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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砥柱

2021-03-24祝勇

当代 2021年2期
关键词:黄庭坚变法王安石

二十多年前,我和散文家彭程、凸凹一起开车去河北保定,先去莲池书院,再去直隶总督署。那是中国保存完整的一所清代省级衙署,它有着黑色三开间大门,坐北朝南,位于1米高的台阶上,大门上方正中悬一匾额,上书“直隶总督部院”。过仪门,一座四柱三顶的木牌坊赫然在目,正面镌刻有“公生明”三字,出自黄庭坚的手笔,那是我第一次在书册之外见到黄庭坚的笔迹,牌坊的背面(北面),黄庭坚书写的十六个字赫然在目:

尔俸尔禄,

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

上天难欺。

那时我二十多岁,见短识浅,看见衙署里写着这样的为官警训,心想在那样的封建时代,居然有人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说话,感到意外和震惊。那时还不知道,这条语录到底是谁说的,后来读《蜀梼杌》,才知道这番话的版权所有人,是五代后蜀的末代皇帝孟昶,原文共二十四句,一般人背不下来,这里也就不引用了。宋统一中国后,宋太宗看中了其中四句“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觉得“词简理尽”[1],有标语口号的感染力,于是作为《戒石铭》颁布天下。所以各地衙门,都镌刻下这四句话。我在直隶总督署见到的那座木牌坊,被称为“戒石坊”,想必是出自《戒石铭》。

很多年后,闲览《水浒传》,读到第八回,写林冲受高俅陷害,押至开封府推问勘理,对府衙威仪有一段描写:

当头额挂朱红,四下帘垂斑竹。官僚守正,戒石上刻御制四行;令史谨严,漆牌中书低声二字。[2]

我骤然想起,官衙里这“戒石上刻御制四行”,其实就是《戒石铭》。只是这《戒石铭》里的具体文字,第八回没有提,到第六十二回才有说明,可见作者的心思缜密,前面埋下的伏笔,在后面一定不会忘掉。

在六十二回里,写管家李固与主母勾搭,将卢俊义告发,打入大牢,去找押牢节级蔡福,双方有段对话,道出了这“戒石”的内容:

李固道:“奸不厮瞒,俏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节级肚里。今夜晚间,只要光前绝后。无甚孝顺,五十两蒜条金在此,送与节级。厅上官吏,小人自去打点。”

蔡福笑道:“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你的那瞒心昧己勾当,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谋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两金子与我,结果了他性命;日后提刑官下马,我吃不的这等官司。”[3]

蔡福说,“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证明了戒石上所刻内容正是《戒石铭》。可见《戒石铭》的十六字箴言,在英雄驰骋的水浒年代,已经是宋代各级政府(衙门)的“标配”。

宋太宗时代的《戒石铭》,我们已见不到实物。既没有纸本墨迹,也没有拓本、碑刻,自然也无法知道谁是它的书写者。宋太宗热爱书法,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淳化阁帖》就是在他的倡议和领导下刻印完成的。或许,他下令颁布各地衙门的《戒石铭》,正出自他本人的手笔。到宋哲宗时,也曾“书《戒石铭》赐郡国”[4],这事记在《贵耳集》里,只是宋哲宗的《戒石铭》真迹,今天也看不到

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戒石铭》手迹,就是黄庭坚的手迹。

黄庭坚手书《戒石铭》,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黄庭坚在太和[5]任知县时写下的。那一年,黄庭坚三十八岁。

清代徐名世删补《宋黄文节公年谱》按語中有这样的话:

按郡县戒石自唐以来有之,但只有石无文。公任太和,摘孟昶文内“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语,镌以自警。[6]

意思是,黄庭坚任太和县令,亲笔把孟昶这四句名言(《戒石铭》)写下来,勒刻于石,用来自警。按他的意思,身为太和县令,黄庭坚手书《戒石铭》,是用来自律的,是否与皇帝的旨意有关,没有说。当时的《戒石铭》刻碑被立在快阁里,但这“原版”的《戒石铭》碑,已在岁月中遗失,后世看到的,只是它的拓本。

那时的黄庭坚,用颜而近柳,用笔清劲,但字字独立,显得有些呆板,缺乏韵律感,距离他的成熟期还有一段距离,这是因为他的注意力还投放在政治上,与王朝政治比起来,书法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

《戒石铭》再次流行,是南宋初年。我从《泰和县志》里查到,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朝廷向郡县颁布黄庭坚《戒石铭》摹本,把这“十六字方针”作为各地官员的“座右铭”。据说宋高宗赵构亲自御笔勾勒了黄庭坚的《戒石铭》,再颁布各地,命州县长吏“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为晨夕之戒”。宋高宗在诏书中郑重其事地说:

近得黄庭坚所书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厌宋德也。可今摹勒庭坚所书,颁降天下。非惟刻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为晨夕之念,岂曰小补之哉!

