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瑛 陆兵

1931年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此后，中共北平地下党在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同时，高举抗日救亡旗帜，唤醒国人，抵御外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启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则展开了全国性抗战。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北平周边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前哨阵地;中共北平地下党在城内坚持隐蔽斗争，为抗战前线提供物资与情报。北平人民为抗战胜利付出巨大牺牲、作出重要贡献。

在记者的采访中，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陆兵就以上话题作了生动讲述。

记者：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北平地下党发动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成功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请您谈谈当时华北的局势，以及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

陆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痛感亡国惨祸迫在眉睫，北平青年学生迅即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急先锋。他们组织了宣传队、歌咏队、话剧队、漫画标语队，走上街头宣传，大声疾呼“一致对外，民众群起，杀贼救国”。中共北平市委因势利导，推动北平60余所大中学校代表集会，宣告成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并通过15项抗日议案。党组织给予学联工作及时的指导。

在学联的组织下，有20万人在太和殿前举行北平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会后分三路举行抗日大游行。青年学生的抗日热忱，极大地鼓舞、推动了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行动起来，共赴国难”成為当时最响亮的一句口号。

为了促使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战，一些学生代表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请愿，但都被蒋介石虚言推诿。12月4日北平当局悍然下令解散学联。这一天的下午，有9所大中学校2100多名学生，高呼口号，汇集到前门东站，准备乘火车南下示威。中共北平市委成立了5人秘密党团，下设4个临时党团支部，领导南下学生。5日晨，车站以“奉上级命令”为由，拒绝发车。学生们成立北平学生南下总指挥部，在车站召开各校代表紧急会议，决定卧轨斗争。至下午5时许，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高中部、中国学院、中国学院附中、艺文中学等校的学生也来到车站，云集车站的学生逾4000人。斗争坚持了三天三夜，北平与外界的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当局备受各界舆论谴责。在强大压力下，7日，南京政府复电坐镇北平的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就近妥为办理”，张学良下令发车。上午11时，学生们高唱抗日救亡歌曲乘车南下。最后，南下请愿示威虽然在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下失败了，但揭露了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唤起了各界民众的爱国激情。同时，新一波的抗日救亡浪潮也在积极酝酿之中。

继东北三省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把魔爪伸向华北。1935年11月下旬，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国民党当局计划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华北特殊化，整个华北危在旦夕。

1935年11月18日，在中共北平地下党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在女一中集会，宣布该组织从即日起转变为“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中共党组织在学联建立了党团，彭涛担任书记。

在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及中共北平临时工委谷景生、彭涛、周小舟领导下，由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人具体指挥，1935年12月9日，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学生，高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到新华门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请愿没有结果，学生们改为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起，沿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护国寺、地安门、沙滩至王府井大街，游行人数也增加到3000多人。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军警突然用“水龙”向学生喷射，并用皮鞭、枪托、棍棒等从两侧袭击学生。当天，30多名学生被捕，数百人受伤。12月11日，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12月16日，在天桥广场举行有3万余人与会的市民大会，反对“华北自治”。会后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军警血腥镇压，22名学生被捕，300余人受伤。这几次抗议示威活动，恰好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场，他拍下许多照片，见证了中国青年救亡图存的决心。

一二九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引发轰动，广大青年学生及各界民众纷纷动员起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进而侵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记者：20世纪30年代，一批被捕的共产党人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他们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在狱中成立党支部和党校，决心“扛着红旗出狱”。请您谈谈那段历史，共产党人是如何在残酷的狱中环境下开展学习和斗争的？

陆兵：1928年至1935年间，中共中央北方局、顺直（河北）省委、北平市委多次遭到敌人的破坏，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党员被捕入狱。诸如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省委代理书记马辉之、省委组织部长陈原道、省委军委常委薄一波、省委巡视员胡锡奎、省委交通科长李楚离、唐山军委书记孔祥祯，天津市委书记张友清、北平市委书记刘锡五、上海中央特科的安子文等数十人。这些被判处重刑的“政治犯”集中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

