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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人文四十年

2021-03-24袁树仁

当代 2021年2期
关键词:巴尔扎克全集译者

一、迈过门槛

1979年6月,我在法国进修一年后回国。那时住在北大蔚秀园14公寓,与著名学者金克木先生同住一楼。晚饭后在楼前的小道上散步,常常遇到他。一天,他对我说:“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开始出版文学翻译作品了。你外文中文都不错,为何不动作?”我说:“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不知怎样与他们联系。”“你找夏玟,她是北大毕业的,现在在那里当编辑。”金先生的话鼓起我的勇气,我立即给夏玟写了一封信。数日后,夏玟来电话约我去社里面谈。她开门见山地说:“我在这里是最小最小的编辑。虽然咱们是北大同学(我比她低两届),我也知道你法文水平不错,但你必须通过试稿这道考试。”她当时就给我两篇东西让我试译。一篇是巴尔扎克《十三人故事》中第一个故事《行会头子费拉居斯》,另一篇是萨特的剧本《苍蝇》,让我从中各选一节约三五千字译出。我从来没有指望通过什么私人关系办什么事,非常愿意凭自己的实力通过这场考试。在北大的学习,对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比较熟悉,因此先译了费拉居斯女儿于勒夫人写给丈夫的诀别信寄出。

没过几天,夏玟来了电话:“你的试译稿在编委会顺利通过,请你立即开始译《十三人故事》中前两篇,此书已列入我社出版计划。今后你就是我社的约稿译者。萨特不用试译了,你就将《苍蝇》全剧译出,这也是已列入《萨特戏剧集》出版计划的。”

我从接电话的传呼电话亭一蹦一跳地回家,嘴里哼着歌,心里呼喊着:“啊!我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稿译者了!”

二、排上了队

关于《十三人故事》的翻译出版,还有一段故事:

前两篇《行会头子费拉居斯》和《朗热公爵夫人》已译好改好即将出版时,有一天夏玟去北大拜访我们的老师、老前辈陈占元教授。谈起即将出版此书的事,陈占元先生对三个故事只译两个提出异议,认为这样把好好的一部著作砍掉一块十分不妥。夏玟说因为第三个故事牵涉到同性恋甚至性奴问题,因此有所顾忌。她回社后向领导汇报后,又来电话让我将《金眼女郎》译出。于是《十三人故事》得以全须全尾地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十三人故事》1983年12月出版。从1980年到1983年底这四年间,有些老同学老朋友已在其他出版社陆续发表译作。有人说我:“你还守着人文那高门槛哪!来我们这儿吧,这儿出书快!”我说:“对,我就守着。这就好比上公交车,排上了队,总有上车的时候。”确实,这期间我又有别的译作排上了队,此后陆续得以出版。如:萨特《苍蝇》收入《萨特戏剧集》于1985年2月出版;狄德罗《拉摩的侄儿》收入《法国中篇小说选》,于1998年1月出版;儒勒·凡尔纳《冰上怪兽》1991年以外国文学出版社名义出版后,又于2016年8月和2019年5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我与桂裕芳老师合译)于2002年6月收入《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中出版。

三、上了“巴”船

《十三人故事》出版得到好评。艾珉在1998年8月为《巴尔扎克全集》写的长篇《中文版序》中说:“《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表的第一篇译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当然这是溢美之词。1983年人文社开始制订三十卷本《巴尔扎克全集》出版计划,1984年开始实施这个巨大工程时,我自然被拉上“巴船”,不仅作为译者,且参与编校。到1998年《巴尔扎克全集》出齐,十六年的劳作,其中的苦与乐,真是一言难尽!