读张岱《夜航船》,也读到过这样的话:“宋高宗绍兴二年六月,颁黄庭坚所书戒石铭于州县,令刻石。”这些南宋时代的《戒石铭》刻石,我们今天也只能见到两件原物:一件在湖南道州,一件在广西梧州。它们应当是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戒石铭》碑刻了。

宋朝灭亡了,这四句颁行官场的豪言壮语却留了下来,到明代,各级政府依然“立石于府州县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镌二大字于其前,其阴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7]。

到清代,翻刻《戒石铭》的传统依然延续,黄庭坚的书法作品承载着官方的意志被传达到各级政府,嘉庆皇帝甚至亲作《题戒石铭》诗予以强调。这就是我在保定的清代直隶总督署的“戒石坊”上,看到《戒石铭》的原因。

黄庭坚是在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到达吉州太和县的。此前八年,黄庭坚一直在北京[8]任国子监教授,根据宋制,国子监教授任满的他,本该被荐为著作郎,加上他得到老臣文彦博的赏识,他的仕途人生本该顺风顺水,却被“发配”到赣江中游的太和县,这命运的急转弯,完全因为他受到了一个人的连累,这个人,就是苏东坡。

黄庭坚是苏东坡的粉丝,一直想结识苏东坡,这一点很像杜甫之于李白。杜甫是在一个饭局上第一次见到李白的,那时李白已经名满天下,而杜甫还是寂寂无名。黄庭坚与苏东坡的名声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官位还是诗名,苏东坡都在黄庭坚之上,令黄庭坚“鞭长莫及”。黄庭坚主动与苏东坡联系,又怕有“攀附”之嫌。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二月,黄庭坚终于鼓起勇气,给正知徐州的苏东坡写了一封信,诚恳地表达了对苏东坡的崇敬之情。他在信里说,“心

亲则千里晤对,情异则连屋不相往来”[9],意思是心相亲,隔千里也不算远;情相异,就是屋相连也老死不相往来。九月里,和秋风一起到来的,是苏东坡回信及《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

苏东坡与黄庭坚终生不渝的友谊,自这一天开始。

可以说,黄庭坚是在一个无比敏感和艰难的时刻,向苏东坡伸出橄榄枝的。此时正春风得意的,不是苏东坡这些“旧党”,而是朝廷中的“新党”。所以黄庭坚与苏东坡交好,绝不是政治投机,而是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艺术上的惺惺相惜。

我在《欧阳修的醉与醒》中讲到过宋代的“贬谪文化”,其实在宋代还存在着一种“官场文化”,或者叫“官僚文化”。有官僚,才有官僚文化。宋朝建立之初,曾經广授官职,目的是分化宰相权力,也造成了机构臃肿,冗员众多,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此外,宋代不断扩大科举取士规模,自太宗即位至真宗四十四年(公元976—1019年)四十多年间所取进士比整个唐代所取进士名额还多[10],这让有才华的寒门子弟有了上升的机会,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造就了“人类群星”在仁宗一朝熠熠生辉,但也使得文官队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大大小小的权力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把相当多饱读诗书、深知春秋大义的官员吸附过来。权力的“糖衣炮弹”,一点点蚕食着他们的理想,强化着他们的利益,从而形成一个人多势众的、雷打不动的利益阶层,谁想打破他们的利益,他们都会发起集团攻击,而且有人递刀,有人杀人,有人站岗放哨,绝对是一支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精锐部队,或者说,是一个盘根错节、纵横连动的“黑社会”。这个“社会”之“黑”,足以让所有激情的、浪漫的、理想主义的社会梦想打水漂。

当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做谏官,范仲淹上疏的第一条就是裁抑冗滥,为官场“瘦身”;他还上疏《百官图》,矛头直指任人唯亲的宰相吕夷简。他发起“庆历新政”,矛头所指,就是职业型官僚,但他反而被扣上了“朋党”的帽子,他的新政也随之夭折。

