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川 陈 鹤 邹 敏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6)

清代百科全书式学者李调元(1734-1803)，字羹堂，号雨村、童山、蠢翁等，四川绵州罗江(今德阳罗江)人。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及第，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吏部文选司主事、广东乡试主考官、考功员外郎、广东学政、直隶通永道道员。乾隆五十年(1785)遭诬罢职回到四川，回乡后不再复出，家有“万卷楼”，号称藏书十万卷，收藏极富，以读书著述自娱。

李调元著述极为宏富，有《童山诗集》《童山文集》《蠢翁词》等文学作品，《雨村诗话》《雨村词话》《雨村曲话》《雨村赋话》等诗词学、戏剧学、文艺理论作品，编刊饮食专著《醒园录》，辑撰刊刻大型丛书《函海》《续函海》等文献学巨著，在当时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关注。

对于这一“全科学者”，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却无李调元之传，《清史稿·文苑传》亦无李调元记述，说明在清人、清遗民的眼中，李调元并无突出之仕绩，达不到入传的历史人物的标准，亦不太认可他在清代主流文坛之地位。就连巴蜀乡邦的《四川通志》以及《国朝全蜀诗钞》等文献对于李调元诗作亦有微词，(1)嘉庆朝常明主纂《四川通志》卷154《人物》述李调元时云：“其自著诗文集，不足存也”；光绪朝《国朝全蜀诗钞》卷十四评价李调元“少作多可存，晚年有率易之病，识者宜分别观之”，故李调元未入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一书。这恰恰是李调元钟情民间文化、整理民间文化重要贡献的侧面证明。

李调元收集、整理乡邦文献，研究民间文化，推动蜀学发展，造福乡梓民众。他在众多领域的学术成就，逐渐得到各界的高度评价。如黄芝冈先生就有《川梆子的导源人——李调元先生》等文章，总结李调元的川剧成就；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多种清史人物传记，甚至于《清史列传》称赞李调元“所为诗文，天才横溢，不加修饰”，“蜀中撰述之富，费密而后，厥推调元”，其所编刻的《函海》“表彰先哲，嘉惠来学，甚为海内所称”。(2)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2，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917页。根据王钟翰先生考证，《清史列传》来自清人的传记稿本，能够有李调元之传，证明虽然《清史稿》不收李调元传，但是，清人仍然已经撰成了李调元传，因此得以在1928年首次公开面世。可见，随着时光的冲刷淘汰，20世纪以来，除了李调元之于学术研究及民间文化的保存之功，他以其传奇的经历、横溢八斗的才华、宏富深邃的著述、众多方面的成就，逐渐得到了更多学者的瞩目，更多世人、乡人的认识。

1949年之后，关于李调元的研究逐渐起步，如中国社科院学者编有《李调元传》(3)吴伯娅：《李调元》，载张捷夫主编《清代人物传稿》第十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66-272页。，四川民俗学会等学术团队成立了研究专委会(4)如四川省民俗学会，在2006年协助举办了首届中国罗江诗歌节，同年举办了四川省首届李调元学术研讨会，成立四川省民俗学会“罗江李调元研究专委会”，陆续点校出版李调元之著作，创作了多部关于李调元的小说、连环画、影视剧本和川剧等。参阅吴晓彤：《“蜀中才子”李调元复兴清代巴蜀文化》，载《四川日报》2017年4月18日第14版。；对于李调元的川菜、川剧等领域的著述与贡献，相关研究日渐增多。评论亦褒贬不一，但是对于李调元学术成就的整体认可，则是学术界的共识。

梳理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李调元及其著述的研究成果，总结其学术贡献，能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有益的镜鉴。本文拟从生平事迹、学术成就、文献整理与研究、巴蜀文化研究等几个方面，综述相关研究成果，并展望今后李调元的研究，以供学术界参考。

一、李调元生平事迹研究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曾指出：“读古人之书，必知其人而论其世，则年谱要矣。”(5)钱大昕：《郑康成年谱·序》，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410页。因此，编写历史人物年谱，常被视为研究人物的第一步。

