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苑婷

“你的脑袋出了问题，可还在活着，想去北极看熊，所谓熊这样的动物，即使生活在北极，看上一眼，也会觉得温暖吧，不管之后如何，你总还是抱有希望的脑袋出了问题的人。而我，真是完全无希望的人，除了写小说干不了别的，而写小说的人生又是如此痛苦，而之所以没死，只是觉得还有些小说没有写完。”

想去北极看北极熊，在《刺杀小说家》原著小说的开篇，双雪涛把“我”写成了这样一个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等待戈多》，或者要与风车决斗的堂吉诃德——主人公都有一个近乎荒诞、跳脱理性、不可理喻的愿望，但同时会一本正经地执着于实现这一愿望。

这些荒诞都会在文本中显得正常，只有一个前提：你必须心甘情愿地放弃理性，纵身一跃，接受故事的逻辑。

这个看似荒诞的设置，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小说的气质与同名改编电影的底色。不同之处是小说阅读更为私人，它的荒诞往往是它的魅力所在;而电影，尤其是一部奔着春节档院线的商业电影，它是大众的、娱乐的，这也决定了《刺杀小说家》的改编难度：在普通观众眼里，它必须是一部结构完整、悬念矛盾足够吸引人的“特效大片”;与此同时，它又要同时保持与好莱坞的距离，以保持在小众文艺爱好者眼中极富趣味的荒诞气质。

《刺杀小说家》因此成了一部很挑观众体质的电影。喜欢的人非常喜欢，讨厌的人恐怕同样十分讨厌，讨厌的理由中，多半源于观众无法“纵身一跃”。在我看来，这正是导演改编成功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