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燕

我跟曹军庆曾经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我不叫他老师也不叫他大叔，我们都叫他曹子。除了曹子，我们杂志社还有孟子、曾子、何子、吕子、鄢子等，有点诸子百家的意思。那是一段美好时光，或者说，是《长江文艺》改版后的黄金时期。我和曹子、孟子（孟德民）作为杂志社的初来乍到者，一起霸占着领导宽大舒适的办公室。他俩把主办公桌留着，另外弄了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有独立的卫生间，但是他们从来不用。于是我受之无愧地坐在那张主桌前的老板椅上。一种没大没小、自由欢乐的共事氛围由此开启。但主要是我跟孟子闲聊，东一句西一句，或者谈吃的，我跟他是杂志社吃货委员会的重要代表。而曹子是那个与热闹沾不上边的人，木讷，沉思，微皱着眉头，眯着小眼睛。或许只有谈到某个文学话题的时候他才开始神采飞扬、侃侃而谈。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安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或者戴上耳机听音乐。一个能把自己从热闹中择出来的人，一定是非常有定力和主见的人。记得我在华科大“春秋讲学论坛”上第一次见到作家张炜时也是这个感受，一张在人群中“心骛八极，神游万仞”的思考者面孔，超然又动人。或许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与洞察的能力正是一位作家保持清醒自知与持久创作力的秘诀，亦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身边人的平庸懒惰、随波逐流，或者让人悚然一惊：我会像曹子的短篇小说《应有之义》里那个被生活安排支使、没有个性和自我的人一样，成为一个脑萎缩患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