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健翀 王嘉琪

引 言

约翰·济慈(1795-1821)被赞誉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派最后一位旗手。木心(2013：524)称其为“清清白白的唯美主义者”；也有学者坚信济慈是“一个典型的浪漫派反讽家”(Mellor, 1980: 77)；王佐良(2016：378)则认为济慈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因为他“要解决的思想和创作问题也都属于现代世界”。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观、柯尔律治的神秘观和雪莱的激进派作风不同的是，济慈终其短暂的一生不懈追求艺术之美，甘之如饴。

济慈颂诗中深邃的诗学意蕴、丰富的审美旨趣和前瞻性的时代反思历来都是中西方批评者关注的焦点，个中解读，自照一隅，然鲜有共识。国内外颂诗研究大都从主题、神话、文体学、诗艺、互文性、影响的焦虑、诗学思想等角度展开，也有涉及诗人无个性说和比较研究，但整体没有跳脱浪漫派自我表现诗论的藩篱。以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托·斯·艾略特(T. S. Eliot)等为代表的西方批论家基本以济慈对“颂诗”体裁的创新、对想象的推崇和对“美”与“真”的追求为抓手。有学者坚信，济慈“仅凭少数几首伟大的颂诗便超越了18世纪下半叶受弥尔顿困扰的诗人”(Bloom, 2005: 147)，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诗人。国内学者整体偏重对具体作品的微观探讨，其中不乏中西比较的专文。有学者指出济慈的“两个房间”论和王国维的“两个境界”论“可以形成有趣的映照关系”(周江平、黄赞梅，2007：148)；有学者侧重济慈的“消极能力”说和庄子的“物化”论的异质性(李正栓、李会芳，2007：112)；有学者认为《希腊古瓮颂》的“虚实相生”“境外之致”与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诗学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南健翀，200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