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如砥柱_参考网

心如砥柱

2021-03-24祝勇

当代 2021年2期

一

二十多年前，我和散文家彭程、凸凹一起开车去河北保定，先去莲池书院，再去直隶总督署。那是中国保存完整的一所清代省级衙署，它有着黑色三开间大门，坐北朝南，位于1米高的台阶上，大门上方正中悬一匾额，上书“直隶总督部院”。过仪门，一座四柱三顶的木牌坊赫然在目，正面镌刻有“公生明”三字，出自黄庭坚的手笔，那是我第一次在书册之外见到黄庭坚的笔迹，牌坊的背面（北面），黄庭坚书写的十六个字赫然在目：

尔俸尔禄，

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

上天难欺。

那时我二十多岁，见短识浅，看见衙署里写着这样的为官警训，心想在那样的封建时代，居然有人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说话，感到意外和震惊。那时还不知道，这条语录到底是谁说的，后来读《蜀梼杌》，才知道这番话的版权所有人，是五代后蜀的末代皇帝孟昶，原文共二十四句，一般人背不下来，这里也就不引用了。宋统一中国后，宋太宗看中了其中四句“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觉得“词简理尽”[1]，有标语口号的感染力，于是作为《戒石铭》颁布天下。所以各地衙门，都镌刻下这四句话。我在直隶总督署见到的那座木牌坊，被称为“戒石坊”，想必是出自《戒石铭》。

很多年后，闲览《水浒传》，读到第八回，写林冲受高俅陷害，押至开封府推问勘理，对府衙威仪有一段描写：

当头额挂朱红，四下帘垂斑竹。官僚守正，戒石上刻御制四行;令史谨严，漆牌中书低声二字。[2]

我骤然想起，官衙里这“戒石上刻御制四行”，其实就是《戒石铭》。只是这《戒石铭》里的具体文字，第八回没有提，到第六十二回才有说明，可见作者的心思缜密，前面埋下的伏笔，在后面一定不会忘掉。

在六十二回里，写管家李固与主母勾搭，将卢俊义告发，打入大牢，去找押牢节级蔡福，双方有段对话，道出了这“戒石”的内容：

李固道：“奸不厮瞒，俏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节级肚里。今夜晚间，只要光前绝后。无甚孝顺，五十两蒜条金在此，送与节级。厅上官吏，小人自去打点。”

蔡福笑道：“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你的那瞒心昧己勾当，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谋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两金子与我，结果了他性命;日后提刑官下马，我吃不的这等官司。”[3]

蔡福说，“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证明了戒石上所刻内容正是《戒石铭》。可见《戒石铭》的十六字箴言，在英雄驰骋的水浒年代，已经是宋代各级政府（衙门）的“标配”。

二

宋太宗时代的《戒石铭》，我们已见不到实物。既没有纸本墨迹，也没有拓本、碑刻，自然也无法知道谁是它的书写者。宋太宗热爱书法，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淳化阁帖》就是在他的倡议和领导下刻印完成的。或许，他下令颁布各地衙门的《戒石铭》，正出自他本人的手笔。到宋哲宗时，也曾“书《戒石铭》赐郡国”[4]，这事记在《贵耳集》里，只是宋哲宗的《戒石铭》真迹，今天也看不到

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戒石铭》手迹，就是黄庭坚的手迹。

黄庭坚手书《戒石铭》，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黄庭坚在太和[5]任知县时写下的。那一年，黄庭坚三十八岁。

清代徐名世删补《宋黄文节公年谱》按語中有这样的话：

按郡县戒石自唐以来有之，但只有石无文。公任太和，摘孟昶文内“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语，镌以自警。[6]

意思是，黄庭坚任太和县令，亲笔把孟昶这四句名言（《戒石铭》）写下来，勒刻于石，用来自警。按他的意思，身为太和县令，黄庭坚手书《戒石铭》，是用来自律的，是否与皇帝的旨意有关，没有说。当时的《戒石铭》刻碑被立在快阁里，但这“原版”的《戒石铭》碑，已在岁月中遗失，后世看到的，只是它的拓本。

那时的黄庭坚，用颜而近柳，用笔清劲，但字字独立，显得有些呆板，缺乏韵律感，距离他的成熟期还有一段距离，这是因为他的注意力还投放在政治上，与王朝政治比起来，书法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

