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满堂　余炳勇

摘 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我国在“十四五”时期的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根本上要靠人才振兴。积极吸引以乡贤为代表的乡村外流人才回归乡村，与乡村居民一同参与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特别是支持乡村公益事业发展，尤为必要。以福建省为例，通过检索乡贤参与乡村公益事业的案例发现，乡村宗祠与村庙等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对于吸引乡贤建设家乡具有重要影响，并为乡贤整合村内外资源提供了组织机制和有效平台。此外，乡村公益事业需要“带头人”，乡贤的引领作用也同样重要。以案例方式探讨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对于乡村公益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乡村振兴;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公益事业;乡贤引领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2-0075-07

一、乡愁——如何

从“远方的感慨”转为归乡的行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提出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实践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根本上要靠人才振兴。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的吸引力在方方面面都远远大于乡村，导致乡村青年优秀人才外流的问题非常突出，而失去人才支撑，将使乡村振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乡村发展速度将由此变缓。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就是，近年来，每逢春节假期，总能听到一些回农村老家过春节的“城里人”感叹故乡发展缓慢，感叹乡村淳朴的民风在逐步消亡。但是，尽管很多人因为爱家乡而引发乡愁，却很少有人愿意仅仅因为乡愁就真正放弃城市的优越环境与创业条件回归乡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现实选择很正常，“人往高处走”，人才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可以说是人才流动的市场规律。空有乡愁，却无力归乡服务，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乡村创业条件的限制，除了个别成为领导干部或是商界老板的乡贤有能力借助行政资源与经济资源，为家乡翻修校舍、修路筑桥或招商引资之外，很多普通的优秀人才在乡村根本得不到真正的施展。因此，除了乡愁感叹，那些外流的人才究竟以何种形式回归乡村，以何种形式真正为乡村发展作出贡献，通过何种平台参与乡村建设和乡村公益事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要考虑和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吸引乡村外流人才特别是乡贤回归乡村，首先需要乡村自身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与创业基础。检阅近几年春节期间阅读量较大的返乡题材文章，可以发现，文章作者的籍贯大部分是中西部地区，[1]鲜少有福建、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的作者慨叹家乡民风凋敝、民生艰苦，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家乡的发展，而是因为他们有条件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发展，为家乡作贡献，而不是只能空有乡愁、无力施展。笔者在福建工作多年，经过多方调研，发现很多福建籍人士非常注重利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家乡发展作贡献。例如，在春节、清明等传统节日回乡期间，游说并联手志同道合的家乡亲友，共同做一些有益于家乡发展的事业，在村民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成为村民心目中的乡贤典范。这些从乡村走出来的中青年白领之所以能成功组织动员村庄内外的资源，主要在于福建乡村不仅有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还有较好的文化组织动员平台，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网络的宗祠与村庙等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存在，使得这些人才能够以一己之力进行社区动员，实现推动乡村公益事业发展的目标。由此可见，创造良好的环境、搭建有力的公共文化平台，是吸引乡贤回归家乡作贡献、解决乡村人才紧缺的重要途径。

所谓乡贤，在《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是：“乡村中德行高尚的人。”本文所提及的乡贤主要包括两类群体，一类是指仍扎根于乡村、服务于乡村发展的有才干、有品德的乡村贤达;另一类是指从乡村中走出来的有才干且愿意支持家乡发展的城市白领。前者是在乡的乡贤，属于乡村盈利型乡贤;后者是不在乡的乡贤，属于乡村保护型乡贤，即公益型乡贤。[2]发展乡贤文化，也是党中央的政策目标。2015年和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两次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范畴，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关键”，号召“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風中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在传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中，宗祠与村庙具有代表性，是乡村社会整合的纽带，同时，宗祠与村庙文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凝聚乡村内外乡贤力量的重要纽带与团结机制。这一点在学界也有共识，有关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对于乡村治理的重要性，已有诸多论文讨论，普遍认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可以建构乡村公共性，村庄精英可以利用公共空间带动乡村民间组织建设和社区公益事业发展。[3]