我参加《巴尔扎克全集》,首先受到我国法国文学权威罗大冈先生的反对。他对我说:“袁树仁,巴尔扎克是个老粗,对你不适合。你应该去译普鲁斯特……”1985年南京译林出版社译普氏巨著《追忆似水年华》时,确实来邀我参加。但我已经承诺参加《巴尔扎克全集》工作,必须信守诺言,绝不反悔。我谢绝了南京的邀请。后来又与桂裕芳老师合译了普氏巨著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那是数年之后的事,在此不赘述。

《巴尔扎克全集》先后分配给我的待译作品有十二种。内容包罗万象,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物,都在老巴的画板上跳动。所以译老巴,首先要求你要有非常广阔的知识面,必须熟悉一百五十年前法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难哪!怎么办?学!阅读各种有关的书籍。有时为了一段文字或几个词语,要查阅数本著作。

语言方面,一百五十年了,与现代语言有差别。而且老巴喜欢用各种行话、黑话、专业术语。怎么办?学!查资料,找参考书!为了译第二十七卷《杂著I》中收集的1824—1830年的作品(真是一卷大百科全书啊,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整个法国全在那里),我专门到位于法国南方阿尔市的国际文学翻译家中心去工作了三个月,因为那里有《十八、十九世纪法语词典》(我们没有)。我剛到时,中心的主任、翻译家、学者见到我,说:“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但是有一天我带着一串问题去找他,他支支吾吾半天,说不明白,最后满面通红、胡须抖动着对我说:“这我怎么知道?二百年前的小细节!”

巴氏著作中常有拉丁文引语。有时一本书译完了,几段拉丁文留下的“大窟窿”仍在那里瞪着我,令我十分烦躁。有人告诉我,北师大有一位老先生会拉丁文。去询问一下,不行。于是我决定学习这个已死去的语言。黄药眠先生的大公子黄大地在研究罗马史,与我有同样的苦恼。于是我们俩聘请了一位“文革”中被监禁多年、那时虽已被释放却仍无职业的前神父贾先生教我们拉丁文。他不要报酬,我和黄大地每月给他买茶叶和香烟。学习时间是每星期日的下午和晚上,雷打不动,地点在黄大地家。一次,大雪后的北京整个道路成了滑冰场。我下课后骑自行车从师大回北大西门对面我的家。到人大附近拐弯处,摔了一跤,脚镫子扭曲变形无法再骑。我推着车从人大走回北大,到家已是子夜时分。就这样,慢慢地,借助于词典,我可以将那些瞪着我的拉丁文窟窿一一消灭了。

反复阅读了原文过后,怎样用既表现原作的风格又明白流畅的地地道道的中文表述出来,更是一个难题。读者比较喜欢《烟花女荣辱记》中几个小标题的译法,如“烟花女子动真情”“老叟情爱价几何”“蹉跎路通向何方”等,他们大概永远想不到译者在这上面累死了多少脑细胞。其实从《十三人故事》开始,我就喜欢将小标题的画龙点睛作用用中国古典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行会头子费拉居斯》中我也用了“妻子受责”“死在何方”,在《朗热公爵夫人》中用了“女子露出真面目”“天主了结风流债”,在《金眼女郎》中用了“巴黎容颜”“奇巧鸿运”等。有时标题只是人名、地名之类,那就没有办法了。

在《巴尔扎克全集》中,我不仅是译者,还担负了审校工作。前二十五卷均根据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本翻译、校订。这是迄今为止最经典的版本。第二十六至三十卷,当时尚未有“七星文库”本,系采用法国路易·柯纳尔版的《巴尔扎克全集》。《巴尔扎克全集》全部译文共一千二百多万字,光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固定译法就做了几千张卡片,印了两大本索引。要将全部译文中的人名地名从头至尾统一起来,只这一项,就是多大的工作量!傅雷先生的二百二十万字译文所依据的原文并非“七星文库”本(那时“七星文库”尚未出版),有时缺少一整段,校对起来又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对各位译者译文理解上文字上的修改,又是多么大的工作量!每卷卷尾对本卷所收各篇均要做题解,介绍相应的时代背景和作品主题。这又是多大的工作量!

就这样,我们干了十六年。数千个日日夜夜,十六年的心血!