《戒石铭》再次流行，是南宋初年。我从《泰和县志》里查到，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朝廷向郡县颁布黄庭坚《戒石铭》摹本，把这“十六字方针”作为各地官员的“座右铭”。据说宋高宗赵构亲自御笔勾勒了黄庭坚的《戒石铭》，再颁布各地，命州县长吏“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为晨夕之戒”。宋高宗在诏书中郑重其事地说：

近得黄庭坚所书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厌宋德也。可今摹勒庭坚所书，颁降天下。非惟刻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为晨夕之念，岂曰小补之哉！

读张岱《夜航船》，也读到过这样的话：“宋高宗绍兴二年六月，颁黄庭坚所书戒石铭于州县，令刻石。”这些南宋时代的《戒石铭》刻石，我们今天也只能见到两件原物：一件在湖南道州，一件在广西梧州。它们应当是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戒石铭》碑刻了。

宋朝灭亡了，这四句颁行官场的豪言壮语却留了下来，到明代，各级政府依然“立石于府州县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镌二大字于其前，其阴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7]。

到清代，翻刻《戒石铭》的传统依然延续，黄庭坚的书法作品承载着官方的意志被传达到各级政府，嘉庆皇帝甚至亲作《题戒石铭》诗予以强调。这就是我在保定的清代直隶总督署的“戒石坊”上，看到《戒石铭》的原因。

三

黄庭坚是在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到达吉州太和县的。此前八年，黄庭坚一直在北京[8]任国子监教授，根据宋制，国子监教授任满的他，本该被荐为著作郎，加上他得到老臣文彦博的赏识，他的仕途人生本该顺风顺水，却被“发配”到赣江中游的太和县，这命运的急转弯，完全因为他受到了一个人的连累，这个人，就是苏东坡。

黄庭坚是苏东坡的粉丝，一直想结识苏东坡，这一点很像杜甫之于李白。杜甫是在一个饭局上第一次见到李白的，那时李白已经名满天下，而杜甫还是寂寂无名。黄庭坚与苏东坡的名声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官位还是诗名，苏东坡都在黄庭坚之上，令黄庭坚“鞭长莫及”。黄庭坚主动与苏东坡联系，又怕有“攀附”之嫌。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二月，黄庭坚终于鼓起勇气，给正知徐州的苏东坡写了一封信，诚恳地表达了对苏东坡的崇敬之情。他在信里说，“心

亲则千里晤对，情异则连屋不相往来”[9]，意思是心相亲，隔千里也不算远;情相异，就是屋相连也老死不相往来。九月里，和秋风一起到来的，是苏东坡回信及《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

苏东坡与黄庭坚终生不渝的友谊，自这一天开始。

可以说，黄庭坚是在一个无比敏感和艰难的时刻，向苏东坡伸出橄榄枝的。此时正春风得意的，不是苏东坡这些“旧党”，而是朝廷中的“新党”。所以黄庭坚与苏东坡交好，绝不是政治投机，而是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艺术上的惺惺相惜。

我在《欧阳修的醉与醒》中讲到过宋代的“贬谪文化”，其实在宋代还存在着一种“官场文化”，或者叫“官僚文化”。有官僚，才有官僚文化。宋朝建立之初，曾經广授官职，目的是分化宰相权力，也造成了机构臃肿，冗员众多，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此外，宋代不断扩大科举取士规模，自太宗即位至真宗四十四年（公元976—1019年）四十多年间所取进士比整个唐代所取进士名额还多[10]，这让有才华的寒门子弟有了上升的机会，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造就了“人类群星”在仁宗一朝熠熠生辉，但也使得文官队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大大小小的权力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把相当多饱读诗书、深知春秋大义的官员吸附过来。权力的“糖衣炮弹”，一点点蚕食着他们的理想，强化着他们的利益，从而形成一个人多势众的、雷打不动的利益阶层，谁想打破他们的利益，他们都会发起集团攻击，而且有人递刀，有人杀人，有人站岗放哨，绝对是一支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精锐部队，或者说，是一个盘根错节、纵横连动的“黑社会”。这个“社会”之“黑”，足以让所有激情的、浪漫的、理想主义的社会梦想打水漂。