二、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

整合凝聚功能与社区空间营造性质

推动实现“共谋、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索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协同共建的现实路径。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的综合支持。在组织机制方面，村两委是村庄的直接管理者。乡贤热爱家乡，想参与家乡公益事业，直接对接村两委是较为简单的办法，乡贤出创意、出经费，再由村两委负责执行，是相对理想的路径。但是，村两委成员有的能力有限，有的时间不充足，无法对村内外资源进行及时有效的整合推动。这时，如果村庄能有其他组织平台可以依托，就可以摆脱对于村两委的依赖，例如，通过宗祠、村庙等公共文化空间就可以进行组织动员。

根据公共交往类型及其相应的承载空间场所，可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划分为信仰性公共空间、生活性公共空间、娱乐性公共空间、生产性公共空间和政治性公共空间。这是在中观层面上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进行的理想类型划分，以便与公共规则、公共舆论、公共精神等概念形成对话。而对于中国传统村落社会来说，有两个重要的传统公共文化空间，一个是宗祠文化空间，另一个是村庙文化空间，并由此形成两条文化纽带。宗祠与村庙在传统村落社会中，分别承担了血缘团结与地缘团结纽带的功能。[4]因此，宗祠与村庙具有社会团结功能，属于机械团结。对于社会个体而言，宗祠作为我国儒家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关怀个体生命的来源与终极归属;村庙作为民间信仰性质的公共性空间，有利于个体寄托心灵、激发勇气。对于乡村社区而言，宗祠与村庙文化则是社区营造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之一。具体来说，宗祠又称宗庙、祖祠、祠堂，是宗族群体供设祖先的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又是从事家族事务活动的地方。福建省的宗祠总量有近2万座，应当位列全国首位。[5]福建宗祠文化自明清以来就很发达，乡村居民多聚族而居。当代围绕宗祠日常维护与活动管理而成立的宗祠理事会就是宗族再组织化的表现形式。宗祠理事会虽然没有传统社会族长的权威，但仍是乡村社区中重要的民间非正式组织，对社区自治具有重要的影响。宗祠文化在乡村社区中承担着道德教化、文化传承、公共交往以及推动公益事业开展等积极功能。在社会层面，宗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传统儒家孝道文化，具有促进社会信任与合作、强化民族认同等重要功能。因此，宗祠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庙，也称社庙、境社等，是供奉并崇拜社区神的民间信仰场所，在村庙所属的村落社区中拥有相对固定的信仰人群，每年都有定期的集体性信仰活动，如聚餐（福餐）、做戏（酬神演戏）、道场（法会）、游神（庙会）等，场所拥有社区居民自发成立的管理组织。福建村庙文化发达，“村村皆有庙，无庙不成村”，比较有名的妈祖信仰也属于村庙文化范畴。妈祖在很多沿海地区的村庙里被奉为社区神，得到塑像祭拜，形成妈祖文化信仰圈。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村庙拥有类似宗教的心理慰藉功能、道德教化功能、娱乐功能、民间文化的传承功能、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功能、社会整合功能等。[4]（P275）闽台地区村庙多供奉相同的神明，神明信仰圈文化是社会认同与团结的重要纽带。

社会学大师涂尔干认为，社会团结是指一种能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以结合或吸引为特征的联系状态。社会团结的基础是“集体意识”或“集体良心”的“同一社会一般公民共同的信仰和情操的总体”。社会团结可分为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和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两种团结类型。机械团结是通过强烈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联结纽带。有机团结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异质性和相互依赖基础上的社会联结纽带。[6]（P251）基于宗祠与村庙空间而形成的乡村血缘群体与地缘群体，既有共同的地方文化认同的基础，又有共同的利益基础，这种基于血缘与地缘基础所形成的社会团结，属于典型的机械团结，是社会团结的重要基础。社区互惠是乡村社会运行的重要机制[7]（P41），乡贤支持家乡社区公益事业是回报家乡养育之恩的表现。中国传统社会关系格局是一种差序格局、机械团结，体现“亲爱”情怀与特殊信任关系，那么“亲爱”也可以走向“博爱”，因为“亲爱”是中国式“博爱”的起点。[8]