宋神宗即位时虽只有十九岁,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改革的负责感、使命感不可遏制,更何况,在他的时代,有一个王安石横空出世。熙宁元年(公元1067年),宋神宗召王安石入朝,把所有的信任给了王安石,开始了“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高呼“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一手打击腐败、整顿吏治、裁撤冗员,一手推出富国、强兵、取士之法。所谓“新党”,就是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变法本无不好,尤其对于“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11](“治平”为宋英宗的年号)的北宋王朝更是必要。然而,新法的战车隆隆开动,不仅急躁冒进,而且党同伐异,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出去。这样的荒腔走板,使得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这些“旧党”人物对这场改革保持了警觉,纷纷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上。

王安石要改革吏治,反对任人唯亲,却通过任人唯亲的手段,达到反对任人唯亲的目的。王安石的偏执,对苏东坡这些“道学型”“理想型”官员的力量形成了打击,却助长了吕惠卿、曾布这些“职业官僚”的势力,让那些唯唯诺诺、唯利是图的官员有了往上爬的机会。除了王安石本人,他身边那班“重臣”,后来几乎全都进了《宋史》的《奸臣传》。

苏东坡敏锐地意识到,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12]这样的激愤之语,就是那样的背景下说的,意思是一个人自从有文化,他的忧患也就开始了,所以不要那么有文化,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那时的他,纵然有宋神宗赏

识,却毕竟人微言轻。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个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击石,却仍忍不住要发声。

以卵击石,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他从徐州去湖州任知州,到达只三个月(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乌台诗案”事发,苏东坡被囚入御史台监狱,一百三十天后幸存一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小官职。

黄庭坚和苏东坡一起反对王安石,他们的命运也就别无二致。因为给苏东坡的那一封信,黄庭坚被罚铜二十斤,本该被荐为著作郎的他,也失去了他的“远大前程”,被贬去了山高水远的太和县。

黄庭坚虽只是一个小知县,七品芝麻官,和王安石的官级天差地远,但他比王安石更接地气,更知道基层社会这个神经末梢的苦乐痛痒。其实王安石变法前,也是做过基层调研的,派遣苏辙、程颢等八人至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举、徭役利害”[13],但由于王安石重用吕惠卿,来自苏辙、程颢等人的反对声音对他就起不到丝毫作用了。元丰年间,王安石已经下野,但变法的政治效应依然在发酵。比如王安石极力推行的食盐专卖,禁止民间买卖食盐,百姓必须定量购买官盐,反而肥了官府,让百姓吃不到盐。官府不仅哄抬价格,短斤短两,掺杂施假,坑蒙拐骗,俨然成了奸商,令民众苦不堪言。意在改革弊政的王安石变法,此时已变成了最大的弊政。在太和县任上,黄庭坚一口气写了十二首纪行诗,假若王安石能够看到这些诗,一定感到无比尴尬。诗中写:

苦辞王赋迟,

户户无积藏。

民病我亦病,

呻吟达五更。[14]

诗可以怨,那时没有社会评论,没有报纸社论,诗就成了士人批判社会的工具。在这一点上,黄庭坚的确继承了杜甫的传统。黄庭坚诗歌境界很高,创江西诗派,但后人总把杜甫作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源流,这种奇崛瘦硬的诗歌风格,也一点点贯注到他的书法笔墨中。

无独有偶,苏东坡也写过许多相同题材的诗,无情地批判官盐专卖制度:

老翁七十自腰镰,

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

迩来三月食无盐。[15]

诗中描述一位老翁,腰插镰刀,到山中挖笋,却为自己吃不出春笋的鲜美而深感惭愧。他可不是孔子,因为听了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只是他已经三个月无盐可吃罢了。

高举理想主义大旗的王安石,是出于为百姓争福利的目的开始变法的,而变法的反对派苏东坡、黄庭坚,同样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说话,这说明他们对民众疾苦的态度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只在于变法的手段上。在“道学型”士大夫眼中,“士”来自“民”,就理所应当成为“民”的代言人。这一方面因为宋代是“儒家统治的时代”,而儒家追求的,就是“天下大同之道”,王安石说:“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所说的“天下”,民众是最基本的构成元素。至于这样的意识为什么早不出晚不出,而是集中出现在11世纪上半叶,余英时先生给出的解释是:这与宋代以来,尤其是仁宗以来科举考试录取范围的扩大密切相关。他说:“宋代进士基本上都是民间出身,其中不少人早年且经历過很困苦的阶段,范仲淹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这是他们‘济世‘泽民理想的重要源头。”[16]