那时的工作条件,无法与今日相比。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一切都是手工操作。译文草稿修改完毕,要抄在一个方格一个字的稿纸上。1990年暑假,为了抄一部十几万字的译稿,我每天早早吃了早饭,就赶到教研室开工。放假,无人,屋大,一楼,安静,凉爽,理想的工作场地!我的目标是一天一万字。一位法国朋友当时在我校暑期汉语短训班学习,他有时下午四点半下课后来看我。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抄多少字了?”我答:“八千。”“啊呀!对我来说,写一个汉字就像画一个小图画,我得花好几分钟呢!你一天要抄一万字,手不疼

吗?”“疼也要抄。暑假对我来说是黄金时期呀!开学后就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了!”这是真的。我为《巴全》译的十二部作品二百二十多万字,全部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在学校,除了繁重的教课任务,我还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副院长等职务,样样都要做好。

家里什么条件?一张大写字台,一半空间被一台彩电占据,斜对着先生的观影座椅。我只占写字台的一角,約四分之一的地方。一盏台灯,后面用一张报纸遮住电视,桌上是法文原文和中文译稿,字典和其他工具书等放地上、脚下。

1998年,三十卷的《巴尔扎克全集》中文版出齐。艾珉在《中文版序》中写道:“《巴尔扎克全集》译成中文达一千二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译,法语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差不多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袁树仁教授,除参加审校工作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翻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二种,字数达二百二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拿到尚散发着油墨香的《巴尔扎克全集》最后一卷,我不禁潸然泪下。

那时,我与人文社合作整二十年,我也六十岁了。

四、青山未老

《巴尔扎克全集》出齐了,我也退休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译书了。人文社约我重译《幻灭》。这是个大部头,译成中文至少有四十四万字。

天不遂人愿。2001年初,我先生罹患喉癌,手术后心梗心衰,双肺感染,医院数次发病危通知。被抢救过来后,又连续患膀胱癌、肾癌及喉癌复发,四次住院手术,最后扩散至肺癌,于2009年11月病逝。九年,我照护病人,身心俱疲。我自己真的幻灭了,自然无暇顾及老巴的《幻灭》。2010年,我重拾《幻灭》,又干了三年,新译的《幻灭》于2013年收入十二卷本的《巴尔扎克选集》中出版。又是十五年!这时我觉得自己已完全文思枯竭了。

巴尔扎克却继续不断地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十卷本《巴尔扎克选集》(1989),二十四卷本《人间喜剧》(1994),巴尔扎克诞辰二百周年纪念版《巴尔扎克全集》(1999),十二卷本《巴尔扎克选集》(2013)以及大量单行本(我译的《十三人故事》《莫黛斯特·米尼翁》《婚约》《老姑娘》均出版过单行本)。最近我得知人文社又在筹划出版质量更高的新版《巴尔扎克全集》了。三十六年前开始为《巴尔扎克全集》首次出版与我们一起艰苦奋斗的数位老师和同学,如张冠尧教授、黄晋凯教授和散文家、翻译家施康强先生均相继作古。我们今天回忆《巴尔扎克全集》的诞生及二十二年来它走过的道路时,更加怀念这些师友。

这就是我与人文社四十年的交往。感谢人文社,我很幸运成了她的约稿译者。从那时起,我就如一句法文熟语说的那样:“面板上总有面团。”持续不断有约稿,且总是名家名著。我在这块沃土上劳作,时时体验着劳动的辛苦和收获的快乐。我经历了人文社西编的几代编辑,与他们均有很好的合作。最早而且合作时间最长的当然是夏玟老师。她与我可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给我很多指点和帮助。当然我也竭尽全力帮助她。后来与仝保民先生、王瑞琴女士,现在与黄凌霞女士也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人民文学出版社七十岁了,她对中国的文学事业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祝人文社永葆青春,四季花开灿烂。

2020年11月7日

责任编辑 杨新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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