晚清同治年间，蜀人杨懋修撰了《李雨村先生年谱》，这是第一部李调元年谱。(6)杨懋修：《李雨村先生年谱》，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入藏国家图书馆等处。到了改革开放之初，杨世明撰写了《李调元年谱略稿》，据(李调元)所遗诗文考其一生宦迹、交游、著述等事，以编年的形式较详细地梳理了李调元一生的事迹。(7)杨世明：《李调元年谱略稿》，《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第15-24页。孙震则据李调元自著《童山自记》对杨著《李调元年谱略稿》提出了九点质疑。(8)孙震：《〈李调元年谱略稿〉质疑》，《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第83-84页。赖安海、王川则重新编写了《李调元编年事辑》《李调元年谱简编》等文章。(9)赖安海：《李调元编年事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王川：《李调元年谱简编》，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总第231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第353-354页。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詹杭伦所著《李调元学谱》(天地出版社1997年)分为“纪年谱”“著述谱”和“评论谱”，其中“纪年谱”在前人成果基础上，“以《童山自记》为纲”，“以政事、行踪、交游为主”，以纪年形式详考调元生平事迹。特别是该书参考中国传统史籍体裁“纲目体”的方法，将李调元一生归纳为居乡读书、浙江问学、中举登第等16个段落，显得纲举目张，便利读者，可谓年谱撰写方式上的创举。同时，作者以按语的形式对相关问题做了详尽的考证，深得宋贤司马光撰编年史“长编考异法”的旨趣。(10)参见桑兵：《长编考异法与编年体的演进》，《武汉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99-110页。

相比于年谱，传记的读者更为广泛。蒋维明撰写的《李调元》(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共分五章46小节，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文笔，再现了李调元的一生，并细述了李调元在文学、曲艺、川菜、文献等方面的成果，是一部优秀而雅俗共赏的李调元传记。

李调元性喜藏书，家有“万卷楼”，号称藏书十万卷，收藏极富。李林、黄海明等人分别撰文，简要梳理了李调元的藏书史。(11)李林：《李调元和他的“万卷楼”》，《图书馆学研究》1984年第1期，第136-138页。黄海明：《李调元和“万卷楼”藏书》，《图书馆论坛》2000年第6期，第95-96页。罗华文、胡国芳认为李调元“万卷楼”藏书具有求真、求善、求美的价值。(12)罗文华、胡国芳：《李调元“万卷楼”的藏书价值探析》，《图书馆情报工作》2008年第11期，第100-102页。赖安海考察了“万卷楼”焚毁的深层次原因。(13)赖安海：《李调元“万卷楼焚”考述》，四川省民俗学会、罗江县人民政府编：《李调元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335-344页。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交游考是学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孙文刚考述了李调元与乾嘉诗文名家(袁枚、王文治、赵翼、姚鼐、纪昀)、戏剧名流(蒋士铨、魏长生)以及朝鲜诗人柳琴等人的交游。(14)孙文刚：《李调元交游考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主办：《国学》第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23-438页。茆萌考察了李调元与江浙文人交游的情况，指出调元虽然晚年归蜀，但“与赵翼等江浙文人的联系和交往也未曾中断过”。(15)茆萌：《李调元与江浙文人交游论述》，《烟台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55-61页。王琳认为，李调元的文学交游对其诗歌内容、形式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16)王琳：《李调元文学交游及对其诗歌的影响》，《现代语文》2016年第31期，第36-39页。

