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承霏

(浙江农林大学 文法学院， 浙江 杭州 311300)

一、引言

中国的儿童文学是在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的背景下孕育生成并发展的，其中美国儿童文学是重要影响力量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作家并不是专业为儿童写作，而新生的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还未成长起来。这造成本土原创儿童文学薄弱，不得不依靠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为了对建国初期，美国儿童文学在我国的译介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本文对建国后17年的美国儿童文学译作做了梳理，重点从译介时间分布、出版地、重要作品、主要译者等方面进行考察，勾勒该时期美国儿童文学译介的进程和特点，从而促进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研究。

二、本时期美国儿童文学译介概况

笔者参考《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目录和提要》[1]和《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卷)》[2]，并结合中国国家图书馆资源，将建国后17年内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美国儿童文学译作进行收集并整理，制作了《建国“十七年”美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编目(1949-1966年)》(以下简称《编目(1949-1966年)》)。

根据编目，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间，共有17位美国作家的27部儿童文学作品被翻译。其中有4部由俄文转译，其余23部由英文直接翻译。这27部原著，先后经过30位译者的翻译，共生成中文译本50部(包括复译、再版和重印)。这30位译者，均为本国人士，包括张友松(常健)、陈伯吹、黄衣青、蒋天佐、李葆贞、施咸荣、徐汝椿、陈良廷、俞荻、章铎声、国振、范之龙、谷风、欧阳山、金树、金星、李俍民、凌山、刘大杰、刘正训、吕叔湘、钱晋华、钱振沪、苏桥、徐光辉、荀枚、张健、张万里、张振先、赵强康。

50部译本的发行地一共有4个，包括上海、北京、杭州和天津。所涉及的出版机构共有19家，具体为：少年儿童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中华书局、光明书局、国际文化服务社、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平明出版社、上海出版公司、上海文艺出版社、神州国光社、文化工作社、永祥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儿童书店、作家出版社、知识书店。

三、本时期美国儿童文学译介基本特点

(一)译介先高潮后低谷

根据《编目(1949-1966年)》，将该时期发行的美国儿童文学译作按出版时间进行统计，结果如表1：

表1 1949-1966年美国儿童文学作品译介时间分布

有研究指出，20世纪上半叶美国儿童文学的译介作品总计66部(不计复译的作品则为50部)，其中最初10年，译介作品共9部；1910-1919年，译本为5部；20年代只有2部；30年代，共译介作品30部；40年代，共译介作品20部[3]65-70。

建国“十七年”期间，美国儿童文学译本总数达50部，数量超过20世纪上半叶的任何年代，甚至比20世纪前40年的译作总量还要多。但根据表1，可以看出，实际上，建国后17年的美国儿童文学翻译呈现两个阶段,大致可以以1957年作为分界线。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是美国儿童文学翻译的高潮期。其中，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儿童文学翻译曾一度出现了二三十年代的繁荣局面,在出版数量、翻译择取的广度上都超过此前的任何历史时期,在很多方面填补了20世纪上半期儿童文学译介的空白。1949至1957年，美国儿童文学译作总数为42部，占本时期译作总数的84%(42/50)。

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初直至文革前夕,美国儿童文学翻译活动日渐式微,新译的作品大幅度减少,主要是复译、重版或重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的译作。1958至1966年间，译作总数8部，只占总数的16%(8/50)。尤其是步入20世纪60年代后，7年里总共只有3部译作，只占本时期总数的6%(3/50)。

(二)发行中心：上海、北京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儿童文学译本基本在上海发行，发行译本占总数的90%以上[3]65-70。但建国后17年的美国儿童文学译作发行地，除了上海，北京也成为了重要的力量。其中，上海仍然是最重要的发行地，所发行的译作有35部，占总数70%(35/50)；北京发行译作13部，占26%(13/50)，另外，杭州和天津则各出版了1部译作。

4个发行地所涉及的出版机构共19家，其中上海有12家，北京有5家，天津和杭州各1家。在这些出版单位中，该时期出版译作数量最多的为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共出版译作10部，占总数的20%(10/50)。少年儿童出版社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文献表明，1949年至1954年期间，中国建立了崭新的少儿出版报刊体系，儿童文学的新气候正在逐渐形成。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收获是，新中国第一家专业少儿读物出版机构——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52年在上海高规格成立。当时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表，南方以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中心[4]。

其次为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译作共7部，占总数的14%(7/50)。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也是重要的出版机构，均出版译作5部，各占总数的10%(5/50)。光明书局出版译作4部，占8%(4/50)。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3部，占6%(3/50)。此外，国际文化服务社、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都各刊印了2部译作。其余10家出版社则都只发行了1部译作，包括平明出版社、上海出版公司、上海文艺出版社、神州国光社、文化工作社、永祥印书馆、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儿童书店、知识书店。

(三)体裁形式：小说为主

该时期被翻译的美国儿童文学作品就体裁而言，涉及小说、童话和故事3种，其中小说是最主要的体裁形式，数量远超童话和故事。就文体特点而言，小说包括历险类小说、动物类小说、科幻小说；从篇幅来看，长篇、中篇、短篇均有涉及。

据统计，27部原著中，有17部是小说，共生成译本38部，占译本总数的76%(38/50)。童话是该时期译介的第二大体裁形式，一共有7部，生成译作9部，占18%(9/50)。儿童故事则有3部，占译作总数的6%(3/50)。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该时期中国对美国儿童文学翻译的重点放在几个当时被认为是进步的、属于批判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家,如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法斯特以及马尔兹等人的作品。