如是说来,科举录取机会的不断增加,对

宋代政治产生的影响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它让更多的士人进入朝廷,“以天下为己任”,为人民群众大声呐喊,成为余英时先生所说的“道学型”士大夫,同时也让“职业官僚”大量拥入政府,一步步沦为不顾百姓疾苦、只求个人利益的贪官狗官。

无论宋朝颁布《戒石铭》,还是一轮又一轮的变法,皇帝的愿望都是美好的,就是整顿吏治,缓解社会矛盾,让王朝政治得以平稳运行,但无论他们的初衷如何充满“善意”,宋代的王朝政治一直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中,这一点在宋仁宗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

宋仁宗在位长达四十二年,但他性格犹疑不定,决定了他在决策上边走边看,王朝政治晃晃悠悠。宋仁宗去世后,宋英宗在位只有四年,身子骨又不好,无力发动改革。再往下是宋神宗,在位十八年,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却“出师未捷身先死”,把接力棒传给宋哲宗。宋哲宗登基时只有十岁,屁事不懂,事事要由太皇太后决定,太皇太后不喜欢王安石,索性来了个政策大转弯,废黜了王安石提拔的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人,“新党”全部被扫地出门,“旧党”分子司马光、吕公著被任命为宰相,这件事发生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吕公著向朝廷举荐,应当重用的人事名单中,苏轼和苏辙的名字赫然在列。在他们的举荐下,苏东坡结束了在黄州的贬谪生活,出知登州,继而被召入京,回到了“金翠耀目,罗绮飘香”的汴京,任中书舍人,不久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至正三品,开始了“华灯飞盖寓京华”的岁月,黄庭坚也结束了太和县令生涯,奉诏为秘书省校书郎,在春天的汴京城,终于见到了他心仪已久的苏东坡。

关于黄庭坚第一次拜谒苏东坡的时间,二人的诗文皆没有明确记载,黄庭坚《题东坡像》只说是“元祐之初”,苏东坡《题憩寂图并鲁直跋》说,元祐元年正月十二,苏东坡、李公麟为柳仲远作《松石图》,黄庭坚赋诗,说明二人初次见面的时间,不会晚于这一天。此时距离他写信给苏东坡,已经过去了八年。

他们的身影,被记录在李公麟《西园雅集图》中。这一水墨纸本长卷上,描绘了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晁补之等人在王诜的西园进行雅集的场景。我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写:“从《西园雅集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不同的文艺组合,比如“三苏”中的两苏(苏轼、苏辙),书法“宋四家”中的三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在中国的北宋,一个小小的私家花园,就成为融汇那个时代辉煌艺术的空间载体。”[17]

那是他们生命中的黄金岁月,他们终于可以面对面地畅谈艺术人生。他们互相唱和,争胜于毫厘之间。他们彼此激赏,又互相“挑刺儿”。苏东坡说黄庭坚:“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珧柱(蟹贝类海鲜),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黄庭坚对老师也非一味奉迎,而是认为苏东坡“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彼此之间如此直率,说明二人的情感,已达深度默契。最经典的,莫过于他们彼此评论对方的书法,一个像“挂梢挂蛇”,一个像“石压蛤蟆”。苏东坡是这样说的:“鲁直近日所作字书,虽清新劲拔,但用笔过于瘦弱,就像树上挂着蛇一样。”黄庭坚不示弱,说:“先生的字我固然不敢随便评论,但有些地方觉得太局促,写得太扁平,很像石头下压着的蛤蟆。”说罢,二人相对大笑。

假如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18],那么这个以苏东坡为首的政治—文化“团体”,也可算作一个“党”吧。历史学家把他称作“蜀党”[19],只是这个“党”,没有蝇营狗苟、阴谋诡计,只有志同道合、生死不移,用欧阳修《朋党论》话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20]黄庭坚与苏东坡,就属于“以同道为朋”的“朋党”。

可惜,那样的光景,只是昙花一现。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太皇太后过世,宋哲宗亲政,把烙饼又翻了个个儿,太皇太后喜欢的“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被逐出朝廷,“新党”(变法派)又被请了回来,被奉若神明,王安石实施过的那一系列政策法规,像“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等,在销声匿迹很多年后,又卷土重来。