除了前述正传之外，作为四川的传奇人物，民间亦流传有很多李调元的传奇故事，除了在四川之外，广东等地的民间亦有流传。在四川的《龙门阵》《四川青年》《四川群众文艺》等刊物，刊登了多篇关于李调元的民间故事。(17)1932年4月，绍兴民间出版部出版了《李调元故事集》。改革开放后，此类故事整理出版，更为广泛。一苇：《四川诗人李调元》，《龙门阵》1980年第1期。蒋维明：《落榜后的李调元》，《四川青年》1980年第7期。聂云岚等编：《李调元佳话》，四川群众艺术馆，1981年。此类民间故事较多，不一一列举。旷天全等将李调元传说故事分为从政和才智传说两类，认为这些传说富于传奇性，表达了人们对李调元的敬仰之情。(18)旷天全、何友文、段洪勇：《李调元传说故事研究》，《沧桑》2008年第3期，第238-239页。邱睿认为，李调元故事多为与江南才子的戏剧冲突，体现清代科举背景下，江南和巴蜀不平衡的地域文化关系，以及民间的对抗心态。李调元本人曾倾力于巴蜀乡邦文化的建设，故而成为民间的“文化英雄”，在故事中维护地域文化尊严。(19)邱睿：《从“李调元”故事看清代地域文化对抗》，《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16期，第129-132页。李岗、郑馥璇以李调元传说为例，探讨了四川民间传说传播的模式。(20)李岗、郑馥璇：《四川民间传说传播模式初探——以罗江县李调元传说为个案》，《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87-89页。

二、李调元的经学、文学与史学成就研究

李调元著述丰富，遍及四部，此处主要论述其经学、文学、史学成就的相关研究。

(一)李调元经学成就研究

李调元的经学成果丰硕，共著有23种经学著作，涉及儒家十三经中的九种，如《易古文》《尚书古字辨异》《古文尚书证讹》《逸孟子》等。张力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李调元对《礼记》《仪礼》《周礼》《春秋》《孟子》等儒家经典的研究。(21)张力：《试论李调元的经学》，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西华大学蜀学研究中心主编：《蜀学》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159-169页。刘平中以尚书学为例，深入考察李调元的经学成就，认为李调元所著《尚书古字辨异》《古文尚书证讹》等书“在清代尚书学史上的作用不可忽视”。(22)刘平中：《试析巴蜀才子李调元的经学成就——以尚书学为例》，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西华大学蜀学研究中心主编：《蜀学》第九辑，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209-215页。张勇锋从写作缘由、文章结构、文章内容等方面对李调元《逸孟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23)张勇锋：《李调元〈逸孟子〉论析》，《淮海工学院学报》2013年第13期，第39-42页。

(二)李调元文学成就研究

李调元的文学成就，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文学创作层面，一是文学研究层面，现分别综述。

第一，文学创作。

李调元、张问陶(张船山)、彭端淑，合称“清代蜀中三才子”。谢桃坊系统地考察了李调元的词学思想与创作，认为李调元虽然在词学史上并不凸显，然而他“在创作中真正把握了词的艺术形式，领悟了词体的奥秘，克服了浙西词派意旨枯寂和取径狭窄之失，自抒性灵，形成了自己的个性”。(24)谢桃坊：《论李调元的词学思想与创作》，马兴荣主编：《词学》第十八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1-144页。魏红翎对李调元《蠢翁词》中的二十多首词作了编年考证。(25)魏红翎：《李调元〈蠢翁词〉编年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主办：《国学》第一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46-454页。

第二，文学研究。

(1)诗词。

李调元十分钦佩杜甫，曾赋诗“少陵疑是我前身”。罗焕章研究了李调元的杜诗学和学习杜诗的方法。(26)罗焕章：《“少陵疑是我前身”：谈李调元的杜诗学》，《杜甫研究学刊》1991年第1期，第55-61页；罗焕章：《李调元是怎样学杜诗的？》，《杜甫研究学刊》1993年第2期，第44-52页。詹杭伦论述了李调元六游杜甫草堂的经历，揭示了他景仰杜甫的心路历程。(27)詹杭伦：《李调元六游杜甫草堂诗考述》，《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4期，第66-69页。胡可先认为杜甫作诗，最重诗法，李调元论诗，亦重视诗法，他对于杜诗章法、句法、字法和笔法的论述，都深得精髓；再次，杜甫作诗，很重制题，李调元不仅推尊杜诗诗题艺术，还很注意句法和诗题的关系；最后，李调元对于杜诗注释也有所论列，既注重杜诗与史实相互比证，称道发掘杜诗的一些旨隐词微的注释，也强调比证太过，就有牵强附会之处。(28)胡可先：《李调元论杜诗绎说》，《杜甫研究学刊》2014年第4期，第44-52页。