村庙与宗祠建筑是乡村重要的文化空间，又是传统文化展示的平台，值得开发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国际上其他国家如日本，也非常重视发挥地区传统文化功能。日本的“社区营造”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其重要目的是保持地域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发掘地区传统文化潜质，进而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日本社区营造的涵盖面十分廣阔，千叶大学教授宫崎清主张将社区营造的议题分为“人”“文”“地”“产”“景”五大类，这五大议题也是社区营造所需的人力、物力、精神与空间资源。其中，“人”是社区营造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加强社区内外人力资源的融合非常关键。“文”指文化资源，即继承和发展社区共同历史文化、开展文艺活动、对市民进行终身教育等，也是社区营造形成合力的精神动力。[9]对于中国乡村社区而言，乡贤是乡村能人，是乡村建设重要的人力资源之一，而宗祠与村庙则是村落社区重要的文化平台之一，可以吸引乡贤回归，同时也可以作为乡村旅游观光资源进行开发，具有多种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

三、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对乡贤

参与乡村公益事业的双重拉动作用

对于当代乡村传统社区而言，宗祠与村庙文化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对内，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社区自治，宗祠与村庙管委会主要成员在组织社区群体性宗族祭祀与社区神祭拜活动中，拥有调动社区人力与物力资源的能力，因而拥有相当大的社区威望与社区号召力;对外，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营造浓厚的家乡意识，吸引乡贤回归，建设家乡。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也有类似发现，他在书中曾说，乡村宗祠文化组织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提供框架，村庄头面人物通常也是乡村宗祠文化组织的负责人。[10]（P134）当代福建乡贤支持家乡社区公益事业建设，往往就是充分依托宗祠与村庙组织，成功进行社区动员，实现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当代的宗祠与村庙都没有自己的田产，其建造、维修、祭祀活动开展等所需要的经费，都依靠乡民捐助，家家户户都曾给宗祠与村庙捐过款。在这种浓厚的捐赠祠庙事业发展的背景下，号召乡民捐助村庄其他公益事业并没有太大难度，但关键在于要有乡贤发起，才能引导乡民响应。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途径：

第一，乡贤可通过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参与建立民间慈善基金会。案例1：笔者校友吴博士，现供职于华侨大学法学院，从就读研究生开始就注意推动家乡公益事业，当时给村小学捐过价值数千元的图书。最近几年，吴博士发现家乡村庄贫富分化较为严重，一方面，有些家庭的孩子还读不起书，村里的孤寡老人生活困难;另一方面，有些宗亲通过办厂经商等方式成了资产过亿的大富豪。针对这种情况，他萌发了成立宗族慈善基金会的想法，让富裕的宗亲出资做慈善，并推动其制度化。2015年春节与清明假期回乡期间，吴博士游说经商办企业的富裕宗亲，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初步落实了资金来源与发放办法，并草拟了基金会章程，使基金会运作有章可循。2016年正月初一上午，利用大部分宗亲都在村庄过春节及在祠堂祭祖的机会，在吴氏宗祠召开基金会成立大会，吸引了100多位村民参加。当天，成功募集资金7万多元，吴博士个人带头捐款1万元，资金到位后，现场支付助学扶老资金13000多元。此后，他又致力于宗亲基金会能被村委会接手，成立一个村级慈善基金会，以便惠及全村群众，而不仅是本宗族群众。如今，这家宗族基金会已成功运作3年，募集资金20多万元，发放助学扶老资金10万余元。

