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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也是打钱

2021-03-24徐焰

兵器知识 2021年2期
关键词:抗战

徐焰

“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一名言,阐述了军队和武器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军事专家谈起对战争的观察角度称——不懂行的人只看兵力,懂战术的人注重武器和士兵素质,精通战略的人首先衡量国家或军事集团的经济实力。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关键在于贫弱,新中国诞生后能建设强大的国防又是基于经济建设的腾飞,军队战斗力的一大内在要素就是财政的支撑。

清末因贫困战乱背上还不起的外债

在农牧业为主的古代社会中,生产力水平低下导致各王朝财政收入都很少,这就严重限制了养兵和制造武器的能力。中国古代史籍中一大缺陷是不重视定量分析,像《史记》一类著作对用兵数都极尽夸张,例如讲战国时一次会战就能动用几十万大军,后来书中也常有“百万大军”之类表述,其实以那时的经济能力而言根本不可能,纯属小说式渲染。看记载较准确的清朝史料,在国家有成亿人口时养兵数一直未超过百万,加上运输工具落后,清军最大规模的集结也难超过10万兵力。

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才使人类生产力有划时代发展,组建大规模军队和动用大量技术装备进行会战才有可能。自1784年英国采用瓦特的蒸汽机后,半世纪内产值增长了20倍,西欧经济就把停留在手工农耕时代的中国远远抛到后面,前些年媒体上出现“鸦片战争时中国GDP占全球三分之一”之说纯属违反史实的臆想。按1840年的官方记载,近4亿人口的清王朝年财政收入仅4300万两白银,同年仅2000万人口的英国财政收入为5200万英镑(按当时汇率折合3.6亿两白银)。清军对英作战惨败除制度腐朽,缺钱养兵和买武器也是重要原因,如林则徐想筹银百万两买些洋炮都办不到。1842年清廷决定签订《南京条约》,也是因国库已无银难以再战,而英军则能不断调兵和增加船炮。

世界上第一条客运铁路1830 年在英国启用时的油画,此时西方工业化的生产能力,远超仍是落后农耕经济的中国

西方人描绘的左宗棠签署贷款协定的画面

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长江中下游富庶之地,清政府财赋又大减,只好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自筹饷即就地搜刮建军。淮军占据上海有了最大饷源,1852年就使5万官兵全部装备了西方枪炮,成为中国第一支全部使用“洋枪”的正规军。左宗棠的湘军随即攻占国内的税收大省浙江,也有钱购买了较多外国枪炮。曾国藩系统的湘军因没有控制沿海口岸,加上财力不足,多数士兵还要用刀矛和土制抬枪。1864年平定洪秀全后,各地督抚因朝廷无财力供其养兵,主要靠自己籌饷和买武器,就此形成了事实上的军阀割据,朝廷想要银两和调兵打仗还要询问他们的意向。

1875年左宗棠率湘军西征收复新疆,是清末难得的维护国家统一之举。此时西北极为穷困、难以筹钱,清廷就让东南各省“协饷”白银820万两,结果仅送到160万两。左宗棠只好自己出面,向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商人借款1595万两,首开中国近代借外债打仗的先例,西征胜利后因国内有一段安定环境,还能按期归还本利。

清王朝晚期财政一直入不敷出,遇战事就要借外债。1884年夏天开始同法国开战半年,中国共花费约4000万两白银,约半数向法国的宿敌德国借款。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前,清王朝年财政收入约8000万两白银,日本的年财政收入为8800万日元(此时1日元合0.7两白银)。清政府的财政却有近一半用于供养毫无战斗力的八旗、绿营,朝廷和权贵又大肆挥霍(包括建颐和园而挪用军费),新式军队年度费用只有1200万两,每年用于北洋水师的不过400万两,中国海军建设费已少于日本。此前一年英国建成的世界航速最快(24节)的一艘4200吨位的巡洋舰原意对华出售,因索价140万两不能为清廷接受,日本便将其买去命名为“吉野”号并成为舰队头号主力。