蒋寅认为，李调元的诗话关注当代诗歌评论，其所编纂的《全五代诗》是现存第一部个人编纂的较完整的断代诗歌全编。(29)蒋寅：《李调元诗学札记》，《镇江高专学报》2015年第1期，第7-12页。孙文刚认为，李调元的诗学体系包括诗歌本质论、诗歌发展论、诗歌审美论、诗歌方法论四个方面。(30)孙文刚：《李调元的诗学体系》，载西华大学、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蜀学》第10辑，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148-160页。

李调元《方言藻》重在介绍古今诗词所用之方言，魏启鹏较早重视李调元的这一成果，撰写有《读李调元〈方言藻〉札记》(31)魏启鹏：《读李调元〈方言藻〉札记》，载四川省民俗学会、罗江县人民政府编：《李调元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323-329页。一文，“分析了李调元创作《方言藻》的时代背景，肯定了李调元在方言俗语著述方面的首创之功，强调了《方言藻》一书在汉语史研究上的开拓性贡献”。(32)褚红：《李调元的〈方言藻〉述略》，《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2期，第1页。褚红的《李调元的〈方言藻〉述略》，对《方言藻》的创作缘由、版本流传、编排体例、成就价值和局限不足等作了初步梳理，认为是书“开创了方言研究的新领域，在我国方言学史和汉语史上具有开拓性的贡献”。(33)褚红：《李调元的〈方言藻〉述略》，《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2期，第1页。周小龙分析了李调元《方言藻》全书结构、体例特点、局限与不足。(34)周小龙：《李调元〈方言藻〉概述》，《文学界》2011年第9期，第9-10页。华学诚分析了《方言藻》与刘淇《助字辨略》二书，比较二书异同，指出二书雷同之处不少，推测可能是李调元年轻时“得到《助字辨略》并见到其中感兴趣的内容就随手摘录了出来，与自己积累的材料混编在一起”。(35)华学诚、张敏：《〈方言藻〉与〈助字辨略〉对勘述论——古代语言学著作的文献学研究之二》，《语文研究》2015年第3期，第17-27页。《方言藻》一书的价值值得肯定，但其不足之处，也不可否认，这也许是导致时人对李调元评价不高的原因之一。

(2)民间文学

《粤风》是李调元所辑解的民歌集，收有明末清初广西浔州地区的民歌111首，其中粤歌51首，瑶歌21首，俍歌29首，壮歌8首。商璧较早关注这一文献的独特价值，撰写了《粤风考释》(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梁庭望分析了《粤风·壮歌》的社会价值。(36)梁庭望：《〈粤风·壮歌〉的社会价值》，《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第100-103页。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梁庭望又撰写了《〈粤风·歌〉译注》(广西民族出版社2010年)。此外，西胁隆夫、罗洪权、孙文刚等也对《粤风》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37)西胁隆夫、曹阳：《关于〈粤风〉俍壮歌的使用文字》，《学术论坛》1985年第7期，第34-40页。罗洪权：《我对〈粤风〉研究中一些问题的认识》，《学术研究》1987年第2期，第99-103页；孙文刚：《〈粤风·粤歌〉初探》，《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2期，第68-73页。