当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做谏官，范仲淹上疏的第一条就是裁抑冗滥，为官场“瘦身”;他还上疏《百官图》，矛头直指任人唯亲的宰相吕夷简。他发起“庆历新政”，矛头所指，就是职业型官僚，但他反而被扣上了“朋党”的帽子，他的新政也随之夭折。

宋神宗即位时虽只有十九岁，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改革的负责感、使命感不可遏制，更何况，在他的时代，有一个王安石横空出世。熙宁元年（公元1067年），宋神宗召王安石入朝，把所有的信任给了王安石，开始了“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高呼“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一手打击腐败、整顿吏治、裁撤冗员，一手推出富国、强兵、取士之法。所谓“新党”，就是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变法本无不好，尤其对于“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11]（“治平”为宋英宗的年号）的北宋王朝更是必要。然而，新法的战车隆隆开动，不仅急躁冒进，而且党同伐异，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出去。这样的荒腔走板，使得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这些“旧党”人物对这场改革保持了警觉，纷纷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上。

王安石要改革吏治，反对任人唯亲，却通过任人唯亲的手段，达到反对任人唯亲的目的。王安石的偏执，对苏东坡这些“道学型”“理想型”官员的力量形成了打击，却助长了吕惠卿、曾布这些“职业官僚”的势力，让那些唯唯诺诺、唯利是图的官员有了往上爬的机会。除了王安石本人，他身边那班“重臣”，后来几乎全都进了《宋史》的《奸臣传》。

苏东坡敏锐地意识到，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12]这样的激愤之语，就是那样的背景下说的，意思是一个人自从有文化，他的忧患也就开始了，所以不要那么有文化，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那时的他，纵然有宋神宗赏

识，却毕竟人微言轻。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个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击石，却仍忍不住要发声。

以卵击石，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他从徐州去湖州任知州，到达只三个月（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乌台诗案”事发，苏东坡被囚入御史台监狱，一百三十天后幸存一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小官职。

黄庭坚和苏东坡一起反对王安石，他们的命运也就别无二致。因为给苏东坡的那一封信，黄庭坚被罚铜二十斤，本该被荐为著作郎的他，也失去了他的“远大前程”，被贬去了山高水远的太和县。

四

黄庭坚虽只是一个小知县，七品芝麻官，和王安石的官级天差地远，但他比王安石更接地气，更知道基层社会这个神经末梢的苦乐痛痒。其实王安石变法前，也是做过基层调研的，派遣苏辙、程颢等八人至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举、徭役利害”[13]，但由于王安石重用吕惠卿，来自苏辙、程颢等人的反对声音对他就起不到丝毫作用了。元丰年间，王安石已经下野，但变法的政治效应依然在发酵。比如王安石极力推行的食盐专卖，禁止民间买卖食盐，百姓必须定量购买官盐，反而肥了官府，让百姓吃不到盐。官府不仅哄抬价格，短斤短两，掺杂施假，坑蒙拐骗，俨然成了奸商，令民众苦不堪言。意在改革弊政的王安石变法，此时已变成了最大的弊政。在太和县任上，黄庭坚一口气写了十二首纪行诗，假若王安石能够看到这些诗，一定感到无比尴尬。诗中写：

苦辞王赋迟，

户户无积藏。

民病我亦病，

呻吟达五更。[14]

诗可以怨，那时没有社会评论，没有报纸社论，诗就成了士人批判社会的工具。在这一点上，黄庭坚的确继承了杜甫的传统。黄庭坚诗歌境界很高，创江西诗派，但后人总把杜甫作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源流，这种奇崛瘦硬的诗歌风格，也一点点贯注到他的书法笔墨中。

无独有偶，苏东坡也写过许多相同题材的诗，无情地批判官盐专卖制度：

老翁七十自腰镰，

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

迩来三月食无盐。[15]

诗中描述一位老翁，腰插镰刀，到山中挖笋，却为自己吃不出春笋的鲜美而深感惭愧。他可不是孔子，因为听了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只是他已经三个月无盐可吃罢了。

