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灝

摘要：在20世紀中叶，美国的城市人口出现了极大的转变，人口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经历内战和重建时期后的美国南方不平等的社 会结构在数十年后成了导致美国全国性城市结构剧变的催化剂。本文主要阐释了美国历史在 20 世纪对城市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美国城市人口经历的“向外迁徙”的变化和宏观动机，最后转入简要地对中国城市社会变貌的开放性讨论。中国近些年的人口移动呈现的大体上截然相反，却在细节上有着相似之处的规律。不断扩张的郊区新城和城市（中心部分）在功能上藕断丝连， 在行政上是统一管理。在产生“都市感”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催生的社会问题也可以从他国的社会史中找到偶和之处。

关键词：社会学 城市政策 公共关系 美国社会史

分类号C924

建国以后的美国直到 20 世纪早期都强调它的“城市”（urban）性：绝大多数的政治、商业和文化活动都在人口规模庞大的，少数零星的城市举行。与现今美国环绕城市的郊区乡镇和城市形成的持平规模相比，在 20 世纪早期，我们不会发现太多的郊区城镇（town）分布在 城市周围，而是会发现大多数人口集中在市中心（downtown）。美国是移民国家，尤其在 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爆炸式上升的人口使得人口都集中在少数的城市。广袤的乡间空地只属于最早的欧洲移民后裔和少数离群索居，崇尚自然主义的城镇居民。和中国相比，美国的单个的“城市”（city）通常规模较小，人口总数也浮动不定，区间内部相差数量极大。从弗吉尼亚的威廉姆斯堡（Williamsburgh）的 1 万多人，到北卡罗来纳的夏洛特（Charlotte）的80万人，再到美国最大城市纽约市的 800 余万人; 非城市的行政区划，比如镇（town; township）或是村的人口也有很大的浮动范围，有些镇的人口会比临近的市更多。小规模的 城市别具一格，城市内的医疗，商业设施一应俱全，满足了小规模人口的需要。在美国部分人口密度较高的州份，像新泽西州、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这些地方，城市和镇的区别更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泾渭分明。总体而言，城市会比镇（town）有更高的居住人口密度，配套的设施包括县（county）政府的公共服务地点也会更加集中一些。

南北战争后的原邦联地区经历了“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这一时期以大规模的以共和党主导的联邦政府对美国南方的市场干预和有色人种（主要为黑人）就职于地方性政治机关著称。奴隶制的废除也导致了将近 400 万的原黑奴流离于南方的城镇和乡村中。 黑人在“重建时期”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的进步让白人至上主义感到“身份上的焦虑”，使得在“重建时期”末期，也就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10 年代针对黑人的系统性暴力频频在美国南方地区发生- 其中包括死刑绞死黑人，组织暴徒抗议就职政府的黑人官员以及游说各地民众在立法上“开除”黑人的公民身份。不断被鼓吹的徒有虚名的“黑人统治论”助长了排外性质的白人至上主义，使得黑人以及黑人社区在世纪之末在南方受到的待遇并没有从废除奴隶制后得到打的改善，尤其是生活质量方面。内战后期在南方成立的像三 K 党这样的白人至上暴力组织在各地聚暴徒威胁黑人社区的事件也频频发生;同一时期在州立法上通过的种族隔离法- 被称作“吉姆·克劳法”- 强制性地隔离了黑人和白人居住的社区，并且在各种权利上大大削弱了黑人的参与度。内战结束后的人身自由所带来的“移动性”（mobility）以及南方地区不断恶化的种族关系让处于后“重建时期”各种政治风波的风口浪尖的美国南方黑人选择了集体性地，成规模地向北迁徙。以后的学术界把这个历经半个世纪多的人口迁徙称为“大迁徙”。（The Great Migration）与此同时，美国北部的工业吸引了成千上万劳动人口。“大迁徙”中的南方黑人居民中的极大部分也是为了能够获取更高的家庭收入才选择移民来到北部。绝大多数的“大迁徙”移民从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南卡罗莱纳这样的“深南地区”（Deep-South）拖家带口地迁移到了以大规模进行工业发展著名的北部五大湖州份。像匹兹堡、底特律、克利夫兰这样以钢铁、汽车、机械工业等重工业发家的北部城市成了许多移民家庭的最终目的地- 这些城市离占黑 人人口比例大多数的南方地区距离较近。 部分移民移居到了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城市规划的 西海岸，如洛杉矶、奥克兰和旧金山湾区的城市，这些地方距离较远，但身份上的矛盾也是 较为平和的地方。一言以蔽之，大规模工业发展对密集型劳动人口的需求成为了移民的诱因， 而“大迁徙”这样长达半个世纪的人口移动也随着目标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衰退相辅相成。