(3)戏剧

郑家治对李调元戏剧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专著《李调元戏曲理论研究》(38)参见郑家治、尹文钱：《李调元戏曲理论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郑家治先生长期研究李调元的文学思想，撰写并发表了多篇研究李调元的学术论文。他认为，李调元戏曲本质论包括倡导主情说而又加以限制，重视戏曲的教化性、讽喻性，倡导史鉴说而又不废虚构三方面。李调元戏曲创作论则包括提倡独创性而反对抄袭，提倡有为而作真实动人，提倡虚实结合合情合理，调元在创作过程中，又在构思立意、语言文辞、对仗骈偶、音律强调等方面有具体论述。李调元的戏曲审美论提倡天然之美、工丽之美、风格多样。李调元在戏曲发展观上，探索了古代戏曲的起源，考证了戏剧名称及演变、戏剧体制的演进，勾勒了戏曲创作发展史。郑家治指出，李调元对川剧的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调都进行了记载和考证；李调元与戏曲家蒋士铨的交往，对其戏剧成就无疑有促进作用。(39)参见郑家治、尹文钱：《李调元戏曲理论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郑家治：《李调元戏曲本质论初探》，《四川戏剧》2009年第1期，第30-32页；郑家治：《自然本色：李调元戏曲美学思想》，《四川戏剧》2010年第5期，第89-90页；郑家治、尹文钱：《李调元戏曲审美论析》，《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62-70页；郑家治、尹文钱：《李调元戏曲发展观初探》，《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61-70页；郑家治：《李调元戏曲创作小考》，《四川戏剧》2013年第1期，第28-30页；李咏梅：《论李调元的戏曲理论及其历史地位》，《四川戏剧》2010年第3期，第42-44页。梁结玲认为，李调元生活于乾嘉学术发展的顶峰时期，他的性情论强调人的自然情感，尊重情感的自然性，是他戏曲理论的出发点，这与乾嘉学术新义理反对理学理与欲的二元对立，提倡理、欲、情一体是一致的。(40)梁结玲：《李调元的戏曲理论与乾嘉学术》，《文化艺术研究》2017年3期，第95-100页。漆晓文认为，李调元戏剧理论的“考据体例”受考据学的影响而产生，“推崇风教”是文化因素与政治环境双重作用的结果，“雅俗功能”源于多元影响下的个人领悟。(41)漆晓文：《浅析李调元戏曲理论特点及成因》，《戏剧之家》2020年第17期，第4-6页。孙文刚在专著《乾嘉才子李调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中列有专章《李调元的戏曲美学》，分析了李调元的戏曲观念、戏曲功用、审美特征、美学原则等方面。(42)孙文刚：《乾嘉才子李调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21-166页。

(三)李调元史学成就研究

第一，金石之学。金石学自宋代发源，至清代而大盛。李调元身处乾嘉考据学时代，对金石学自然十分留心，在此方面撰写有《补刻金石存》《蜀碑记》《博物要览》等著作。沈振辉考察了《蜀碑记补》与《蜀碑记》的关系，分析了《蜀碑记补》的编撰背景，指出此书“汇聚了宋以前蜀地碑刻几乎全部的资料，而且对这些资料做了比较考证，即使从今天来看，许多考证仍然不乏真知灼见”。(43)沈振辉：《李调元与〈蜀碑记补〉》，周少川主编：《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8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2-108页。

第二，方志之学。清代方志学大盛，名家编修方志灿若繁星。基于父亲李化楠《梓里旧闻》的底稿，李调元以严谨的修志态度，采用创新的修志方法，编修了十卷本《罗江县志》这一方志学著作是罗江县历史上第一部县志，保存罗江地区的资料。在《罗江县志》《通州志序》等方志著作之中，李调元的方志思想形成，具有自己的特色。熊倩等人分析了李调元的方志思想，认为李调元有明确的修志思想，充分的修志准备，严谨的修志态度，创新的修志方法。(44)熊倩、曹鸿浙、罗一洋：《李调元及其方志思想》，《巴蜀史志》2015年第1期,第47-49页。郑定理和旷天全简要介绍了李调元编修《罗江县志》的情况。(45)郑定理：《李调元和第一部罗江县志》，《绵阳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1期，第14-15页；旷天全：《谈李调元的〈罗江县志〉》，《巴蜀史志》2006年第2期，第28-29页。旷天全等人认为李调元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形成了敢于创新，思古、虑今、启后世，注重实事求是的方志思想，对现今修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46)旷天全、卢霞：《李调元方志思想研究》，《巴蜀史志》2010年第2期，第13-15页。可以说，李调元为方志的撰写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为巴蜀文化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史料，这也为巴蜀文化的保存、弘扬、推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除以上三类外，今人也关注李调元的书法成就，范小平《李调元和他的书法艺术》一文，梳理了李调元的书法作品，认为李调元“在书法创作上也具有较高的造诣”。(47)范小平：《李调元和他的书法艺术》，四川省民俗学会、罗江县人民政府编：《李调元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330-334页。