位于北平西城草岚子胡同的“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俗称草岚子监狱。所谓的“反省”，就是反动当局对共产党人实行软硬兼施另一手的策略，要政治犯“悔过自新”，改变信仰和立场，自省变节。

被捕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这些共产党员，与敌人的阴谋展开针锋相对的狱中斗争。他们秘密串联，建立了狱中党支部，前面提到的那些党员，都先后担任过狱中党支部书记或支部成员。他们将争取无条件释放全体政治犯、坚决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和搞好学习作为狱中斗争纲领。他们还通过秘密渠道与狱外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把一些学习材料陆续传送到监狱牢房里。狱中党支部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殷鉴讲党的建设和职工运动史，刘锡五讲中共党史，杨献珍负责翻译外文资料……狱中的党员利用牢房隔墙挂电灯的小洞口传递材料，利用放风的机会交流学习心得。狱中党校前后办了5年多时间，大多数党员精读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列原著。他们不仅提高了理论水平，坚定了革命信心和意志，同时也增长了文化知识。狱中党员抱有一个共同的意愿，那就是随时准备“从容就义”，努力争取“扛着红旗出狱”。当然，狱中斗争也出现过惊心动魄的时刻。1935年3月，国民党宪兵三团的两个特务伪装成“共党要犯”混入草岚子监狱，侦悉了狱中的秘密党支部，拟就了一份处决薄一波、殷鉴等12人的黑名单上报南京当局。因为发生华北事变，国民党中央军势力匆忙南撤，这批共产党员才幸免于难。

随着日军步步逼近北平，党组织加快了营救狱中党员的行动。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中的53名党员根据北方局的决定，在得到党中央批准后，在形式上履行手续分批出狱，随后奔赴抗日战争的各个战场。

记者：在抗日战争史上，卢沟桥抗战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历史事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关键作用？

陆兵：卢沟桥抗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起点。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借口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要进宛平城搜查，被守城的中国驻军拒绝。次日凌晨，日军大队人马扑向龙王庙铁路桥，向中国驻军第29军阵地挑衅并突然开枪射击。双方在铁路桥头展开激战，卢沟桥事变由此爆发。

同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中共北平地下党根据党中央指示，立即组织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团体开展前线慰问、战地服务及捐款等救亡工作，一些爱国学生投笔从戎，直接参加了抗日武装。

这期间，日军一边假意与中方谈判，派军官步行至宛平城内，实地丈量炮击距离;一边等待援军集齐后，开始炮击宛平城及长辛店一带的29军。28日拂晓，日军继续向驻守南苑的29军发起攻击，切断南苑至北平公路。激战中，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当日夜，军长宋哲元率部移驻保定，古都北平沦陷。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23日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告第二次国共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卢沟桥抗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记者：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坚持对敌斗争，依托平郊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富有传奇色彩的隐蔽斗争。请您谈谈平郊抗日根据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陆兵：中共中央1937年8月召开洛川会议，提出在晋察冀边境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中共北平市委根据严峻形势，立即着手组织一批批共产党员、民先队员、青年学生分赴山西、武汉、延安等地投身抗日斗争，有一部分直接到北平西郊开展游击战争。同时，留下党的精干力量坚持城内隐蔽斗争，市委也改为中共北平城市工作委员会。

北平郊区的抗日斗争也很有特点。北平沦陷前后，有一支号称国民抗日军的队伍活跃在郊区，这支队伍佩戴上红下蓝的袖标，老百姓俗称他们“红蓝箍”。党组织陆续派党员加入“红蓝箍”，并掌握了这支抗日队伍。1937年8月22日傍晚，国民抗日军奇袭了德胜门外第二监狱，营救出一大批被关押的共产党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劫狱成功后，有数百人加入队伍。消息一经传开，北平民众欢欣鼓舞，又有很多爱国学生、贫苦农民投奔抗日军。抗日的队伍发展壮大，他们作战灵活，攻昌平、袭宛平、炸毁石景山發电厂等战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这支队伍后来成为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之一。