由此可见，民间慈善基金会的发起，通常是离乡奉献型乡贤与在乡拼搏型乡贤合力谋划，出资的主力还是离乡乡贤，这些乡贤将这种奉献视为回报家乡的好机会，而不是一种经济负担。在闽南地区，奖学助老类的宗族与村庄基金会已非常普及，吴博士发起的基金会在筹资金额方面只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个案。这类基金会通常都由村内外乡贤联合发起，在春节期间利用族人或村民回乡过年之机开展募款与资助活动，是其主要运行模式。据笔者在2015年的调查，宗祠组织附设基金会用于奖励族人读书的约占20%，福建有近2万座宗祠，按这一比例估算，立足宗祠组织设立的民间基金会大约有4000家。截至2018年底，福建省注册登记的基金会有335家，位列全国第6位。由于基金会登记门槛较高，福建还有很多没有登记的民间基金会。这些没有登记的民间基金会也非常活跃，一般在每年8月与春节前后开展活动。因为8月份是高考通知书下达时间，民间基金会在这个月给本族或本村考上大学的子弟发放奖学金，奖学金额度因考取的高校级别不同有所差别，以激励更多的子弟努力读书上进。春节前后，民间基金会则主要开展慰老活动，慰问宗族中的孤寡老人和有困难的乡亲。

第二，乡贤可通过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参与社区营造。案例2：博士陈君，闽南永春县外碧村人，现供职于北京一家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民间宗教研究，积极利用家乡村庙文化来推动富裕村民做慈善公益事业。陈君经常去台湾宫庙走访，利用这种便利条件，在2011年成功撮合家乡的村庙与台湾新港奉天宫妈祖庙联谊，从新港奉天宫请回一尊妈祖像到故乡村庙供奉，使两家庙宇结成“子孙庙”关系。台湾新港奉天宫理事会经常来本村访问，本村由企业家等组成的宫庙理事会也经常到台湾回访，在台湾参观了很多宫庙，看到很多台湾宫庙都成立了基金会做善事，很受震动。陈君借机向乡贤游说，本村宫庙也应当向台湾宫庙学习，成立慈善基金会。这项提议得到了几个企业家乡贤的响应，于是，一家以救济贫困老人、宣传与表彰慈孝文化为主业的慈善基金会就应运而生。这家基金会的服务范围一开始仅限于本村，后来随着基金会收入的增多，便由本村拓展至全镇。在连续主办两届表彰慈孝家庭活动后，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于是，这一活动转由县政府主办的慈善组织接手，将表彰范围扩大到全县。当乡村公益慈善正常化后，陈君从2016年开始又张罗将本村老宅福安堂改造为“乡土记忆馆”，着力打造乡村旅游文化品牌。1陈君对此总结说，第一步建宫庙只是唤醒和发掘传统，弘扬良善的民俗文化，凝聚社区民众和乡贤的文化认同感;第二步通过公益慈善唤醒乡贤爱故乡的主观能动性，也让儒家朴素的慈孝文化固本培元;第三步建设乡土记忆馆，展示乡村传统文化，吸引城里观光客下乡，为发展乡村旅游服务。现在，泉州市、永春县政府已将外碧村纳入河流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大规划，由政府投入资金，利用碧溪的迷人风光，建设水坝与湿地公园，整合乡村传统民居、宗祠、村庙等建筑文化景观，做大做强乡村观光休闲产业。如今，外碧村已成为永春县的明星村，是外来人员到永春观光的首选乡村，也是乡村振兴的典型。

关于乡贤利用村庙文化推进社区营造的相关案例，还有福建省林文镜慈善基金会资助的“大地之子”项目。该项目利用返乡创业青年的“爱故乡”情结，要求被资助的返乡创业青年在致富之时，一定要带动村民共同致富，另外还要推动乡村公益事业发展，如修路、保护老宅等。返乡创业青年大多利用家乡祠庙文化网络进行宣传动员，推进村民共同参与“大地之子”的创业项目与公益活动，实现回报家乡、促进社区发展的目标。1返乡创业青年在发起公益项目时，由于自身经济资源有限，采取独资捐资既不可能，又不是推进公益事业发展的好办法，因此，走民间路线，依托传统祠庙组织资源进行社区动员，“众人拾柴火焰高”，调动民众参与积极性，也是社区自治水平提高的重要指标。