北洋水师的德制“定远”舰,花费约 140万两白银

甲午战争进行了八个月,清政府用了9000万两战费,其中4000万两是向西方银行借债。日本却靠国内筹资和发国债,拿出1.5亿日元战费,向中国投入17万兵力,战场兵力和火力都超过了当时的清军。战后日本靠勒索赔款、战地缴获等获得3.2亿两白银,得到了国家崛起的最大一桶金。清廷以自身财力付不起对日赔款,还要进行战后恢复,甲午战争结束后三年间竟向列强借款3.6亿两白银,从此背上多少年还不起的阎王债。

清王朝借款的债主是英、法、德、美、俄几国,他们在世界上靠掠夺起家,怎么可能是乐于扶危济困的慈善之辈?他们放债不仅利息甚高,还实行“抵押借贷”,即以中国的海关税、路权和矿藏开发权担保,不如期还款就据为己有。从清政府到民国政府一直借洋债,把种种国内财源抵押给列强,又造成政府税收减少,遇事还要再借债,就此形成恶性循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想建新军的最大困难,就是财政难以支撑,如海军只买了“海圻”等4艘4000吨级的军舰就无钱再购,新建陆军也要各省自筹款项,这又造就了近代的军阀政治。辛亥革命一爆发,自己掌握军权、财权的各省就纷纷独立,清王朝不得不宣布退位。

民国年间打内战借外债靠出卖国家权益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为求得列强支持,承认清朝的所有条约和赔款外债。此时国内海关税要用于抵偿对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北京政府的收入只能满足财政需求的六成,袁世凯对自己的精锐北洋军都欠饷。翌年他以国内盐税为抵押,向西方五国财团议定2500万英镑(折合2.4亿银元)的“善后大借款”,其半数马上拨付。袁世凯以此就能向官兵发足饷,并买些武器,挥兵南下迅速消灭了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剩余兵力。不过明眼人都看出,抵押盐税后政府收入会更少,将来用什么还债?这岂不是饮鸠止渴!

北洋军阀政府因内战不断,持续对外借款,因海关税、盐税这些财源已抵押出去,只好出卖交通权和资源开发权。袁世凯死后,主持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在1917年同日本达成“西原大借款”1.45亿日元(当时日元与中国银元等值),以东北的“满蒙四路”铁路权和当地金矿以及森林开发权作为抵押。张作霖成了“东北王”后,日本驻沈阳领事和关东军头目就经常闯进“大帅府”,大喊大叫索要铁路权和资源开发权,遇到答复拖延便进行威胁并露出杀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征兆此时就已见。

国民党从建立起,就是靠向外国借钱来起兵和购买武器,对洋债的依赖还甚于清廷和北洋政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建立时,下属十几万军队无钱发饷,就提出将汉(阳)、(大)冶、萍(乡)公司抵押给日本以借款1500万日元来维持,结果此议未成就只好向袁世凯交权。后来孙中山实行“联俄”政策,开办黄埔军校又向苏联要到援款300万银元和5000支步枪,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又得苏援5000万元。蒋介石到达南京后想建立国民政府,英美为后台的江浙买办财团答应提供6000万元,条件是清除共产党和反苏,蒋介石马上以发动“四一二”这一“清共”政变来表态。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的财政收入几乎占当时全国的一半,蒋系中央军因此就能保障发饷并买到充足的武器,还有钱收买其他军阀部队的将领,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就是被“银弹”打垮。

1913年袁世凯为求借款同各国使节会见的合影

南京国民党政权进行的内战不息,国内搜刮不足,又背上旧有外债,只好又向美英借新债(众多新债用于还旧债)。1933年蒋介石集中兵力“剿共”时,同美国达成所谓“麦棉借款”2000万美元(此时1美元折合3块银元)。至1936年即国民党自吹的所谓“黄金十年”鼎盛期,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过11.8亿元法币(此时法币与银元等值),其六成用于军费(官兵薪饷占大头,而装备费很少)。蒋介石对嫡系部队士兵每月能发饷7~8元,配给德国钢盔并发胶鞋。杂牌军士兵每月只能发饷2~4元,士兵大都不发鞋,如川军只能靠自己打草鞋,行军没有水壶而每人带一个竹筒。此时国内几个简陋的兵工厂只能产轻武器且质次量少,武器主要靠进口,机动车和油料更全靠外购。