1938年2月，八路军邓华支队开赴平西后，摧毁日伪政权，收编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政权。5月，邓华支队与宋时轮支队在门头沟斋堂川会合，组成八路军挺进纵队（后改称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八路军挺进平西后不久，建立起平西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宛平县政府。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在平西又成立房（山）涞（水）涿（县）、宣（化）涿（鹿）怀（来）、房（山）良（乡）等民主联合县政府。

1939年年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冀热察区党委（马辉之任书记）和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任司令兼政委）先后成立。针对冀热察地区抗日斗争的实际，萧克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三位一体”方针。

在此之前的1938年夏，挺进军曾一进平北，在日伪军连续两个月的“围剿”后失败。1939年夏，挺进军34大队二进平北，在日伪军多次包围、伏击下，又被迫撤回平西。到10月，八路军决定第三次挺进平北。由白乙化带领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10团与平北其他部队配合，一举开辟了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同年年底，中共平北工作委员会在平西成立，1940年1月，开赴平北地区。战斗在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白乙化和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10团，在当地留下许多出神入化的传奇故事。10团的干部大多是北平的大学生，这也是八路军中仅有的一个“知识分子团”。

共产党在群众中扎下根，在根据地建设中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宣传、发动和武装群众，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至1941年上半年，平西、平北、冀东根据地连成一片，人口达300万，“形成了对敌统制华北的中心北平，成四面大包围的形势”。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平郊八路军中涌现出一大批诸如白乙化、包森这样的著名英烈人物。

记者：北平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在北平的情报系统发挥了非同一般的作用。请您讲讲这条隐蔽战线上的故事。

陆兵：北平沦陷后，成为日本殖民统治华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重要的情报集散地。中共地下情报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黄浩情报组，在德胜门内簸箩仓胡同以经营“宠锡家庭挑补绣花工厂”为掩护，秘密从事为八路军采购药品的活动。黄浩不仅自掏腰包，还远赴香港、澳门和南洋地区筹集经费。情报组成员刘仁术、费璐璐夫妇，利用汉奸从王府井大街“陆军御用达”药店购买药品。李庆丰利用在协和医院担任宗教交际部主任的便利，大量制作急救包。药品、医疗器材买来后，黄浩夫妻俩负责分类包装，秘密将药品运出戒备森严的北平城。为了万无一失，黄浩动员法国医生贝熙业，利用去西山贝家花园的机会，用自家的雪铁龙轿车运送，有时贝熙业也用自行车驮运。白求恩大夫在冀中根据地见到这些药品后，连连称赞：“真了不起！”

电视剧《潜伏》的原型之一王文（原名吴启满）、王凤岐（原名刘桂芬）夫妇，是平西情报站的情报员。1942年初冬，他们与陈老太太假扮一家人，先后潜伏在北平什刹海附近的小石碑胡同11号和大石桥胡同6号，建立秘密电台。他们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拉一根粗铁丝晾衣服，到晚上再搭上一根金属线，就成了电台的天线。就这样，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红色电波飞越古城，把重要情报传到平西根据地。

1939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在北平建立秘密情报组，组长是延安派来的陈叔亮。陈叔亮通过关系结识了东直门外义和冰窖的掌柜陈耀华，这位极具民族正义感的冰窖业掌门人，很快就成了共产党的忠实朋友。陈耀华利用自己的产业及身份，为北平情报组提供安身之所。中共情报员郑大堃潜入北平后，化名陈余庸，以义和冰窖记账先生的名义隐藏下来。中共高级情报员张友恒，化名李才，潜入北平后，也是陈耀华出面用500大洋顶兑下西直门内大街的元通祥绒线铺，让张友恒以记账先生的公开身份做掩护。北平情报组在抗日战争中成绩斐然，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立下不朽功勋。这也包括了许许多多像陈耀华这样的爱国志士，与共产党人肝胆相照、休戚与共。

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人民历尽艰辛，坚持斗争，为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北平郊区日伪军制造的惨案达130多起，百姓伤亡17045人，6万多人被捕作劳工。仅宛平县（今门头沟、房山一部分）就有829名子弟兵和党员干部英勇牺牲。北平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有力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