三、李调元振兴巴蜀文化之功

一般认为，“从元初到清代中叶，这500年来的漫长岁月，是巴蜀文化的长期衰退期。”(48)袁庭栋：《巴蜀文化志》，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13页。从清代中叶开始，四川的经济文化有了明显的复苏。李调元无疑是清代复兴巴蜀文化的重要学人。蒋维明认为，李调元对巴蜀文化有三大贡献，即编刻《函海》、繁荣川剧、游历川西。(49)蒋维明：《李调元对巴蜀文化的贡献》，《成都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第66-68页。黄全彦、郑剑平认为，李调元为蜀学发展之中坚，他保存乡邦文献，吟咏巴山蜀水，扶持地方戏剧。(50)黄全彦、郑剑平：《李调元对巴蜀文化的振衰复兴之功》，《天府新论》2014年第3期，第151-156页。

(一)搜集整理巴蜀文献

李调元对于集部之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推动了古代文献的整理与传承。李调元留心巴蜀乡土文献、先贤著述，悉心搜罗，再加以抄录、雕刻，身体力行地编刻《函海》与《续函海》，对巴蜀文化复兴和清代学术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函海》共收书163种，使不少罕见古籍得以传承。鉴于《函海》的文献价值，台湾宏业书局和大陆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68年、2012年两次影印出版，起到了保存文献的作用。

高一旭在《李调元与〈函海〉》一文中，简要介绍了《函海》四十函各函的内容，以及安县图书馆收藏该书的情况。(51)高一旭：《李调元与〈函海〉》，《四川文物》1988年第1期，第62-64页。李春光认为李调元编刻的“《函海》收书力求完备，有许多可取之处”，“使不少罕传古籍得以流传，对于巴蜀人著述的搜集，以及发扬光大四川地方文化方面作出了贡献”。(52)李春光：《〈函海〉述略——一部以收蜀人著述为主的丛书》，《社会科学研究》1992年第1期，第89-91页。邓长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调查了乾隆初刻本《函海》。(53)邓长风：《〈函海〉的版本及其编者李调元——美国国会图书馆读书札记之五》，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冰茧彩丝集》，成都：成都出版社，1994年，第533-547页。刘平中细致梳理了《函海》版本，指出此书“一书八版”的情况，认为《函海》“有补于《永乐大典》之流布，有功于《四库全书》遗珠之憾”。(54)刘平中：《天下奇书：〈函海〉的版本源流及其价值特点》，《唐都学刊》2012年第3期，第67-73页；刘平中：《李调元乾隆诸版〈函海〉述略》，《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5期，第139-142页。赖安海、王永波等也研究了《函海》的版本情况。(55)赖永海：《试述〈函海〉的版本及其编者李调元的著作总数》，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西华大学蜀学研究中心主编：《蜀学》第9辑，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142-152页；王永波：《李调元〈函海〉编修与版刻考论》，《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71-79页。

李调元著述丰富，难以一次性全部整理，因此需要学界分工合作，逐渐整理出李调元的著作集。吴熙贵撰写了《李调元诗话评注》(重庆出版社1989年)，全书有注有评，评注结合。罗焕章、易君模等分别编选了《李调元诗注》(巴蜀书社1993年)、《李调元咏景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詹杭伦积多年研究之功，编纂了《雨村诗话校正》(巴蜀书社2006年)。中共罗江县委、罗江县人民政府(今罗江区委、区人民政府)为弘扬乡贤文化，决定陆续出版《李调元全集》，先期编选了《李调元著作集》(巴蜀书社2013年)。