苏东坡的死敌章惇像胡汉三一样回来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他被任命为宰相,苏东坡以讥刺先朝的罪名被贬知英州,八月再贬惠州,去了遥远的岭南。

作为一条绳上的蚂蚱,黄庭坚也被贬涪州别驾[21],黔州[22]安置。

黄山谷,真的要跌到他人生的深山低谷。

接到命令时,身边人都忍不住大哭起来,唯有黄庭坚神色自若,倒头大睡,鼾声响彻屋宇。

既然宋代屡次变法,目的是施惠于百姓,为何始终不能成功?宋仁宗没有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仁宗以后皇帝又走马灯似的变更,“一朝天子一朝臣”,使王朝政治没有连续性,加上王安石在策略上的失误,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在我看来,最重要原因却不在这里,而在于变法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变法的目的是为民争利,从哪里争呢?只能从各级官吏的手上争。但靠谁来争呢?也只能依靠官员来争。前面说过,宋初广授官职,加上不断扩大科举录取规模,让官场从业人员迅速膨胀,这一方面增加了“道学型”官员的数量,为王朝政治输入了更多的正能量,同时也增加了“职业官僚”的数量,使他们盘根错节,形成利益集团,为一己私利,上欺天,下虐民。变法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二者的力量对比。固然,在权力顶层,在金字塔尖上,变法派可以拉起自己的队伍(其实也成分不纯),在基层,在金字塔的塔底,却“职业官僚”充斥,他们习惯了常规化的行政程序,习惯了多年积累出的“人脉”,所有的利益关系,都是他们长期打拼、“奋斗”的成果,有人动他们的奶酪,他们一定会拼命。

因此,历次变法中,执行改革的人,实际上就是应该被改掉的那批人。这使他们成为“双面人”,可以两面讨好,八面玲珑,更理直气壮地“欺天”,更肆无忌惮地“虐民”。变法非但不能摧毁他们,相反会助长他们的势力,让他们为所欲为,为变法买单的,只能是老百姓。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到清末“新政”,封建王朝的变法几乎没有成功的,秘密就在这里。

《戒石铭》写,“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但没有了“民脂民膏”,“尔俸尔禄”又从哪里来呢?

因此,《戒石铭》非但不能对官员们起到警示作用,反而成了官场遮羞布,有它“装点门面”,官员们更可以更放肆地“虐”,更大胆地“欺”。

到南宋,甚至有州县官员在《戒石铭》每句后面各添一句,变成这样:

尔俸尔禄——只是不足;

民膏民脂——转吃转肥;

下民易虐——來的便著;

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皇帝极力推崇的《戒石铭》,在官员嘴里成了调侃的对象。他们以戏谑的方式,向庄严正大的“十六字方针”发出挑战。

因此,无论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还是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黄庭坚所代表的“旧党”,从根本上说都是一个“党”,一个知天下大义、持儒家理想的“党”,余英时先生将其称为“道学朋党”;与他们对立的,是“好利禄”“贪财货”[23]的“党”,余英时先生将其称为“臣僚朋党”[24],其实就是以“职业官僚”组成的利益型“朋党”。

从实力对比看,后者明显强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道学型”官员(“道学朋党”)固然有理想,有才华,有品德,甚至有皇帝、太后的恩宠,看上

去什么都有,却依然逃不脱悲剧性的命运,原因是在这个朝代里,官僚文化已树大根深,小人政客游刃有余,有人说“宋朝是官员的乐园”,其实是官僚的乐园,不是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这些具有理想人格者的乐园——他们的乐园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是精神世界里的乐园,这个乐园,一般人进不来,也不屑进来。对绝大多数官僚来说,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头顶乌纱、腰里银子更加重要。人为利来,人为利往,利益让人变成虎狼。所以,他们身穿官袍,手把经卷,一副道貌岸然,内心却无比凶狠。至于“新党”还是“旧党”,已经根本不重要,在他们眼里,变法是可笑的,反变法是滑稽的,需要“新”他们就“新”,需要“旧”他们则“旧”,王安石上台,他们就巴结王安石,司马光主政,他们就讨好司马光,他们不新不旧,亦新亦旧,时新时旧,在新与旧之间闪展腾挪,如入无人之境。变法与反变法,已经不是政治立场的对垒,而早已沦为利益得失的生死搏斗。或者说,无论“新党”上台,还是“旧党”得势,他们都不会伤到皮毛,他们的利益都固若金汤。

