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梅兰 陈先红

一、问题缘起

灾难作为人类生存的大事件(big event),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灾难是集体经历的、突发的潜在创伤事件(traumatic event),它可引发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后果。随着人类的发展,灾难的发生频率及其危害并未减缓,相反,灾难频繁发生且“重复着相似的模式”①。灾难超越了人类的时空尺度,变成了莫顿(Timothy Morton)所称的“超灾难”。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就像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遗忘、忽略甚至否认过去的灾难。“当灾难再次来临时,人们似乎总是第一次面临同样的灾难。灾难总在遗忘中降临。”②

灾难的反复和对灾难论述的永恒回归,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大部分灾难及其与人类复杂的联系没有得到世界性表述”③。“任何创伤都不能自己阐释自己。”④“一个事件的发生,如果没有经过言语论述和社会的反复讨论,我们并不会以此获得意义或反思,社会也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变化。”⑤灾难必须通过叙事才能被建构为“人类受难事件或道德邪恶的符号”。这种将灾难叙事化为“事件”的过程是现代社会对灾难进行理解的重要机制。媒体作为再现机制之一,充分反映了大众对灾难记忆的感知。⑥媒体作为理解、内化和讨论灾难的重要载体,可以将抽象的、零散的灾难信息转化为熟悉的、可消化的模式和故事,形成并构筑公众想象中灾难的发生。⑦而数千年来,灾难被媒体呈现为孤立的、短期的现象,媒体对灾难的全面论述与反思仍未形成。2003年SARS之后,媒体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