滇西皮影戏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这些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演出活动，但他们以观众的视角参与过某些演出活动，皮影戏传承人的见证者皮影戏的演出程序和细节，见证者在皮影戏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与皮影戏传承人有过很多的交集，有的甚至是某一些演出活动的参与者。第二，云南省滇西皮影戏传承人的家属，皮影戏传承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家族传承的，传承人的家属熟悉皮影戏演出的细节，并且对传承人是最为了解的，通过传承人的家属的访谈可以探寻家属眼中的皮影戏、对传承人的访谈的部分细节不完整的内容，也可以间接的了解传承人的文化素养、宗教信仰、技艺水平、学艺经历、师承关系等。这些内容都可以成为皮影艺术传承人口述的必要的素材和证据，滇西皮影艺术传承人口述史采访的家属有刘永周老艺人的儿子刘安逵和孙子刘朝侃等。第三，对云南省滇西皮影戏长期关注和综合研究的专家，他们从理论的高度和宏观的视角，对皮影艺术做了阐释和理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皮影艺术研究专家魏力群。他们对滇西皮影戏的叙述必然更加具有学术理解和概括性，是云南省滇西皮影戏口述史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见，这些叙述者大多是多重身份的，他们既是见证者又是相关研究的专家。

二、云南省滇西皮影戏传承人口述史叙述者特点

云南省滇西皮影戏传承人口述的叙述者都是本土民间艺人，在讲历史记忆和自身的经验进行口述时都使用地方话来进行口述，较好地保留了传承人口述的语言环境、语言特色，使人身临其境。原汁原味地保留传承人叙述中地方语言特色。记忆是对过去的已经存在或发生时的再认识，传承人的记忆一方面来源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回忆，另一方面又受传承人已有的过去的知识的影响。过去的知识就包含了对过去经验所有的认知范畴。对于滇西皮影戏传承人而言，其记忆主要来自过去的亲身经历、经验和知识，如他们在不同时期对滇西皮影戏的认识，丰富的记忆素材形成了他们多样的记忆模式和超越常人的记忆能力。

云南滇西皮影戏传承人口述中的记忆的选择，皮影戏以动态表演和演唱的形式存在，传承方式上基本以口传心授为主，尤其对滇西皮影戏的演出技巧、唱腔更是以口传的方式。演出的仪式也是记忆的形式之一，不同区域的演出习俗、唱腔、演出的程式化过程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云南省滇西皮影戏传承人口述史中的口述行为也因文化记忆形成和表达方式不同而具有统一性。

云南省滇西皮影戏传承人口述内容中可以发现，皮影戏的发展历史中的某一时段的记忆既是个体的记忆也同时是集体的记忆。所谓记忆是人脑对经历过的事物的实际保持和再现记忆的主体为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人自出生地起便开始对周围的人和环境产生反应和认知，随着经历的增加这种认识会越来越多[2]。云南省滇西皮影戏传承人总是根据他们的记忆进行口述，记忆的好坏决定了他们的资料讲述的多少与详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传承人口述史的研究就是有关他们的记忆的搜集与整理。滇西皮影戏传承人的个体记忆，虽然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经历，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他们的记忆的养成，深受社会环境的制约。传承人口述多使用方言，方言中有当地人习以为常的语汇、逻辑、概念等地方性知识。这一知识体系直接影响着传承人记忆的形成、在现与表达，传承人的社会性的存在深受其亲属、社区、宗教社会阶层、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影响，这也不可避免地对其记忆产生作用，标志性的人物和事件是集体记忆的主要素材。

结语

云南省滇西皮影戏传承人口述的叙述者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他们熟悉了解云南省滇西皮影戏及其传承人的有关情况，滇西皮影戏的发展和流变，具有较深刻的记忆[3]。第二，云南省滇西皮影戏叙述者仍从事皮影演出活动，对云南省滇西地区皮影戏的传承与发展、皮影戏的历史、演出形式具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他们是传承人从事演出活动或是对皮影戏有一定的研究理论，有较深入的演出经验，这些受访者他们既是皮影戏的业内人士。他们的叙述具有较强的可信度，他们的认识和阐述有较大的启发意义。第三，对云南省滇西皮影戏有深刻的认识，受访者既是传承人，又对滇西皮影戏的发展有一定的认知，能够客观、真实的口述皮影戏的历史内容，他们大多对滇西皮影戏的发展有较深刻的认识，有一些研究者对皮影戏的发展有独到的见解，发表过相关的文章，甚至著书立说，他们的理论知识及扎实，能够较敏锐地抓住皮影戏发展的核心问题，对当下皮影戏的发展的认识也较客观。第四，云南省滇西皮影戏传承人年龄大，都在60岁以上，对云南省滇西皮影戏的传承发展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深刻全面，皮影戏的传承人口述者大多进入古稀之年，随着年龄的生增长他们对云南省滇西皮影戏的认识更加深刻、全面，皮影戏传承人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热爱皮影戏，也愿意口述皮影戏的记忆与发展，口述访谈为传承人提供了展现自己的绝好的机会。总之，皮影戏艺术传承人口述回忆的叙述者，虽不是老一辈的开创者，但都是皮影戏发展的见证者和知情者，他们叙述具有同样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