高举理想主义大旗的王安石，是出于为百姓争福利的目的开始变法的，而变法的反对派苏东坡、黄庭坚，同样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说话，这说明他们对民众疾苦的态度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只在于变法的手段上。在“道学型”士大夫眼中，“士”来自“民”，就理所应当成为“民”的代言人。这一方面因为宋代是“儒家统治的时代”，而儒家追求的，就是“天下大同之道”，王安石说：“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所说的“天下”，民众是最基本的构成元素。至于这样的意识为什么早不出晚不出，而是集中出现在11世纪上半叶，余英时先生给出的解释是：这与宋代以来，尤其是仁宗以来科举考试录取范围的扩大密切相关。他说：“宋代进士基本上都是民间出身，其中不少人早年且经历過很困苦的阶段，范仲淹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这是他们‘济世‘泽民理想的重要源头。”[16]

如是说来，科举录取机会的不断增加，对

宋代政治产生的影响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它让更多的士人进入朝廷，“以天下为己任”，为人民群众大声呐喊，成为余英时先生所说的“道学型”士大夫，同时也让“职业官僚”大量拥入政府，一步步沦为不顾百姓疾苦、只求个人利益的贪官狗官。

五

无论宋朝颁布《戒石铭》，还是一轮又一轮的变法，皇帝的愿望都是美好的，就是整顿吏治，缓解社会矛盾，让王朝政治得以平稳运行，但无论他们的初衷如何充满“善意”，宋代的王朝政治一直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中，这一点在宋仁宗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

宋仁宗在位长达四十二年，但他性格犹疑不定，决定了他在决策上边走边看，王朝政治晃晃悠悠。宋仁宗去世后，宋英宗在位只有四年，身子骨又不好，无力发动改革。再往下是宋神宗，在位十八年，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却“出师未捷身先死”，把接力棒传给宋哲宗。宋哲宗登基时只有十岁，屁事不懂，事事要由太皇太后决定，太皇太后不喜欢王安石，索性来了个政策大转弯，废黜了王安石提拔的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人，“新党”全部被扫地出门，“旧党”分子司马光、吕公著被任命为宰相，这件事发生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吕公著向朝廷举荐，应当重用的人事名单中，苏轼和苏辙的名字赫然在列。在他们的举荐下，苏东坡结束了在黄州的贬谪生活，出知登州，继而被召入京，回到了“金翠耀目，罗绮飘香”的汴京，任中书舍人，不久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至正三品，开始了“华灯飞盖寓京华”的岁月，黄庭坚也结束了太和县令生涯，奉诏为秘书省校书郎，在春天的汴京城，终于见到了他心仪已久的苏东坡。

关于黄庭坚第一次拜谒苏东坡的时间，二人的诗文皆没有明确记载，黄庭坚《题东坡像》只说是“元祐之初”，苏东坡《题憩寂图并鲁直跋》说，元祐元年正月十二，苏东坡、李公麟为柳仲远作《松石图》，黄庭坚赋诗，说明二人初次见面的时间，不会晚于这一天。此时距离他写信给苏东坡，已经过去了八年。

他们的身影，被记录在李公麟《西园雅集图》中。这一水墨纸本长卷上，描绘了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晁补之等人在王诜的西园进行雅集的场景。我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写：“从《西园雅集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不同的文艺组合，比如“三苏”中的两苏（苏轼、苏辙），书法“宋四家”中的三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在中国的北宋，一个小小的私家花园，就成为融汇那个时代辉煌艺术的空间载体。”[17]

那是他们生命中的黄金岁月，他们终于可以面对面地畅谈艺术人生。他们互相唱和，争胜于毫厘之间。他们彼此激赏，又互相“挑刺儿”。苏东坡说黄庭坚：“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珧柱（蟹贝类海鲜），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黄庭坚对老师也非一味奉迎，而是认为苏东坡“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彼此之间如此直率，说明二人的情感，已达深度默契。最经典的，莫过于他们彼此评论对方的书法，一个像“挂梢挂蛇”，一个像“石压蛤蟆”。苏东坡是这样说的：“鲁直近日所作字书，虽清新劲拔，但用笔过于瘦弱，就像树上挂着蛇一样。”黄庭坚不示弱，说：“先生的字我固然不敢随便评论，但有些地方觉得太局促，写得太扁平，很像石头下压着的蛤蟆。”说罢，二人相对大笑。

假如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18]，那么这个以苏东坡为首的政治—文化“团体”，也可算作一个“党”吧。历史学家把他称作“蜀党”[19]，只是这个“党”，没有蝇营狗苟、阴谋诡计，只有志同道合、生死不移，用欧阳修《朋党论》话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20]黄庭坚与苏东坡，就属于“以同道为朋”的“朋党”。

