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妍 姜达

肺癌是世界上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之一，占全球新发癌症的12.9%，致死患者数约占全世界癌症死亡人数的1/5。在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首位，大约85%的肺癌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1]。随着抗血管生成治疗、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等新手段相继应用于肺癌治疗，不可切除NSCLC的5年生存率有了很大提高，但肺癌仍然是中国最致命的癌症。对于二线或三线治疗失败的患者，很难选择明确的治疗方案，且多数患者不能耐受化疗等相关不良反应，所以肺癌后续治疗的选择仍是目前值得探讨的话题。

自1971年Jodah Folkman教授提出肿瘤新生血管学说以来，肿瘤血管生成已被确定为恶性肿瘤的重要治疗靶标。血管异常对于实体瘤的生长和转移至关重要[2,3]，许多因子和受体与血管生成相关，包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PD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FGF）等。VEGF与血管内皮生成因子受体（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VEGFR）结合，诱导VEGFR磷酸化，促进下游信号传导，从而导致肿瘤血管扩展、扭曲和通透性改变。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TKI），尤其是多靶点血管激酶抑制剂，可选择性抑制下游VEGFR途径介导的激活[4,5]，从而抑制肿瘤血管的生成。目前，各种小分子抗血管生成TKI，例如阿帕替尼、安罗替尼、呋喹替尼和尼达尼布（Nintedanib）等已被应用在许多肺癌临床研究中并进行了评估。与贝伐珠单抗及雷莫卢单抗等大分子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ies, mAbs）不同，mAbs特异性强，多与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相结合，可明显改善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但多数mAbs不可以单独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