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桂影 任玉函

引 言

随着社会文化态势的演变，诗歌功用理论的指向亦趋多元化。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M.H.Abrams)曾用“镜与灯”来比喻形容诗学的两种倾向：“镜说”意指模仿理论，认为文艺就是自然的摹仿再现；而“灯说”则代表着表现理论(Expressive Theory),认为诗歌是作者思想感情的表现和外化(王睿，2011：112)，是诗人抒发情感、浸润心灵的载体，是主观意识、情感、想象等物态化的具体表现(曾小月，2014：55)。在中国，自古代起诗歌便呈现出明显的表现理论特点，即“言志缘情”。《尚书·尧典》记载：“诗言志”，即诗人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抱负；汉代《毛诗序》也曾提到：“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至魏晋时期，陆机在其《文赋》一文中写到：“诗缘情”，指诗歌是为抒发作者的情感而作，是因情感激动而作，故而“诗缘情”比先秦和汉代的“情志”说又前进了一步，它更强调“情”的成分。而最早见于《礼记·乐记》的诗论“物感说”也反映出中国传统诗学“表现理论”的精义，即艺术是主观情感和客观条件的统一，是人在自然审美过程中所追求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言志缘情说”和“物感说”的诗学理论不仅展示出中华民族在诗歌领域独特的审美艺术，也说明它和西方文学领域的“表现理论”诗学拥有异曲同工之妙。

西方“表现理论”诗学和华兹华斯

(一)西方表现理论诗学的特点

西方“表现理论”诗学远接希腊、罗马时代的先哲思想，近承启蒙主义后期的前浪漫主义思维。艾布拉姆斯的“镜子说”便来源于苏格拉底的《国家篇》，之后柏拉图引用了这一理论，他用“镜子说”说明艺术和宇宙的本质关系，认为诗是心灵的表现，是精神的狂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