抗战前国际军火市场因竞争激烈,武器价格和成本比不算太高,如日制三八式步槍单价80日元,国人欣赏的德制98K步枪单价28美元,军中最爱用的ZB26轻机枪(捷克式)单价290美元,子弹要另计价。但中国因财力窘迫外购有限,全国正规军连全部装备制式步枪都办不到,一些杂牌军还要用土制枪。单价5万元法币的美制“霍克”-3战斗机是中国空军的主力,总采购量只有170多架。海军购舰费长期没有着落,除了1932年从日本以800万银元买来“宁海”和“平海”两艘2000吨级的军舰外,其余舰只几乎都是清朝遗物。

1931年之前,日本便利用条约控制了南满的铁路,照片表现的是铁路边的关东军将领

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间,国民政府撤到重庆,虽停止偿还旧有外债,却以空前规模借新债,为此又将许多国家权益相让。如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个退役上尉陈纳德,被高薪聘请来华当空军顾问,蒋介石夫妇托他组建雇佣性质的美籍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答应战后送给他中国民航三分之一的股份(后来确实兑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求得美国贷款来发动内战,还在1946年末签订了让国内资源、市场都让美资控制的《中美商约》,国内工商界也指责这是空前的卖国条约。

从清王朝至国民党政权以出让国家权益来借外债的做法,与国家正常引进外资有着根本区别,是以丧失本国经济自主权,并将资源开发权拱手相让为代价。此举的恶果,导致旧中国如交通运输、矿山开发等经济命脉大都被外国控制,西方商品能在华任意倾销,本国工商业在外来挤压和没有本国关税保护的状况下不可能振兴,就此中国只能一直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社会状态中而不可自拔。

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的军费主要靠外援

近代中国一直是落后的农业国,在东北和关内沿海城市兴建的少量工业多属外国人所有,全国解放前工业产值不到整个国民产值的10%。由于民族工商业弱小,这一领域税收很少,农业税(交公粮)还是国家第一大财赋。此时占人口90%的农村由地主豪绅统治,落后的手工生产导致粮食产量低,且大都被豪绅盘剥,除维持农民最低消费外,能上缴政府的粮食据时人估计只能占收获的3%~4%。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国家税收还低于欧洲一些中小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美、英、苏、德各国每年税收都能达几百亿美元,国民政府每年的税收只折合几亿美元,如此可怜的财政收入必然导致征兵、养兵和买武器很困难。国内军队主要靠购买外国武器,弹药供应、维修保养又会受制于他人。如抗战前日本对华大力推销三八式步枪,每支枪只附售200发子弹,再想补充弹药就要看买主的对日态度。

驾驶P-40战斗机的“飞虎队”

民国年间因生产力水平低下和财税很少,按国内经济学家的普遍估算,平均五十个农民才能养得起一个兵,这还只是保障衣食而不包括买武器。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的统治区最少时也有2亿多人口,只能养兵400余万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经济更落后,至多也只能维持这一标准。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养兵比例要高得多,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有6800万人口,动员参军者有1300万人,英国和法国也能保持这种养兵比例,经济相对落后的沙皇俄国则能以1.4亿人口保持1000万人的军队。此外,西方国家这些军队能装备大量昂贵的重武器,旧中国军队只能配备廉价的步兵轻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戰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更突出体现了经济实力的比拼。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力包括财力远不如反法西斯同盟国。日本敢于疯狂入侵和欺负中国,重要原因是经济实力和军力占绝对优势。国民党政权靠着人民的抗日激情和敌后战场牵制日军,总算坚持了八年抗战。蒋介石政权在抗战中丢失了半壁江山,除政治腐败外,也在于财政极度困窘(其贪污腐化又加剧了这一点),虽在名义上列入反法西斯“四强之一”,却是经济上最弱的一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各大国的军费,就是国家经济实力的突出体现。战时美国因经济实力在世界最强,武器产量最多且质量一流,自己军费充裕还能向盟国提供39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要求战后折价归还),其中许诺给中国的16亿美元物资在大战结束前运到了8亿(主要因港口全部丧失而“驼峰空运”量又有限)。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滩,集中了外国在华银行,他们以贷款操控中国各派军阀

