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超，胡玉浪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权力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在日常的运行当中，一方面要“维护和执行法律与秩序”[1]91，另一方面，“政府本身也要服从法律规则”[1]91。因此，某种意义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之处在于树立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实现地方政府治理法治化，即通过法治政府建设提高地方政府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在定义上，狭义的法治与法治政府具有相同的内涵，核心在于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以尊重和保障人权。简单而言，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核心内涵，以确保行政主体、行政内容和行政程序的合法性；权从法出、权责法定是法治政府的根本要求；“透明廉洁、诚信负责和便民高效是法治政府的运行状态及具体表现形式”[2]。而政府在行政中，“其执行主要应该是执行法律、其管理主要应该是依法实施法律”[3]。因此在法治政府的建设过程中，如何确保行政执法的公平性，提高公众对于行政执法的满意度便显得尤为重要。

纵观现有文献，国内有关法治政府的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在于宏观层面，基于公众视角的法治政府研究仍然处于较为薄弱的状态。从现实层面来看，社会公众作为国家最基础最重要的一部分，对于法治政府建设的态度决定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那么社会公众对于法治政府的满意度究竟如何？法治政府在建设推进过程中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不仅能够拓展学界对法治政府建设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可以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经验证据。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特别关注公民家庭收入与政府角色认知两个维度的因素对法治政府满意度的影响。

一、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以“满意度”为形式的法治政府主观评价，既是法治政府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法治政府”与公众主观感受的关系、进而更全面理解法治内涵并因地制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途径。随着宏观层面法治政府研究的逐步深入，一些学者针对微观层面地方政府法治化路径展开了探索与思考，如沈荣华提出的实现地方政府法治化需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建立责任机制以及加强政府的程序化建设[4]；孟大川、黄仕红、张为波则从立法与政府工作的角度指出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进程需要规范立法、加强监督及提高公务员素质[5]；而房亚明从经济方面入手，探讨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与缓解地方政府法治化所遇到的困难[6]；聂平平、李帅帅则认为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政府公信力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7]。尽管学者目前对于法治政府的微观研究进行了深入了解，但多集中于客观方面，主观评价（尤其是以一般社会公众为主体的主观评价）所受到的重视仍然不足。

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进行满意度研究时，关注到美国顾客满意度模型（ACSI）的借鉴价值，尤其关注该模型中感知质量、感知价值与顾客期望三者对于顾客满意度的影响，但是在政府法治领域则鲜有人关注。法治期望不仅仅是公民对各类涉及法律与政府工作需求的客观呈现，更是公民对政府角色认知的外在反映。而在法治政府的建设过程中，从微观层面分析公众自身特质对其法治满意度评价的影响，有助于通过增强法治的针对性来达到提升法治满意度的目的。这进而奠定了本研究的现实基础。

（一）公民收入与法治满意度

法治政府建设在理论上的讨论归根结底是制度问题，它的核心在于对政府权利的限制和调整；而经济增长是效率问题，考虑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关于法治与经济的观点，现有的研究多数认为政府法治建设保障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法治政府建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并成为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法律系统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包括稳定的、可预测的产权以及契约和独立的司法。“相当高水平的政府参与和高速经济增长相适应，甚至很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当政府的更多经济政策向更多的市场导向措施、方案转移，则法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随之越来越重要。”[8]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拥有良好法治的政府带来的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活力，将会体现在微观层面个人抑或家庭的收入上。基于上述条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拥有较高家庭经济收入的公民对于政府的法治建设满意度更高