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在美国已经是巨无霸般的存在。“大迁徙”为美国北部五大湖地区的 工业城市带来巨量人口（同时也包括南方以外地区的产业工人）的同时也衍生出系统性的社 会问题，比如：住房资源的不足。芝加哥市区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实行的“公屋计划”（public house）- 意在为低收入及赤贫人群提供住宿的保障- 在如今在社会学界被认为是“错误的 决定” 至少是带来众多非议的。在安置这些目标人群的同时，当地市政没有考虑到周边 的商业配套设施以及执法力量的部署。未得到强力监管的“公屋”地区成了毒品交易的中心 以及各种暴力犯罪的频发地，这一问题如今也没得到有效解决。和“大迁徙”几乎同时发生 的是原先居住在北方城市内部的中产阶级，他们在上世纪末完成了从市中心向郊区的转移（suburbanization），他们的居住特点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包围着城市中心商业区的郊区城镇，而住民的的生活节奏也随之趋向于郊区至城市的早晚职业通勤。大片的空地在外向型的商业活动驱使下形成了可观的居民规模，新的规划城镇（planned-city）也随之形成。郊区新出现的市镇不再属于城市的范畴，即使里面的居民都是从城市迁出的中产阶级。以白人居多数的中高产阶级（higher middle class）向本来都市的郊区亦或是新规划的、并不属于本来城市行政管辖范围的郊县城市搬迁预示了如今功能完全不同的市区-郊区的对立。郊县的城市虽是物质生活丰富的中产家庭的居住区，但几乎不提供大规模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大都市提 供了工作岗位，但商业配套的老旧使得期望“保持物质生活质量”的家庭望而生畏。经历了 一系列例如工业城市转型，城市中产阶级的“郊区化”和 80 年代中期（现如今）遭到众多 非议的“毒品战争”（The War on Drugs）以后，美国社会，尤其是北方城市及周边地区的社区形式已俨然固化（solidified）并很难被调整和改造了。中国的城市社会虽不经历像美国历史上的种种社会层面的矛盾，但日新月异的产业变化以及 伴随着的不断增加的城市居民、不断扩大的城市边界在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催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以及一些新兴产业城市周围都有鳞次栉比的所谓住城（bed-town）。这些住城往往坐落于规划的新区，或被命名以“新城”坐落于老城区的外围地区。以新型城市杭州为例，近三年涌入的人口的人口已经超越了百万，安置这样庞大的人口规模也成了城市内的社会问题。 规模较小的核心城区和高昂的房价被动式地使得新增的居民选择了城区外围的住城居住;居民通过快速公路或者地铁这样的出行方式往返老城区的办公地点和住城之间。不少中国大城市的住城都缺少一些配套的商业设施：大型的一站式购物中心、电影院、图书馆这样的文娱中心在很多城市只位于于市中心亦或是中央商务区（CBD），很少能够在住城里找到非常大型的便民购物设施，通常在这些市郊的住城，只有零星的农贸市场，超市，野蛮生长并疏于商业管理的饭店街可供居民的方便。新的住城如同美国 20 世纪中期出现的新的郊区城镇，需要在政府行为和商业活动的合力下加强与市中心的联系，同时深化在住城内部各类设施的更加精确的分工。

参考文献：

[1]下城 [美]福格尔森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2]真正的穷人- 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 [美]威廉·J·威尔逊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3]美国大都市区黑人的低度郊区化与高度隔离化及其危害 孙群郎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12 年 05 期

（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  Amherst United States  MA 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