美国在战前的国民产值占全球的30%左右,依靠第一富国的财力在参战四年间付出2880亿美元战费,其中1944年的战费就超过800亿美元。因其参战陆战不多,而把军费主要用于海军和陆军航空兵(当时美国还没有独立的空军),从此在全球建立起最强的“海空优势”。

德国开战六年间的战费超过5400亿马克,按汇率略超过2000亿美元,最高年份即1944年的战费为1300亿马克。因纳粹同时与苏、美、英三个强国和众多被侵略国家作战,在每个战场和各军种都形不成实力优势。

英国参战六年,其本土战费为230亿英镑,折合1200亿美元,还得到美国的270亿美元租借物资,又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地索取了大量财力。英国对美国和加、澳的巨额欠债在战后还不起,便沦为美国的国际帮手,并允许加、澳独立,从此“大英帝国”相当于瓦解。

苏联参战四年战费花了2000亿卢布,还得到美国105亿美元租借物资,因卢布汇率有不同标准,大致估算其战费在1000亿美元以上。

日本在八年战争中的战费为1700亿日元,因日元在后期贬值,估算其战费约400亿美元。日本对中、美、英三方开战,并在中国东北边境同苏联对峙,除中国战场外在其它战场都处于财力的绝对劣势。

国民党政府因国家分裂和财政不统一,难以统计国内许多地区的战费。作为掌握战争主要开支的中央政府在八年抗战中付出的战费约折合32亿美元。这一数额同列强的战费相比差距极为悬殊,而且国民政府战费的半数以上还要依赖外援。

全面抗战的第一年,国民政府战费为15亿元法币(折合4亿多美元)。此间因丧失了国内有多半税收的东部地区,其后主要靠外援和华侨汇款支撑财政。至1941年末之前的四年间,国民政府军费开支估算约折合16亿美元,其中苏联贷款3亿美元(有2.5亿美元物资运到),英美贷款2.4亿美元(少部分未运抵),华侨捐款和汇款折合7亿美元。1941年下半年苏联因对德开战停止援华,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导致华侨汇款中断,国民党政府在此后近四年间得到美国8亿美元租借物资和5亿美元财政贷款援助,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的半数以上军费就是靠美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的技术装备,除体现国家的科技水平,也是财力的堆砌。海军作为“贵族军种”,其装备单价最高。日本造一艘6万吨级的“大和”级战列舰就花费1.5亿日元(折合4800万美元),德国造4万吨级的“俾斯麦”号战列舰花费1.2亿马克(相当于4700万美元),美国造一艘4.6万吨级的“衣阿华”级战列舰花费7500万美元。苏联因集中财力于陆、空军而放弃了大舰建造,其海军也没有进行过大的海战。太平洋战争近四年间,美国海军舰艇吨位由180万吨发展到1300万吨,就此成为全球的海上头强。国民政府原来的6万吨舰艇在抗战开始就全被炸沉或自沉,抗战时等于丧失了海军,也无力重建。

航空兵是高科技和金钱的结晶。日本“零”式战斗机单价6万日元。美国最好的P-51“野马”战斗机单价5万美元,B-29轰炸机单价69万美元。二战期间,美国飞机年产量最高达10万架,苏联年产量最高近4万架,英国和德国为3万多架,日本为2.2万架。旧中国飞机全靠进口,全面抗战爆发时作战飞机不足200架。抗战初期,苏联以贷款方式援华飞机1280多架,大多由苏联飞行员驾驶参战。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以租借物资方式对华提供飞机,至1943年援助国民政府建立了八个飞机大队,总计不过500架。

美国B-29是二战时最大的轰炸机

二战时的“陆战之王”——坦克也很昂贵,尤其是追求精致的德国战车单价最高。苏联的T-34坦克早期的装76毫米炮的为3万美元(后期改装85毫米炮的型号为4万美元),德国的“虎”式坦克单价达15万美元,美国产的数量最多的“谢尔曼”坦克单价为6万美元。当时步兵武器相对便宜,美国汤姆逊冲锋枪单价22美元,M1917年式步枪单价30美元,M1加兰德半自动步枪初期单价80美元(后来大批量生产单价降到38美元),最便宜的英国斯登冲锋枪单价为9美元。

