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五四新文学走向边远地区和底层民间社会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上海戏剧界立即组成十三个救亡演剧队赴前线、敌后演出；1938年2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组织十个抗战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派往全国各战区开展抗日演剧宣传。像洪深、金山带领的演剧二队，十四人沿途演出，观众成千上万，常常是台上台下，吼声一片，观众跟着演员流泪，高呼抗战口号，齐唱救亡歌曲。有的观众甚至随着流动舞台跑遍全城连看多场演出。看演出不过瘾，就自己组织业余剧团当演员。正如田汉《为湘剧宣传队题辞》所说：“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戏”。(1)田汉：《为湘剧宣传队题字》，《田汉全集》第11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65页。这样的壮观，是现代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

演剧队作为“移动剧团”，还把话剧的种子撒向全国最边远的地区，贵州、云南、新疆……都有了现代话剧的演出。演剧队更走出国门，到南洋、缅甸一带演出。这样，话剧这一产生于大城市里的新兴艺术，就随着抗战走向了十字街头，走向了内地，走向了农村，进入了中国社会的深处。于是，就有了我所说的“贵州(边远地区)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的相遇”。剧宣四队的部分成员就于1944年底，来到贵州安顺演出话剧《岁寒图》(陈白尘作)与《国家至上》(老舍、宋之的作)。安顺市民也因此第一次在自己家乡看到了现代话剧的专业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