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那迦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上世纪80、90年代，一首闽南语歌曲传唱两岸，唱出福建人闯天下的精神。改革开放初期，福建省农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38元、371元，全省铁路营业里程不到全国铁路网总规模的2%。福建省通过下放外贸经营权等方式，推进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外贸出口经营体制。到了90年代，三明、宁德地区的福安、福鼎等地区被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享受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福建省既有迅速发展的成就，也在前进中遇到过挫折。随着经济改革不断取得成绩，福建省也出现了福建闽江工程局特大贿赂窝案等腐败窝案、串案。腐败呈网络化发展，给反腐工作制造了很大障碍。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福建东北部城市宁德，进行了一场反腐倡廉的生动实践。

宁德俗称闽东，域内既有山区、又有沿海，自古并非富庶安逸之地。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就有了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活动，部分县还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闽东儿女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过重大贡献。

曾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任宁德地委办公室主任、地委副秘书长的李金贤曾赋诗道：“穷山恶水越千年，山客‘曲蹄’苦黄连。”所谓“曲蹄”是旧社会时当地对渔民的蔑称，道尽了人民生活的不易。千百年来，宁德地区的基层百姓都过着清贫落后的生活，直到星星之火在此燎原。

从宁德市区出发驱车向北行驶2个半小时便进入了寿宁县的大山深处，位于闽浙交界的下党乡坐落于此。下党乡原名党川，有700余年的历史，村子被山水掩映，山清水秀、云雾缭绕。始建于明代的鸾峰桥横跨其中，将文昌阁、马仙宫等文化建筑串联起来。

如今的下党风光迤逦，是宁德旅游的新地标。但在20世纪80年代，闽东是福建全省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而下党乡曾是省级特定贫困乡，是宁德地区四大特困乡之一，也是全省唯一的“五无乡”。“寿宁号称有‘三件宝’：‘地瓜当粮草，棕衣当被倒，火笼当棉袄。’”寿宁县委原副书记、政协原主席连德仁回忆，那时的下党群众生活极其艰难。

据《学习时报》报道，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从寿宁县到下党村调研，他带着18名地直部门负责人及县上相关负责人清晨6点出发。车子开到平溪乡上屏峰村，一行人又下车步行15华里直至11点过才抵达下党村。

虽然当地经济实力尚弱，但寿宁干部的精神状态是好的。在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提到：“我知道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写了一本《寿宁待志》，还留下了很多美名。当年一个封建朝代的官员都能跋涉半年来到这里，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更要勇于担当，挑战困难。”

宁德原地委行署大院。

回到寿宁县政府后，他召集干部们就寿宁县、下党乡的建设工作现场研究、现场拍板。他指出，“以后各个部门都要到贫困地方去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任何原因、种种情况，都不能成为不下乡的理由。”会议最后决定支持下党乡建设资金72萬元，主要用于水电照明和公路建设，解决了当地燃眉之急。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分别于1989年7月、1996年8月两次到下党调研。

“在他的推动下，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个‘四下基层’制度在闽东蔚然成风，直到现在仍在延续。”连德仁说。

近年来，下党村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茶产业、旅游业，走出一条因地制宜的精准脱贫之路。2018年，村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1.3万多元，村集体收入达到31万元，全村3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全部脱贫。

由于历史、地理等种种因素制约，宁德地区在经济发展、财政收入、人民生活等方面，与福建省其他先进地、市相比存在着差距，并且沿海县、市与山区县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正之风一度在干部中盛行。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宁德地区很少发生土地纠纷案件。1981年后，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土地价值不断上升，土地权属纠纷时有发生。当时宁德干部乱占耕地建房成风，仅宁德城关、塔山一带，就有成片的违规建房，被称为“马路边的腐败”。

1989年初，时任宁德地委书记，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习近平召开了宁德地区的党风廉政工作会。他在会议上提出来重点抓三个方面：一是查处违法违纪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违规占地建房问题;二是查处以权谋私，违规审批各种项目、指标的问题;三是查处贪污受贿问题。

“在这三个问题中，习书记把处理干部违规占地建房作为最突出的问题来抓。”据原宁德地委委员、纪委书记陈修茂介绍，起因是习书记在调研的时候，发现郊区很多房子盖得跟小洋楼一样，每栋都不错，但看过去又很不规整，而且又听到群众对干部违规占地建房反映强烈。“当时工资收入很低，每月只有100块钱上下，哪来那么多钱？要知道，干部占地建房会引起群众最直接的反感，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腐败。”

当时采取了四个步骤。第一阶段通过摸底查清宁德地区干部乱占耕地建房到底有多少面积，一户一户、逐个摸清底细。第二阶段分门别类、确定重点，一般性的问题进行说服教育。问题严重一点，但态度好的、能自我处理的干部，就以教育为主;态度不好、比较顽固的就是处理的重点。第三阶段动员清退，召开大会，对整个问题进行通报。第四阶段就是查处，组织部、纪委、监察局介入并从地委抽人手去依法依规按程序办理。

面对巨大的阻力，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宁德地区共查处了7392名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其中县级以上干部242名，科级以上干部1399名。同时，各县建房清查小组对1982年以来干部建私房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共清出干部占地建房741户，其中厅级离退休干部4户，处级干部28户，科级干部174户，股级以下干部535户。建房中，在职干部672户，离退休干部69户，总用地90023平方米，建筑面积65581平方米。

建房清查小组还将个人建房的占地面积、审批手续、地皮付款、房屋结构和造价、“三材”来源、建房者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建了私房又占公房等问题张榜公之于众，由群众进行监督和举报。到1991年，宁德地区违法用地案件由1987年的512件下降到52件，基本结束多年来土地管理混乱局面。

1989年3月29日，宁德地委、行署出台《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不准为违法乱纪的人和犯罪分子说情袒护、徇私枉法”;5月15日又出台《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补充“不准购买新的进口豪华汽车”等5条新规定。

 下党乡。

人民日报社原福建记者站站长张铭清在回忆1990年的一次采访时写道：习近平总书记当时还主持制定并实施了宁德“两公开一监督”等制度，从根本上遏制腐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当时我们宁德有一个侨联副主席，既滥建住房、滥占耕地，又贪污受贿，去香港的时候把香港同胞捐赠给宁德的钱私吞了。地委决定给予从严处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打了一只‘老虎’。”当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的陈增光说。

上世纪90年代，有学者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包括福建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和腐败滋生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伴随经济的发展，各种腐败现象和党政机关部门的不廉洁行为也相应地大幅增长。而一个地方要想获得经济的良性发展，没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保证，最终会丧失发展的机遇。宁德地委以雷霆态度、坚定意志及时出台部署相关措施，刹住了当地部分干部违纪违法的歪风邪气，展现了从严治党的决心和担当，建立起党风廉政的制度，也为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全国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经验。

1991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福建省纪委机关刊物《福建纪检》发表题为《以铁的纪律为90年代发展保驾护航》的文章，文中就如何严格党的纪律谈了看法。认为一要狠抓领导，从严治党，这样广大干部群众才能跟进;二要狠抓教育，增强免疫力，才能更好防腐拒变，才能够反渗透，反和平演变;三要狠抓监督，强化约束力;四要狠抓执纪，加强震慑力;五要狠抓队伍，提高战斗力。此文较全面地阐述了加强党的纪律重要性及其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間的密切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其中的观点影响深远，至今也不过时。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再到迈入新时代，纪律强党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面对新时代的新形势，更多考验摆在眼前，而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为整合国家反腐败力量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