可惜，那样的光景，只是昙花一现。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太皇太后过世，宋哲宗亲政，把烙饼又翻了个个儿，太皇太后喜欢的“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被逐出朝廷，“新党”（变法派）又被请了回来，被奉若神明，王安石实施过的那一系列政策法规，像“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等，在销声匿迹很多年后，又卷土重来。

苏东坡的死敌章惇像胡汉三一样回来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他被任命为宰相，苏东坡以讥刺先朝的罪名被贬知英州，八月再贬惠州，去了遥远的岭南。

作为一条绳上的蚂蚱，黄庭坚也被贬涪州别驾[21]，黔州[22]安置。

黄山谷，真的要跌到他人生的深山低谷。

接到命令时，身边人都忍不住大哭起来，唯有黄庭坚神色自若，倒头大睡，鼾声响彻屋宇。

六

既然宋代屡次变法，目的是施惠于百姓，为何始终不能成功？宋仁宗没有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仁宗以后皇帝又走马灯似的变更，“一朝天子一朝臣”，使王朝政治没有连续性，加上王安石在策略上的失误，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在我看来，最重要原因却不在这里，而在于变法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变法的目的是为民争利，从哪里争呢？只能从各级官吏的手上争。但靠谁来争呢？也只能依靠官员来争。前面说过，宋初广授官职，加上不断扩大科举录取规模，让官场从业人员迅速膨胀，这一方面增加了“道学型”官员的数量，为王朝政治输入了更多的正能量，同时也增加了“职业官僚”的数量，使他们盘根错节，形成利益集团，为一己私利，上欺天，下虐民。变法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二者的力量对比。固然，在权力顶层，在金字塔尖上，变法派可以拉起自己的队伍（其实也成分不纯），在基层，在金字塔的塔底，却“职业官僚”充斥，他们习惯了常规化的行政程序，习惯了多年积累出的“人脉”，所有的利益关系，都是他们长期打拼、“奋斗”的成果，有人动他们的奶酪，他们一定会拼命。

因此，历次变法中，执行改革的人，实际上就是应该被改掉的那批人。这使他们成为“双面人”，可以两面讨好，八面玲珑，更理直气壮地“欺天”，更肆无忌惮地“虐民”。变法非但不能摧毁他们，相反会助长他们的势力，让他们为所欲为，为变法买单的，只能是老百姓。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到清末“新政”，封建王朝的变法几乎没有成功的，秘密就在这里。

《戒石铭》写，“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但没有了“民脂民膏”，“尔俸尔禄”又从哪里来呢？

因此，《戒石铭》非但不能对官员们起到警示作用，反而成了官场遮羞布，有它“装点门面”，官员们更可以更放肆地“虐”，更大胆地“欺”。

到南宋，甚至有州县官员在《戒石铭》每句后面各添一句，变成这样：

尔俸尔禄——只是不足;

民膏民脂——转吃转肥;

下民易虐——來的便著;

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皇帝极力推崇的《戒石铭》，在官员嘴里成了调侃的对象。他们以戏谑的方式，向庄严正大的“十六字方针”发出挑战。

因此，无论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还是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黄庭坚所代表的“旧党”，从根本上说都是一个“党”，一个知天下大义、持儒家理想的“党”，余英时先生将其称为“道学朋党”;与他们对立的，是“好利禄”“贪财货”[23]的“党”，余英时先生将其称为“臣僚朋党”[24]，其实就是以“职业官僚”组成的利益型“朋党”。

从实力对比看，后者明显强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道学型”官员（“道学朋党”）固然有理想，有才华，有品德，甚至有皇帝、太后的恩宠，看上

去什么都有，却依然逃不脱悲剧性的命运，原因是在这个朝代里，官僚文化已树大根深，小人政客游刃有余，有人说“宋朝是官员的乐园”，其实是官僚的乐园，不是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这些具有理想人格者的乐园——他们的乐园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是精神世界里的乐园，这个乐园，一般人进不来，也不屑进来。对绝大多数官僚来说，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头顶乌纱、腰里银子更加重要。人为利来，人为利往，利益让人变成虎狼。所以，他们身穿官袍，手把经卷，一副道貌岸然，内心却无比凶狠。至于“新党”还是“旧党”，已经根本不重要，在他们眼里，变法是可笑的，反变法是滑稽的，需要“新”他们就“新”，需要“旧”他们则“旧”，王安石上台，他们就巴结王安石，司马光主政，他们就讨好司马光，他们不新不旧，亦新亦旧，时新时旧，在新与旧之间闪展腾挪，如入无人之境。变法与反变法，已经不是政治立场的对垒，而早已沦为利益得失的生死搏斗。或者说，无论“新党”上台，还是“旧党”得势，他们都不会伤到皮毛，他们的利益都固若金汤。