（二）政府角色认识与法治满意度

政府角色认知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有着不同的表述。平等、正义和权威的优先在古典主义者的眼中都不如个人自由，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最小政府”或者具有“守夜人”性质的政府才是最优的；现代自由主义者支持国家用有限度的集体性措施干预来保证经济增长和繁荣；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则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社会平等这一议题上，他们关心社会福利、再分配制度以及社会正义，认为政府的干涉可以对这些问题起到积极作用。由此可见，政府的角色在具有不同利益诉求与意识形态倾向的人眼中是明显不同的。海伍德曾指出，意识形态是“一个行动导向的信念体系，一套以某种方式指导或激励政治行动的相互联系的思想观念”[9]。不同的政府角色认知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势必会对政府的社会管理评价产生或强或弱的影响。支持“大政府”的人群会认为政府提供的社会管理与政府内部的职能部门越多越好，而崇尚“小政府”的人群则相信市场力量在解决某些社会问题上会出现比政府主导更加完满而又细致的结果。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府几乎履行所有的社会管理职能，考虑到这一历史状况，倾向“小政府”的公众可能更容易对转型后的政府产生不满情绪，其满意度也就有可能更低。根据这一分析思路，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2：在其他同等条件下，“大政府”倾向越强的人，其法治政府满意度越高。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2015”），这一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抽样，旨在探索社会变迁的趋势。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实施，采取四级分层抽样方案，涵盖个人、家庭、社区与社会多个层次，是国内公认的较为权威的微观调查数据。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因变量

本文模型的因变量为法治满意度，其测量方法是由受访公众对政府法治作出总体性评价。具体而言，是通过问卷中“您对政府在下列工作方面的表现是否满意”中的公平执法这一维度作为法治满意度衡量标准，其选项包括“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依次赋值为1—5，在实际的问卷回归中对分值进行了反转编码。受访公众对政府行政执法满意度的平均值为3.276571，处在一般与比较满意之间。

2.自变量

根据相应的理论基础与预设的实证假设，文中的自变量为家庭收入与政府角色认知。其中家庭收入出自问卷中的“家庭去年全年收入多少”，在实际的问卷回归中对受访者所填写的年家庭总收入采取对数化处理。在政府角色认知测量方面，本研究重点测量民众的“大政府”或“小政府”倾向。故在CGSS2015 中选取了“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发布批评政府的言论，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意吗?”“生多少孩子是个人的事，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意吗?”“在哪里工作和生活是个人的自由，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意吗?”三个问题作为民众政府角色认知的观测变量，答案的数值越大表示民众越倾向于赞同“大政府”，数值越小民众越倾向于赞同“小政府”。

3.控制变量

依据部分学者[10-11]已有的微观层面关于满意度的研究可以得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会影响满意度。同时本文还考虑到个人对于生活、社会的态度会在微观层面的实证上产生对满意度的影响，因此文章纳入了相关的社会态度变量。上述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将通过表1 呈现出来。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计量模型选择

在回归分析中，有序概率模型（包括有序Pro⁃bit、有序Logit 模型）常被用在因变量为有序变量的情形下，为了考察收入和政府角色认知对法治满意度的影响，本文研究采用有序Logit 模型（在下面各表中简称为“o-Logit”）进行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1）式为不含交互项的回归模型。（1）式中，yi为因变量，即法治满意度；Xi表示自变量向量（具体见表）；εi为随机扰动项。F（.）为某非线性函数，其具体形式为：

（2）式中，μ1、μ2、……μi-1为切割点，均为待估参数是样本居民潜在的真实满意度，由于这个值不可观测，为潜变量。该潜变量满足：

（二）家庭收入与政府角色认知的主效应分析

表2 列出了对全部有效样本进行估计的结果。所有结果都为有序Logit 模型拟合得到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 列、第2 列分别考察了人口学特征和社会认知对法治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第3 列同时考虑了这两类变量的影响，第4 列在同时控制人口学特征与社会感知的条件下增加了公平感知。从结果来看，家庭收入与政府角色认知在几个不同的模型下所呈现出的结果较为一致，说明初步结果稳健性较强。

表2 家庭收入与政府角色认知的主效应分析

1.家庭收入与法治政府满意度

从表2 可以得知，家庭年收入与法治政府满意度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Easterlin 在一系列研究中指出，虽然个体收入与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但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国民整体幸福感并未获得相应的提高[12]。而对于幸福与政府满意的感知都出于自身期望这一现象可以进一步推导出，拥有越高收入的人群对于政府的要求也倾向于更高，故而收入的增加并不会带来法治满意度的提升，而在模型中我们也可以从受教育程度与宗教信仰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对收入与满意度的关系提供进一步的佐证。其中，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一致，在回归模型中都呈现出了与法治政府满意度显著负相关的关系。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需求、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人们对法治政府的需求主要基于对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接受较高层次教育的社会公众对于归属感、尊重等方面则拥有更高要求的倾向，因而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在回归模型中都体现出与法治政府满意度负相关的关系。而拥有宗教信仰的公众则在归属感上另有选择，而且根据相关研究，拥有宗教信仰的人对于整个社会抱有更大的宽容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其对法治政府的满意度感知，且在本文的回归模型当中，宗教信仰与法治政府满意度呈现出正向显著的关系，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2.政府角色认知与法治满意度