(二)推动川剧发展

李调元关注川剧事业，组织川剧伶班，着力扶持、大力推动川剧的兴起，着重川剧的创新、推广、普及，在川剧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早在民国时期黄芝冈就撰文探讨李调元对川剧发展的巨大贡献，认为调元是川梆子的导源人。(56)黄芝冈：《川梆子的导源人——李调元先生》，《戏剧月报》1943年第2期，第33、69-71页。谭韶华指出，李调元对当今川剧的五种声腔，即“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艺术”，都有过记述，并认为他“与各地戏曲演员在艺术上相互交流，共同磋研，把川剧的各种声腔艺术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57)谭韶华：《李调元与川剧》，《戏剧艺术》1979年第2期，第110-114页。吴新雷分析李调元的戏曲美学思想，认为《雨村曲话》和《剧话》记录了五种声腔最初传入四川的演变情况，以丰富的史料做了源流探微的工作，为我们探讨川剧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早期的原始材料。(58)吴新雷：《李调元和他的戏曲美学思想——兼评〈雨村曲话〉和〈剧话〉》，《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第94-101页。蒋维明在考察李调元的戏剧活动后，总结认为其在戏剧领域有组织伶班、培训伶童、排演剧目、编写剧本、组织各种演出、研究戏曲理论记和述川剧史料7个方面的贡献。(59)蒋维明：《一代风流尽，梨园寄深情——李调元与他的戏剧活动》，《四川戏剧》1989年第1期，第33-37页。蒋氏在其编著的传记《李调元》中，进一步总结认为，李调元对“川剧艺术的勃兴贡献至大”。(60)蒋维明：《李调元》，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9页。

(三)为川菜菜系形成发展奠基

李调元生活在川菜菜系的萌芽时期，其对川菜菜系形成发展的贡献，在于编刊其父李化楠所撰饮食专著《醒园录》，并同时融入自己对川菜、江南菜等饮食文化的独特见解，从中提炼出自己的饮食思想，不仅促进了川菜菜系的形成发展，亦为本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醒园录》分上、下两卷，全书共记载烹调39种、酿造24种、糕点24种、食品加工25种、饮料4种、食品保藏5种，其“所记诸多饮食制法中，很多操作简单，实用性强，易于人们掌握”(61)姚伟钧等：《中国饮食典籍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35页。，对于川菜的崛起，川菜菜系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李新主编的《川菜烹饪事典》中认为，“《醒园录》为近代川菜烹饪学习借鉴各地烹饪之长奠定了基础”。(62)李新：《川菜烹饪事典》，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年，第 7 页。《醒园录》收入的菜品，以江浙菜为主，也有四川菜及少数北方菜品和西洋菜品，严格意义上，《醒园录》是“一本带有川人主观喜好的，以江浙菜为大宗的菜谱”，“向四川人介绍了川外优秀的饮食烹饪技术”，为“丰富四川的饮食烹饪文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63)张茜：《从李调元到李劼人——论四川菜系的形成和发展》，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1页。杜莉认为，《醒园录》记载了江南地区乃至海外的菜点，大开川人的眼界，李调元也就成为“连接、沟通四川内外饮食烹饪”的一座重要桥梁。(64)杜莉：《川菜的桥梁——李调元》，《四川烹饪》1998年第9期，第11-12页。

《醒园录》在川菜菜系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引起学者对它的关注。江玉祥教授《不好吴餐好蜀餐——李调元与川菜》除分析川菜菜系的形成、李调元的饮食嗜好外，特别对《醒园录》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体现的文化、礼仪、孝道思想等进行了论述。(65)江玉祥：《不好吴餐好蜀餐——李调元与川菜(一至四)》，《文史杂志》2020年第2-5期，第27-33，41-51，17-27，14-17页。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李调元研究论著日渐增多，四川省民俗学会、四川省罗江县(今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写过多本《李调元研究》。如章玉钧主编《李调元研究》一书，(66)参见章玉钧主编：《李调元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收录了有关李调元研究的学术论文32篇，回顾了两百余年间的李调元研究。是书概述了清人对李调元的评论，着重于李调元文艺美学思想发微，探究了李调元的文化贡献，剖析了李调元的嘉峨诗作，为后来的李调元研究提供了便利。

尤其是2020年6月李调元入选四川省第二批历史名人以来,李调元作为历史名人所蕴含的多种价值,被四川省社会各界“再发现”，也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瞩目，成为推动这一研究的新契机。

展望未来，学术界的李调元研究，从《函海》等文献的点校及重新阐释、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综合研究、大数据等新方法的运用、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的多个维度，必将迎来新的进一步的研究；李调元其人、其著、其思想的多重价值，必将得到重新的认识，相信今后李调元研究又会迎来一个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