七

世间已无《戒石铭》（纸本），世间却有《砥柱铭》（纸本）。《砥柱铭》是唐代宰相魏徵的一篇名作，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到黄河之畔祭拜大禹，在黄河中的砥柱石上铭文祝祭大禹的历史场景，铭文上刻的内容是：

大哉伯禹，水土是职。挂冠莫顾，过门不息。让德夔龙，推功益稷。栉风沐雨，卑宫菲食。汤汤方割，襄陵伊始。事极名正，图穷地里。兴利除害，为纲为纪。寝庙为新，盛德必祀。傍临砥柱，北眺龙门。茫茫旧迹，浩浩长源。勒斯铭以纪绩，与山河而永存。

魏徵《砥柱铭》，行文雄浑壮丽，不是宋儒的叽叽歪歪可以比拟的。他歌颂大禹，当然也捎带着拍了李世民的马屁，估计李世民看到这样的文章，鼻涕泡都乐出来了。

黄庭坚手书《砥柱铭》，出于对魏徵的景仰，也有对圣主的渴求。魏徵直言进谏，李世民从善如流，二人相得益彰，才成就了贞观盛世的壮丽图景。这样的盛世，黄庭坚一辈子没有看到。黄庭坚一生，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这五朝，是新旧两党矛盾交织的五朝，是政治风向飘忽不定的五朝，黄庭坚就像一片风雨中的树叶，被时代的风雨夹带着，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方向。对于一个“理想型”“道学型”士大夫而言，那是一个看不到希望的时代，所以黄庭坚手书《砥柱铭》，在去世的前一年又手书《汉书》中的《范滂传》，他无法看到未来的希望，于是向过去，向辉煌的汉唐索取希望，希求那来自古老年代的人格正气，能够给自己带来勇气，去面对这惨淡的人生。因此，他在《砥柱铭》跋语中写：

魏公有爱君之仁，有责难之义。其智足以经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时为好学者书之，忘其文之工拙，我但见其妩媚者也。

吾友杨明叔，知经术，能诗，喜属文，吏干公家如己事。持身清洁，不以谀言以奉于上智;亦不以骄慢以诳于下愚。可告以郑公之事业者也。或者谓：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

对魏徵仰慕的“爱君之仁”“责难之义”，他充满倾慕;对于杨明叔“不以谀言以奉于上智”“不以驕慢以诳于下愚”，他心有安慰。他对杨明叔说，也是对自己说，置身于荒谬的现实，“与魍魉为邻”，一个心有良知的底层官员所能拿出的对策，就是“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

杨明叔是四川眉州人，与苏东坡同乡，他的父亲是苏东坡的好友，所以，黄庭坚在黔州遇见杨明叔，颇有他乡遇故知之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着黄庭坚写给杨明叔的信札二通，其中一通写于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杨明叔就是那一年抵达黔州，担任少府监，并与黄庭坚相识。

黄庭坚在此札中写道：

待罪穷壑，与魍魉为邻，平生学问，亦以老病昏塞，既无书史可备检寻，又无朋友相与琢磨，直一谈一笑，流俗相看耳。忽蒙赐书，存问勤恳。

且承安贫乐义，不溷乡党，卖屋以为道涂之资，载书以为到官之业，想见风采，定慰人心。国有君子，何陋之有？不肖早衰，五十而无闻，使得终寿，日月馀几，得好学之士相从，尚或有所发明。望风钦叹，无以为喻，谨奉状，道愿见之意。心之精微，非笔墨所及，伏惟照察。

我特别喜欢这段文字，在这封信里，黄庭坚道出了自己“既无书史可备检寻，又无朋友相与琢磨”的窘境，几乎一无所有的他，在俗人眼中是何等的可悲、可笑。但既然如此，还是有像杨明叔这样的人，赐书慰问他，向他表达敬意。在这样的人世间，还有君子在。有君子在，人们对世界就不至于绝望。

