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

任何牢固的信息繭房终将在现实面前被碰得粉碎。

在人权问题上扮演全球的“教师爷”，向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指指点点，指责其认定的问题，传授其认可的经验，是西方发达国家政要、媒体以及精英群体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正在当前特定形势下，呈现某种扭曲的发展——首先构建一个虚假的真相，然后对这个真相进行深度的批判，最后在此基础上给出诚挚的建议。大致从2017年前后开始，美西方国家在涉疆问题上，就陷入了这种难以名状的扭曲状态。主打熟悉中国文化，强调与中国人民、特别是精英群体关系良好的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在其《外国媒体憎恨中国吗》的署名文章中，再度向读者呈现了这种极端的扭曲状态。

就功能而言，这种刻奇，是西方部分精英在面临深层次结构性挑战和考验时，采取的一种廉价的功能性替代：通过对外部虚假真相的塑造，以及在此基础上具有行为艺术特征的表演性批判，取代真正需要对自身面临结构性矛盾和困境采取的实质性批判行动。比较直白地说，就是自己生病但是坚持让别人吃药。

西方面临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带着“历史终结”狂喜的西方主要国家，以极为随性的方式在30年间将冷战红利消耗殆尽，并开始面临由此带来的以西方社会内部极端的贫富分化为最典型代表的诸多深层矛盾的集中反弹;同时，中国在30年间的高速发展，不仅在地缘政治、国际体系力量对比上带来了直观的冲击，而且从外部提供了不同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的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