在本文的回归模型当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拥有“大政府”倾向的公众对法治政府满意度更高，这说明我国现阶段的整体法治范围比较符合持“大政府”倾向的民众心理预期。而持有“小政府”倾向的民众主要对政府干涉过于全面产生不满，或者说，持“小政府”倾向的民众对法治政府满意度的评价受到其反全能主义政府观的影响。尽管在表2 的拟合结果当中持赞成“大政府”倾向的民众有很大一部分是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其对法治政府满意度的评价可能会受到其作为公共服务供给者和公共服务资源优先占有者身份的影响，但是在政府角色认知方面，民众对于“自由批评政府”赞同程度的均值为2.489606，“自由生育”的赞同程度的均值为2.557896，二者均值均小于3，在问卷中的划分介于“比较不同意”与“无所谓同意不同意”之间。而“自由工作和生活”赞同程度的均值为3.536186，说明民众在与公共政策密切相关问题方面更加倾向于支持“大政府”。因此我们可以依据拟合的结果得出“拥有‘大政府’倾向的公众对于法治政府满意度更高”这一结论。

3.其余变量

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影响法治政府满意度的其他因素中，公平感知也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于公平感知的相关研究中，袁正、郑欢、韩骁基于CHIPS2002 数据发现幸福感与收入不公平呈负相关关系[13]；孙计领运用CGSS2010 数据发现分配公平感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配公平感越高，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越小[14]；阳义南和章上峰综合运用 2006、2008、2010 年的 CGSS 数据将收入不公平感与社会保险相结合，研究收入不公平感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收入不公平感对幸福感的影响大于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15]。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公平感知对于提升社会公众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作用。依此类推，作为同样的都依托于主观面向抑或是个人期望的满意度也受到公平感知的显著影响，而模型的拟合结果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结论。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公平感知作为公众的社会感知之一，其反映的是对整个社会的直观感受。而政府履行的社会管理职能优劣则直接影响着公众对社会的感受，因此拥有较高的社会公平感知意味着公众对政府履行维持社会公平职能认可度的提高。

（三）模型的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有不少研究指出，不管采用OLS 模型还是采用有序Probit 模型或有序Logit 模型，并不会对变量系数的方向和变量的显著性产生明显影响，相对于后两种模型，OLS 模型的回归结果反而可以更加直观地呈现边际效应[16-17]。因此，在采用有序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同时，本文还采用OLS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OLS 模型拟合的结果来看，政府角色认知与家庭年收入与前文所用的有序Logit 模型所呈现的结果较为一致，更进一步证实了模型与结果的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年收入与政府角色认知对法治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在通过不同的模型拟合及相关稳健性检验后，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拥有高收入的人群对于法治政府的满意度呈现出与收入趋势显著负向相关的结果；2.拥有“大政府”认知的人群对于法治政府的满意度更高。上述研究表明，我国民众在公共政策相关问题上倾向于较多的政府干涉，而在个人工作和生活方面更倾向于较少的政府干涉。在控制社会地位情况下，民众的“大政府”倾向越强，其法治政府满意度水平越高。由此可见，对法治政府满意度有影响的期望不只是涉及公民对法治的需求，也包括公民对政府角色的认知。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推进法治政府的进程中需要步步为营，而社会对于法治的需求十分迫切。在政府转型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公众对于法治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政府的媒体宣传和教育系统可以塑造民众的观念，进而改变民众对政府表现的心理预期[18]。所以，在此种情形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和塑造民众的政府角色认知，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推动法治政府的建设和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让每个个体实实在在感受到这是一个公平的社会，从而更加主动参与到法治政府建设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