黄庭坚三十五世孙黄君先生说：“黄庭坚是中国书法史上极为罕见，具有强烈自我超越意识的人。”透过黄庭坚与杨明叔的交往可以判断，黄庭坚写下《砥柱铭》的时间，是黄庭坚到达黔州以后，因为只有到黔州，黄庭坚才认识杨明叔，才能在《砥柱铭》跋语中写下“吾友杨明叔”之语。据黄君先生推测，《砥柱铭》极有可能是绍圣五年（公元1098年）三月离开黔州时写给杨明叔作临别纪念的。那一年，黄庭坚已五十四岁，正是他书法艺术的自我超越期，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傅申先生的话说，“是黄庭坚书风转换期的真迹”[25]。那时的他，不再模仿苏东坡的风格，而是追求风格上的自立。他的大字行楷书，正是在黔州时期走向成熟。

黔州之于黄庭坚，正如滁州之于欧阳修，黄州之于苏东坡。他的书法，开枝散叶，犹如南方的植物，在阳光雨露滋润下舒展枝蔓，锋芒毕露。黄君先生形容他晚年书风“境界超迈，雄视千古，尤其草书和大行楷书，其艺术水准远在东坡之上”。“《砥柱铭》是这一时期内第一件具有代表性的大作品，弥足珍贵，毋庸置疑。”[26]

八

宋哲宗绍圣五年、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黄庭坚结束了在黔州三年的贬谪流放时光，迁戎州[27]安置。他像黄州的苏东坡一样开地种菜，动手葺屋，他给自己建起的栖身之所，名曰“死灰庵”“槁木寮”，表明自己已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心里惦念的，唯有在海南岛上栉风沐雨的老师苏东坡。这一年，岁在重九，黄庭坚在戎州与诸人游无等院，突然看到了苏东坡的题字，顿时心里像被人狠狠砸了一拳，担心、思念、不平、愤懑等各种情绪袭上心头，交织，搅拌，涌动，让他心神不宁，“低回其下，久之不能去”[28]。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五月，宋哲宗驾崩，他十九岁的弟弟赵佶登基，是为宋徽宗，向太后垂帘听政，“旧党”又吃香了，远在海南儋州的苏东坡咸鱼翻身，被召还京，一度有了入相的可能，黄庭坚被起复为宣德郎，监鄂州在城盐税，后改奉议郎。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七月里，黄庭坚的朋友、河南永安县令张浩带上苏东坡《寒食帖》墨稿抵达眉州青神县，在那里见到了黄庭坚。黄庭坚一见《寒食帖》，恍若见到了日夜思念的老师苏东坡，立刻泪如雨下，这就是所谓的“见字如面”吧。他激动之情难以自禁，于是挥笔写下了一段题跋：

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这段《苏轼黄州寒食诗卷跋》，后来被装裱在《寒食帖》卷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原帖并称“双璧”。写跋时，黄庭坚在苏东坡生命的出发地——四川眉州，苏东坡则身在北部湾边上的廉州[29]。一年后，苏东坡在北归途中病

死于常州，再也不可能看见黄庭坚的跋文。

宋徽宗即位只七个月，向太后就去世了，宋徽宗亲政，起用了“新党”，“旧党”又落，朝廷形势再度翻转，只不过此时朝中已无王安石，“新党”的主角，换成了蔡京。蔡京决定痛打落水狗，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于是掀起了对“元祐党人”的打击浪潮。黄庭坚又遭贬谪，被发往更遥远的宜州[30]，在那里“极目送归鸿”[31]，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

苏东坡、黄庭坚为代表的“蜀党”又被打倒了，有宋一代的“道学型”士大夫基本上全军覆没了，未来的官场，留给了蔡京、秦桧、韩侂胄、贾似道（讽刺的是，《砥柱铭》在南宋成了贾似道的藏品，是贾似道收藏的“黄庭坚双璧”之一）。北宋后期直至整个南宋，陷入了奸臣当道的历史怪圈，“君臣共治天下”的美好设计再一次走向了它的反面，变成了昏君与佞臣的共舞，宋朝政治终于从宽容走向了专制。这让我不禁想起韩少功先生在《夜行者梦语》中说过的话：“思想的龙种总是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一次次收获现实的跳蚤。或者说，我们的现实本来太多跳蚤，却被思想家们一次次说成龙种，让大家听得悦耳和体面。”[32]