世间已无《戒石铭》(纸本),世间却有《砥柱铭》(纸本)。《砥柱铭》是唐代宰相魏徵的一篇名作,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到黄河之畔祭拜大禹,在黄河中的砥柱石上铭文祝祭大禹的历史场景,铭文上刻的内容是:

大哉伯禹,水土是职。挂冠莫顾,过门不息。让德夔龙,推功益稷。栉风沐雨,卑宫菲食。汤汤方割,襄陵伊始。事极名正,图穷地里。兴利除害,为纲为纪。寝庙为新,盛德必祀。傍临砥柱,北眺龙门。茫茫旧迹,浩浩长源。勒斯铭以纪绩,与山河而永存。

魏徵《砥柱铭》,行文雄浑壮丽,不是宋儒的叽叽歪歪可以比拟的。他歌颂大禹,当然也捎带着拍了李世民的马屁,估计李世民看到这样的文章,鼻涕泡都乐出来了。

黄庭坚手书《砥柱铭》,出于对魏徵的景仰,也有对圣主的渴求。魏徵直言进谏,李世民从善如流,二人相得益彰,才成就了贞观盛世的壮丽图景。这样的盛世,黄庭坚一辈子没有看到。黄庭坚一生,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这五朝,是新旧两党矛盾交织的五朝,是政治风向飘忽不定的五朝,黄庭坚就像一片风雨中的树叶,被时代的风雨夹带着,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方向。对于一个“理想型”“道学型”士大夫而言,那是一个看不到希望的时代,所以黄庭坚手书《砥柱铭》,在去世的前一年又手书《汉书》中的《范滂传》,他无法看到未来的希望,于是向过去,向辉煌的汉唐索取希望,希求那来自古老年代的人格正气,能够给自己带来勇气,去面对这惨淡的人生。因此,他在《砥柱铭》跋语中写:

魏公有爱君之仁,有责难之义。其智足以经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时为好学者书之,忘其文之工拙,我但见其妩媚者也。

吾友杨明叔,知经术,能诗,喜属文,吏干公家如己事。持身清洁,不以谀言以奉于上智;亦不以骄慢以诳于下愚。可告以郑公之事业者也。或者谓: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

对魏徵仰慕的“爱君之仁”“责难之义”,他充满倾慕;对于杨明叔“不以谀言以奉于上智”“不以驕慢以诳于下愚”,他心有安慰。他对杨明叔说,也是对自己说,置身于荒谬的现实,“与魍魉为邻”,一个心有良知的底层官员所能拿出的对策,就是“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

杨明叔是四川眉州人,与苏东坡同乡,他的父亲是苏东坡的好友,所以,黄庭坚在黔州遇见杨明叔,颇有他乡遇故知之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着黄庭坚写给杨明叔的信札二通,其中一通写于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杨明叔就是那一年抵达黔州,担任少府监,并与黄庭坚相识。

黄庭坚在此札中写道:

待罪穷壑,与魍魉为邻,平生学问,亦以老病昏塞,既无书史可备检寻,又无朋友相与琢磨,直一谈一笑,流俗相看耳。忽蒙赐书,存问勤恳。

且承安贫乐义,不溷乡党,卖屋以为道涂之资,载书以为到官之业,想见风采,定慰人心。国有君子,何陋之有?不肖早衰,五十而无闻,使得终寿,日月馀几,得好学之士相从,尚或有所发明。望风钦叹,无以为喻,谨奉状,道愿见之意。心之精微,非笔墨所及,伏惟照察。

我特别喜欢这段文字,在这封信里,黄庭坚道出了自己“既无书史可备检寻,又无朋友相与琢磨”的窘境,几乎一无所有的他,在俗人眼中是何等的可悲、可笑。但既然如此,还是有像杨明叔这样的人,赐书慰问他,向他表达敬意。在这样的人世间,还有君子在。有君子在,人们对世界就不至于绝望。

黄庭坚三十五世孙黄君先生说:“黄庭坚是中国书法史上极为罕见,具有强烈自我超越意识的人。”透过黄庭坚与杨明叔的交往可以判断,黄庭坚写下《砥柱铭》的时间,是黄庭坚到达黔州以后,因为只有到黔州,黄庭坚才认识杨明叔,才能在《砥柱铭》跋语中写下“吾友杨明叔”之语。据黄君先生推测,《砥柱铭》极有可能是绍圣五年(公元1098年)三月离开黔州时写给杨明叔作临别纪念的。那一年,黄庭坚已五十四岁,正是他书法艺术的自我超越期,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傅申先生的话说,“是黄庭坚书风转换期的真迹”[25]。那时的他,不再模仿苏东坡的风格,而是追求风格上的自立。他的大字行楷书,正是在黔州时期走向成熟。

