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英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遵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018年6月4日，在延安干部学院新任地市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培训示范班开班式上，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首次正式提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概念，指出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城市特点的社会治理新模式。2019年12月3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召开，提出了要切实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系统化、社会化、精细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本文在学习领会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的基础上，结合温州市人大履行立法权五周年以来的实践工作经验，探讨思考如何在地方立法层面优化加强市域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市域层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优势

将市域社会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具有深远的政治考量。在中国当前的行政体系结构当中，地市的行政区划共有330多个，处于五级行政体系的中端，上承中央和省，下启区县和乡，发挥着关键的枢纽作用，既是决策者，也是执行者。在人口数量结构分布上，我国市域人口数量普遍介于百万至千万之间，以浙江省为例，全省市级行政区域共有11个，常住人口最多的杭州市于2019年超过了1000万人，人口最少的舟山市也有约120万人，是一个规模适中的治理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