第三，乡贤可协同乡村老年协会创办老年服务机构。据福建省政府2017年发布的《“十三五”福建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统计，截至2015年底，福建省农村老年协会农村社区（行政村）创建率已达90%，老年协会城镇社区创建率已达95%。不过，以笔者在福建城乡社区的调查经验来看，城市社区老年协会建会率虽然高于农村社区，但很多只是在社区居委会门前挂一块牌子而已，由于没有固定经费与场所支持，难以开展什么实际活动，真正有活力的还是乡村老年协会。福建乡村社区村庙多，祠堂也多，村庙与宗祠文化是老年协会组织的文化基础，同时，村庙与宗祠也可以兼作老年协会活动中心。对于福建乡村老年协会来说，宗祠与村庙文化就是传统社区文化的组织资源。宗祠与村庙管理委员会往往与村老年协会重合，共同推动社区公益事业开展，如修桥补路、组织演艺娱乐活动、奖励族人与村民读书上进等。最近几年来，有的乡村老年协会在乡贤的倡议下创办了长者福利食堂、村级敬老院，其资金主要来自于村内外乡贤与普通村民的捐助。[11]依托社区互助养老机制，福建乡村老年协会承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层次由低到高可分为以老年协会活动中心、幸福园、老年食堂、敬老院为平台的四个服务层次。能开办老年食堂与敬老院的村庄，以闽南地区的乡村为主，所在乡镇民营经济都很发达，且多是单姓村，具有社区血亲互助性质。这种内嵌式村办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具有资源动员能力强、运行成本低、服务亲和力高等优势。

案例3：南安市霞美镇金山村创办老年食堂。南安市金山村是以吳姓为主的村庄，村庄内有宗祠与村庙，都归村老年协会管理。老年协会充分发挥了宗祠与村庙文化的积极作用，凝聚村民的力量，争取村内外乡贤的捐款，从2012年起创办乡村老年食堂，为村庄60多位老人提供一日三餐服务，带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开展。这家老年食堂由一位退休的小学校长带头创办，一年运营成本是25万元。前5年的运营经费主要来自本村籍企业家大额捐款[12]，现在则依靠普通村民的微信群小额捐款，实现了“长辈食堂免费吃饭，晚辈暗中捐款资助”的运营模式。晋江市磁灶镇大埔村、东石镇萧下村在老年协会负责人的提议下还办起了村级敬老院，为村民提供免费或低偿的机构，开展养老服务，进一步提升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其资金筹集模式主要也是富裕村民大额捐助与普通村民小额捐助相结合。每年运营所需要的资金，一般在春节期间通过微信群募捐就可以筹集完毕。晋江市民政局为鼓励老年协会承办居家养老服务，为全市200多家村级老年协会进行了注册登记，发放了社团法人证书，便于乡村老年协会开设对公银行账号，筹措资金，促使收支透明化。[13]

以上案例中，有的村庄做得较多，有的村庄虽有同样条件却所做甚少，其中的差别就在于乡贤带头人作用是否发挥。乡贤发出倡议，村民跟进，村委会等正式组织协同支持，乡村社区公益事业就可以兴办好。“万事开头难”，带头的乡贤提出的方案要切实可行、符合乡村需求，并且还要率先出力。案例1中的吴博士发起成立基金会，不仅动员宗族捐款，设计规章制度，还带头捐款，示范作用很强。案例2中的陈君则是方案的设计者与带头者，不仅要挖掘本社区资源，还要为家乡链接社会资源，多方位支持家乡公益事业。乡村致富需要带头人，民间公益事业也需要带头人，前者要求带头人要善于利用市场机制，吸引更多村民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后者则需要带头人善于运用社会机制，激发更多村民参与社区公益事业的热情。乡村社区公益事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光靠某些富裕村民大额捐款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富裕村民也可能遇到财务危机，还是应当发动更多普通村民一起参与。互惠是乡村社区共同体运行的主要机制，因此，要做好乡村社区公益事业，唤醒社区共同体成员的责任意识、公益情怀，就显得非常重要。福建乡村社区老年食堂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微信群募捐，让老人免费就餐、子女暗中买单的运作模式也是社区互惠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形式之一。