黔州之于黄庭坚,正如滁州之于欧阳修,黄州之于苏东坡。他的书法,开枝散叶,犹如南方的植物,在阳光雨露滋润下舒展枝蔓,锋芒毕露。黄君先生形容他晚年书风“境界超迈,雄视千古,尤其草书和大行楷书,其艺术水准远在东坡之上”。“《砥柱铭》是这一时期内第一件具有代表性的大作品,弥足珍贵,毋庸置疑。”[26]

宋哲宗绍圣五年、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黄庭坚结束了在黔州三年的贬谪流放时光,迁戎州[27]安置。他像黄州的苏东坡一样开地种菜,动手葺屋,他给自己建起的栖身之所,名曰“死灰庵”“槁木寮”,表明自己已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心里惦念的,唯有在海南岛上栉风沐雨的老师苏东坡。这一年,岁在重九,黄庭坚在戎州与诸人游无等院,突然看到了苏东坡的题字,顿时心里像被人狠狠砸了一拳,担心、思念、不平、愤懑等各种情绪袭上心头,交织,搅拌,涌动,让他心神不宁,“低回其下,久之不能去”[28]。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五月,宋哲宗驾崩,他十九岁的弟弟赵佶登基,是为宋徽宗,向太后垂帘听政,“旧党”又吃香了,远在海南儋州的苏东坡咸鱼翻身,被召还京,一度有了入相的可能,黄庭坚被起复为宣德郎,监鄂州在城盐税,后改奉议郎。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七月里,黄庭坚的朋友、河南永安县令张浩带上苏东坡《寒食帖》墨稿抵达眉州青神县,在那里见到了黄庭坚。黄庭坚一见《寒食帖》,恍若见到了日夜思念的老师苏东坡,立刻泪如雨下,这就是所谓的“见字如面”吧。他激动之情难以自禁,于是挥笔写下了一段题跋:

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这段《苏轼黄州寒食诗卷跋》,后来被装裱在《寒食帖》卷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原帖并称“双璧”。写跋时,黄庭坚在苏东坡生命的出发地——四川眉州,苏东坡则身在北部湾边上的廉州[29]。一年后,苏东坡在北归途中病

死于常州,再也不可能看见黄庭坚的跋文。

宋徽宗即位只七个月,向太后就去世了,宋徽宗亲政,起用了“新党”,“旧党”又落,朝廷形势再度翻转,只不过此时朝中已无王安石,“新党”的主角,换成了蔡京。蔡京决定痛打落水狗,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于是掀起了对“元祐党人”的打击浪潮。黄庭坚又遭贬谪,被发往更遥远的宜州[30],在那里“极目送归鸿”[31],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

苏东坡、黄庭坚为代表的“蜀党”又被打倒了,有宋一代的“道学型”士大夫基本上全军覆没了,未来的官场,留给了蔡京、秦桧、韩侂胄、贾似道(讽刺的是,《砥柱铭》在南宋成了贾似道的藏品,是贾似道收藏的“黄庭坚双璧”之一)。北宋后期直至整个南宋,陷入了奸臣当道的历史怪圈,“君臣共治天下”的美好设计再一次走向了它的反面,变成了昏君与佞臣的共舞,宋朝政治终于从宽容走向了专制。这让我不禁想起韩少功先生在《夜行者梦语》中说过的话:“思想的龙种总是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一次次收获现实的跳蚤。或者说,我们的现实本来太多跳蚤,却被思想家们一次次说成龙种,让大家听得悦耳和体面。”[32]