其实我一直是非常喜欢《水浒传》的。在我看来，《水浒传》不是一部打打杀杀的书，而是一部描述徽宗一朝政治现实最深刻、最透彻的著作。它固然是一部造反之书，但从反向上看，也是一部官场之书，它从草莽的视角写官场，好汉替天行道，是因为天下无道。像宋江、鲁智深、林冲，都处在宋代权力金字塔的底层，是不起眼的小吏。宋江是押司，鲁智深是提辖，林冲虽为八十万禁军教头，但只是一个军事教练，并没有军事指挥之权，说白了就是一个屌丝，所以像高衙内这样的高干子弟看不起他，不仅侵占他的老婆，而且要陷害林冲。但林冲绝无造反之心，豹子头林冲，那时还没吃熊心豹子胆，即使他知道自己误入白虎堂，受了不白之冤，被发配草料场，依然梦想着能好好改造自己，有朝一日能重返社会，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直到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听见门外陆虞候和富安、差拨的谈话，知道高太尉、高衙内原来是要自己的命，他才提枪戳死三人，雪夜上梁山。但凡林冲有一条活路，他都能忍。像林冲这样能忍的人都造反了，可见当时的官场政治黑暗到了什么地步。《水浒传》是一部黑暗之书，表面上写造反，实际上写官场，写被各级官员所笼罩的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写无处伸张的正义。《水浒传》里那个大雪封门、无路可走的宋朝，已成为无数小资们追捧的对象，假若真有一台时光机，宋朝会成为许多“历史粉”投奔的目的地，这与宋朝士人的地位（所谓“君臣共治天下”）、宋代文化的非凡品质有关，宋徽宗也摆脱了《水浒传》里的反派形象，在艺术史里实现了“亮丽转身”，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别忘了《水浒传》，这样才不会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才能构建一个更加立体的宋代形象。

1127年，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虏，连推带搡，押往北國。

瑟瑟寒风中，他们仰望苍天，不知是否懂得了“上天难欺”的深意。

九

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黄庭坚在宜州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年。九月里，酷热的宜州突然来了一场小雨，那一天，黄庭坚喝了点酒，坐在胡床上，微醺中，把两脚伸出栏杆，以接受从天而降的清凉，而后，安详辞世。

2010年，黄庭坚逝世九百多年后，他的《砥柱铭》以将近4.4亿人民币的成交价拍卖成功，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最贵艺术品”。

不过，这些都与黄庭坚没有关系了。暑热中的一点微雨，是世界留给黄庭坚的最后的快乐。

2020年6月20日

责任编辑石一枫

[1] [南宋]洪迈：《容斋续笔》，上海古籍出版社。

[2] [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3] [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4] [南宋]张端义：《贵耳集》，见《鸡肋编贵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5] 今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

[6] [北宋]黄庭坚：《宋黄山谷先生全集》，清乾隆乙酉三十年（公元1765年）刊本。

[7] [明]田艺蘅：《留青日札》，上海古籍出版社。

[8] 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

[9] [北宋]黄庭坚：《上苏子瞻书》，见《黄庭坚集》，凤凰出版社。

[10]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说：“近人统计《登科记考》的进士总额，唐代290年中共得6442人，平均每年不过二三十名进士”;“宋代进士人数自太宗即位之年（976）起便开始激增，迄真宗天禧三年（1019），四十四年间已有9323人;自天禧四年（1020）至仁宗嘉祐二年（1057），三十七年间又增加了8509人”。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1] [北宋]苏轼：《策略一》，见《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

[12] [北宋]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见《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

[13]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之一。

[14] [北宋]黄庭坚：《己未过太湖僧寺，得宗汝为书，寄山蓣白酒，长韵寄答》，见《黄庭坚》，河北教育出版社。

[15] 见《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

[1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7] 祝勇：《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人民文学出版社。

[18]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 除了“蜀党”，“旧党”中还有另外两个“党”，一个是“洛党”，一个是“朔党”。

[20] [北宋]欧阳修：《朋党论》，见《欧阳修集》，凤凰出版社。

[21] 今重庆市涪陵区。

[22] 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