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宝平 陈媛

引 言

所谓“主体”(subject)，就是“我”这个个体“在历史的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人”(Mansfield, 2000: vi)，它经常与“自我”(self)概念混用。在曼斯菲尔德看来，“自我”一词“体现不出‘主体’中隐含的社会、文化上的错杂纠缠：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方式总是与种种复杂的政治、社会、哲学问题——或者说共同的问题——已经纠结在一起”(Mansfield, 2000: 2-3)，但是大量实际的讨论和研究中，学者们并未轻视“自我”概念中社会、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属性。主体概念本身表明它总是与自身之外的东西密切关联，由此产生了既必要又必然的认同问题。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从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的幼儿对镜子中影像的认同出发，指出主体的自我认同过程包含着“自我的客观化”：镜像“使自我在被社会决定之前，就将其作用因素置于虚构的方向上……主体通过镜中的完整身体形式提前获得自身能力成熟之感，该完整身体形式是通过格式塔方式获得的”，这种格式塔“预示了它异化性的结局”(Lacan，2001：2)。这意味着自我认知和建构不能孤立地发生，必须凭借一定的外在参照(拉康所谓的“他者”)，认同某个外在的对象(如幼儿凭借镜像来形成自我)。这一基本机制意味着纯粹的主体性是不可复原和回溯的：“我”是基于他者所构建的“我”，是一个“异化身份”。主体建构须依赖他者这一性质，为我们讨论海外日裔移民的主体性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起点。

拉康的他者包括了“小他者”(the other)和“大他者”(the Other)。小他者是自我的投射、对应体、镜像。镜像阶段结束的时刻同时开启了一个“辩证过程”，该过程“将自我与各种社会性展开的情境联系起来”(Lacan，2001：4)，即开始受到大他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