德国“虎”式重型坦克

美国对国民党军提供的租借物资并不大方,其中重武器少,大多是步兵武器且有不少本国淘汰的旧品,还附加大量消費品如美式服装、咖啡、可乐和罐头等(这些大量被国民党军官挪用并投放黑市)。英国援华的武器,大都是最便宜的斯登式,因这种冲锋枪总产量达400万支,因而能不太吝惜地援助各反法西斯盟国。美国在抗战结束前履行了为国民政府提供39个“美械师”的承诺,却属于“最低配”。美军步兵师的标准编制有6个炮兵营,装备155毫米和105毫米榴弹炮,给国民党的一个师的编制只有一个炮兵营,配备的是105毫米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美军的“谢尔曼”坦克在战时共生产5万多辆,却只供给了国民党军一个营用于在缅甸作战,远征军返回中国时又收回。国民党军在抗战结束前有285个师,靠美械装备远远不够,因而所用的武器杂七杂八来自十几个国家,弹药来源更缺乏保障。

英国斯登冲锋枪因结构简单被称为“水管枪”

常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大规模战争中的弹药消耗所费的钱款,要大大超过枪炮、舰、机和坦克等武器的价格。二次大战中财力雄厚的大国才能在战场上倾泻大量弹药,如苏军共消耗了4.2亿发炮弹、170亿发子弹和近300万吨航空炸弹,总消耗弹药量约1000万吨,德军的弹药消耗量略超过苏军,美军因战争最后一年才大规模参战而消耗了690万吨弹药。国民政府统计抗战时共消耗子弹17亿发、炮弹900万发(多数是迫击炮弹),总计不到20万吨,其中多数还是靠外援。

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经济最为困难,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决部队供给。解放区军队的武器,就如同歌中所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战场缴获和搜集民间枪支成为装备的主要来源。1937年北方红军4.5万人和南方红军游击队1万人分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蒋介石只同意每月向八路军发饷63万元法币,向新四军发16万元,还不给武器。此后这些军饷经常拖欠,到1940年末完全停发。中共中央虽得到共产国际一些秘密的财政援助和海内外进步人士捐款,至1941年这些外援总额也只有300余万美元左右(此后因国民党的封锁而中断)。在1940年夏,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发展到1亿人口,军队发展到50万人。至1945年夏天抗战胜利时,解放区人口发展到1.3亿,军队发展到120万人。抗战期间的外部援款对解放区军民只是杯水车薪!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领导的部队不可能打“堂堂之阵”的正规战,只能打分散的游击战。根据地的军民要靠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解决衣食。恰恰是由于经济上不依赖于外人,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才能不受国外势力的压力,独立自主地坚持抗战,并能在战后排除外来压力去争取全国胜利。

邵亚川油画《收复山海关》 ,表现了八路军同苏军一起收复山海关,画面中缴获的武器是部队装备的主要来源

解放战争时期表现蒋介石出卖国家权益引美军到中国沿海的漫画

中国俗话说,“端谁的碗,服谁的管”。同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力更生不同,国民党政权不但靠美援解决大部分军费,其掌权的“四大家族”的财产又大都存在美国,政治上便不可避免地充当其附庸。美国凭着债主地位,在抗战胜利前夕同苏联达成了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雅尔塔协定》,蒋介石虽恼怒不已却只能咽下苦果。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大战结束时虽在名义上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国家权益却仍受他国宰割,战争结束时损失大片领土,还要将旅顺让给苏联作为基地,将青岛给美国作为军事基地,英国又恢复在香港的统治。此时的中国,哪里还像个大国、战胜国的样子?

西方所绘的中国远征军,人员背后远处是“谢尔曼”坦克

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在抗战胜利后充当美国的附庸,在国际上仍没有地位,蒋介石的军队也要受美国摆布,关键就在于国家极度贫弱,并在经济、军事上依附于外人。中华民族想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推翻那个反动、媚外和腐朽的政权,就此才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繁荣富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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