其实我一直是非常喜欢《水浒传》的。在我看来,《水浒传》不是一部打打杀杀的书,而是一部描述徽宗一朝政治现实最深刻、最透彻的著作。它固然是一部造反之书,但从反向上看,也是一部官场之书,它从草莽的视角写官场,好汉替天行道,是因为天下无道。像宋江、鲁智深、林冲,都处在宋代权力金字塔的底层,是不起眼的小吏。宋江是押司,鲁智深是提辖,林冲虽为八十万禁军教头,但只是一个军事教练,并没有军事指挥之权,说白了就是一个屌丝,所以像高衙内这样的高干子弟看不起他,不仅侵占他的老婆,而且要陷害林冲。但林冲绝无造反之心,豹子头林冲,那时还没吃熊心豹子胆,即使他知道自己误入白虎堂,受了不白之冤,被发配草料场,依然梦想着能好好改造自己,有朝一日能重返社会,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直到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听见门外陆虞候和富安、差拨的谈话,知道高太尉、高衙内原来是要自己的命,他才提枪戳死三人,雪夜上梁山。但凡林冲有一条活路,他都能忍。像林冲这样能忍的人都造反了,可见当时的官场政治黑暗到了什么地步。《水浒传》是一部黑暗之书,表面上写造反,实际上写官场,写被各级官员所笼罩的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写无处伸张的正义。《水浒传》里那个大雪封门、无路可走的宋朝,已成为无数小资们追捧的对象,假若真有一台时光机,宋朝会成为许多“历史粉”投奔的目的地,这与宋朝士人的地位(所谓“君臣共治天下”)、宋代文化的非凡品质有关,宋徽宗也摆脱了《水浒传》里的反派形象,在艺术史里实现了“亮丽转身”,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别忘了《水浒传》,这样才不会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才能构建一个更加立体的宋代形象。

1127年,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虏,连推带搡,押往北國。

瑟瑟寒风中,他们仰望苍天,不知是否懂得了“上天难欺”的深意。

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黄庭坚在宜州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年。九月里,酷热的宜州突然来了一场小雨,那一天,黄庭坚喝了点酒,坐在胡床上,微醺中,把两脚伸出栏杆,以接受从天而降的清凉,而后,安详辞世。

2010年,黄庭坚逝世九百多年后,他的《砥柱铭》以将近4.4亿人民币的成交价拍卖成功,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最贵艺术品”。

不过,这些都与黄庭坚没有关系了。暑热中的一点微雨,是世界留给黄庭坚的最后的快乐。

2020年6月20日

责任编辑 石一枫

[1] [南宋]洪迈:《容斋续笔》,上海古籍出版社。

[2] [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3] [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4] [南宋]张端义:《贵耳集》,见《鸡肋编 贵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5] 今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

[6] [北宋]黄庭坚:《宋黄山谷先生全集》,清乾隆乙酉三十年(公元1765年)刊本。

[7] [明]田艺蘅:《留青日札》,上海古籍出版社。

[8] 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

[9] [北宋]黄庭坚:《上苏子瞻书》,见《黄庭坚集》,凤凰出版社。

[10]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说:“近人统计《登科记考》的进士总额,唐代290年中共得6442人,平均每年不过二三十名进士”;“宋代进士人数自太宗即位之年(976)起便开始激增,迄真宗天禧三年(1019),四十四年间已有9323人;自天禧四年(1020)至仁宗嘉祐二年(1057),三十七年间又增加了8509人”。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1] [北宋]苏轼:《策略一》,见《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

[12] [北宋]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见《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

[13]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之一。

[14] [北宋]黄庭坚:《己未过太湖僧寺,得宗汝为书,寄山蓣白酒,长韵寄答》,见《黄庭坚》,河北教育出版社。

[15] 见《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

[1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7] 祝勇:《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人民文学出版社。

[18]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 除了“蜀党”,“旧党”中还有另外两个“党”,一个是“洛党”,一个是“朔党”。

[20] [北宋]欧阳修:《朋党论》,见《欧阳修集》,凤凰出版社。

[21] 今重庆市涪陵区。

[22] 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23] “小人者所好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参见[北宋]欧阳修:《朋党论》,见《欧阳修集》,凤凰出版社。

[24]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5] 傅申:《从迟疑到肯定——黄庭坚书〈砥柱铭卷〉研究》,原载《中国书法》,2010年第5期。

[26] 参见黄君:《山谷晚年书风的重要代表作——论黄庭坚大字行楷书〈砥柱铭卷〉》,原载《中国书法》,2010年第5期。

[27] 今四川省宜宾市。

[28] 《黄山谷年谱》,卷三七。

[29] 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廉州镇。

[30] 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

[31] “极目送,归鸿去”,见[北宋]黄庭坚:《青玉案·至宜州次韵上酬七兄》,见《黄庭坚集》,凤凰出版社。

[32] 韩少功:《夜行者梦语》,原载《读书》,199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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