四、总结与讨论

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支撑，需要积极吸引以乡贤为代表的乡村外流人才回归，为家乡建设出力，提供智力支持与财力支持，与本村居民一同推动家乡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中国人都有很强的血缘与地缘观念，以宗祠和村庙为代表的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就是血缘与地缘文化展现的空间载体，宗祠祭祖与村庙祭神仪式是吸引游子回乡的重要时机，同时也是乡村社会血缘与地缘群体整合的纽带。从本文所列举的多个案例来看，乡村宗祠与村庙文化对于吸引乡贤建设家乡具有重要影响，并为乡贤整合村内外资源提供了组织机制。有志于家乡建设的乡贤可依托凝聚人心的宗祠与村庙文化，引导村庄内外热心人士投入乡村振兴事业中来。

前面所述的多个案例中，乡贤组织推动乡村公益事业发展，也属于社区营造范畴。社区营造就是要政府引导、民间自发、NGO帮扶，目的在于实现社区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帮助解决社会福利，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这一过程中，着力提升社区的集体社会资本，以达到社区自治的目的。[14]从本文所提及的案例来看，所谓社区营造就是乡贤或爱乡人士带动，社区居民参与或响应，通过社区内外资源链接、整合与开发，推动乡村社区经济社会再发展的过程。这种社区团结，早在祠庙建造、维修与仪式开展的过程中就已形成，如祠庙理事会组织，由公共空间建造带动公共社会空间形成，乡贤只不过是借势而为。在社区营造过程中，带头乡贤发挥的作用非常大，既要有公益心，又要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动员号召能力，带动社区成员共同参与，并将社区成员参与变成一种习惯，唯有如此，乡村公益事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宗祠与村庙文化是傳统村落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当前乡村振兴中具有文化传承与社会团结的重要功能，地方政府应当对于宗祠与村庙文化活动予以支持。目前，社会上仍有一些人持极端反传统的观点，对宗祠与村庙文化活动横加干涉。对这些观点与行为，应纠正或制止。

当然，并不是所有乡村都有宗祠与村庙文化组织资源，但乡贤回报家乡的爱心是有的，这就需要发挥基层政府的行政组织动员能力。基层政府可以对民间乡贤自发支持家乡建设的意愿加以引导，主动与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乡贤联系对接，通过乡贤联谊会形式，集聚乡贤智力、财力资源，搞好乡村振兴事业。例如，利用乡贤在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节日期间回乡之际，通过举办团拜会或茶话会、成立乡贤联谊会等方式加强联系，以激发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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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Feasible Path of Attracting the Rural Tal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and rural public welfare development

GAN Man-tang，YU bing-y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Fuzhou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peeding up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s a major strategy of China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basically the revitalization of talents.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actively attract the rural brain drain，represented by the rural sages，to participate in rural governance and rural construction together with rural residents，especially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Taking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by retrieving the cases of rural public welfare，it is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such as rural ancestral temples and village temple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attracting rural sages to build their hometowns，and provide an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for rural sages to integrate resourc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village. Meanwhile，the public welfare also needs “leaders”，and the leading role of rural sages is equally important.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o explore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welfare.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traditional public cultural space;public welfare;leading by the rural sages

责任编辑：傅建芬

收稿日期： 2020-12-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方略研究”（18ZDA117）

作者简介： 甘满堂，福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工与宗教社会学;余炳勇，福州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