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绪锋

陆军军医大学政治理论与人文社科系，重庆 400048

“常规科学”条件下的医学科技决策以精英决策模式为主导，这是近代以来理性主义和工具理性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包括医学科技在内的科技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后常规科学”时代的到来，科技应用的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科技决策的价值关涉性也逐渐被人们所重视，特别是随着社会知识生产应用性与弥散性的增强，公众对科技决策风险的关注度大为提升，并表现出参与科技决策价值讨论的意愿，这对科技决策模式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科学家真理代言人”到“专家与技术官僚共谋”，再到“公众参与”的演变[1]，公众参与在支撑科技决策方面的应用也日益增加[2]。当前我国科技决策问责制还存在参与主体较为单一、常态化问责的程序性、公开性有待强化等缺憾[3]，而且对公民参与作用的认识不够，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公民参与的利与弊，重点挖掘公民参与对医学科技决策的价值，并对可能的有效参与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1 “后常规科学时代”的医学科技决策模式亟待转型

“二战”之后，随着学科的进一步细化，世界各国开始加大对科技发展规划的干预力度，在科技决策方面越来越倚重科技专家并形成“政府—科学家”的精英决策模式，“这种精英式科技决策模式正是工业社会的制度性结构和理性基础在科技政策领域的表现”[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