长篇小说中，有马克·吐温的历险类长篇小说TheAdventuresofTomSawyer(《汤姆·索亚历险记》)、The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杰克·伦敦的动物类长篇小说TheCalloftheWild(《荒野的呼唤》)、WhiteFang(《白牙》)。其它的长篇小说还包括马克·吐温的ThePrinceandthePauper(《王子与贫儿》)和TheInnocentAbroad(《傻子旅行》)、法斯特的TheChildren(《孩子》)、玛·杜吉的TheSilverSkates(《银冰鞋》)和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theCatcherintheRye(《麦田里的守望者》)。

中篇小说有马克·吐温的TomSawyerabroad(《汤姆·莎耶出国记》)和TomSawyer,Detective(《汤姆·莎耶侦探案》)、马尔兹的CircusCometoTown(《马戏团到了镇上》)等。

短篇小说则有汉密尔登的科幻小说TheAbsurdWorld(《荒唐世界》)、杰克·伦敦的LoveofLife(《生命之爱》)、萧氏和波塔木金的OurLenin(《我们的列宁》)、霍桑的TanglewoodTales(《丹谷故事》)和谢卡儿的TrappedintheOldMine(《老矿井遇难记》)等。

童话是该时期译介的第二大体裁形式，被译介的作品中有杰克·伦敦的TheBoyWhoHuntsBears(《猎熊的孩子》)和BraveGissi(《智勇的吉西》)、巴姆的TheWizardofOz(《绿野仙踪》)、法斯特的TonyandtheWonderfulDoor(《唐尼和奇怪的门》)、佛拉克的Walter,theLazyMouse(《改过的小老鼠》)、辛·路易士的TheLittleBearBungo(《小狗熊邦果》)以及罗·蒲特的UncleElephant'sAdventure(《象伯伯的喜剧》)。

除了小说和童话，该时期译介的儿童故事有3部，包括杰克·伦敦的TheCarintheAir(《空中的车子》)、萨洛扬的MynameisAram(《我叫阿剌木》)和却·米克的TheOrangutanandtheGiant(《猩猩和巨人》)。

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以政治思想及品德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的”儿童文学观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5]。该时期的译作从内容上看，一方面揭露美国社会黑暗、批判种族歧视，另一方面突出对主人公正直勇敢、心地善良、积极乐观等优秀品质的歌颂，如《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生命之爱》等，即便是动物小说的主角也都是独立、勇猛的形象，如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白牙》。可见该时期的译者旨在通过翻译活动，为孩子传递正面向上的力量，树立积极乐观的学习榜样，为教育孩子提供正确导向，从而促进社会进步。

(四)部分作品多次复译

该时期有部分作品被复译，有的甚至被多次复译和重印，值得关注。这样的作品有9部。

其中，马克·吐温的The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被翻译的次数最多，先后有5人译介，共生成译本8个：具体包括章铎声和国振合译的《顽童流浪记》(光明书局，1950年；光明书局，1952年)；张万里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张友松、张振先合译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另外，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发行了常健和张振先合译的版本《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而常健即张友松。

其次，被译介的最多的是TheAdventuresofTomSawyer共有4人译介，生成译本6部：包括章铎声的《孤儿历险记》(光明书局，1949)；金树的《苦儿历险记》(永祥印书馆，1951年)；钱晋华的《汤姆·莎耶历险记》(上海文艺联合，1955；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61)；以及张友松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此外，TheCalloftheWild，先后出现了4个译本：蒋天佐的《荒野的呼唤》(三联书店，1950；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谷风、欧阳山合译的《野性的呼唤》(商务印书馆，1950)；刘大杰的《野性的呼声》(国际文化服务社，1953)。

ThePrinceandthePauper则先后出现了俞荻的《乞丐皇帝》(神州国光社，1950)、李葆贞的《王子与贫儿》(商务印书馆，1950)和张友松的译本《王子与贫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WhiteFang，出现了蒋天佐的《雪虎》(三联书店，1950；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和苏桥的译本《白牙》(国际文化服务社，1951)。

另外，TheWizardofOz、TheBoyWhoHuntsBears、CircusCometoTown和TomSawyer,Detective都有两个译本出版。TheWizardofOz被陈伯吹译介为《绿野仙踪》，于1950年和1953年分别由中华书局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TheBoyWhoHuntsBears，黄衣青将其译为《猎熊的孩子》，于1951年和1953年分别由中华书局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CircusCometoTown，由施咸荣译为《马戏团到了镇上》，于1951年和1957年分别由文化工作室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而TomSawyer,Detective出现了荀枚的两个译本《汤姆·莎耶侦探案》(上海出版公司，1955；新文艺出版社，1956)。

这些作品的复译和重印，归根结底，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和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社会需求密不可分。

(五)本土译者参与广泛

如前所述，该时期参与美国儿童文学译介的译者共有30人，且都是本土人士。可以说，该时期参与译介的译者不算少，但专门致力于美国儿童文学译介的译者却并不多。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相似的是，这个时期仍然有一个原著多个译者复译的现象，但不同的是，本时期还出现了一个译者的作品在不同时间被不同出版社出版，产生多个译本的现象。根据统计，其中有10位译者翻译了2部以上不同的作品。

本时期30位译者中，译作数量最多的是张友松。建国17年间,他共翻译出版了马克·吐温的3部儿童文学作品，生成译本5部。其中1955年和1956年，他分别翻译了《汤姆·索亚历险记》和《王子与贫儿》，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张友松和张振先合译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1959年，此二人合译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另外，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发行了常健和张振先合译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常健即张友松。张友松专注于马克·吐温作品的翻译，精心揣摩原著的风格，因此，他的译本译笔生动，深得原著的神韵，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他的译本在八九十年代还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江西人民出版社再版、重印多次，可见其深受读者的喜爱。此外，陈伯吹也译介了3部美国儿童文学作品，生成译本4部。1950年，他翻译的《绿野仙踪》，由中华书局出版；1953年，该译作又被少年儿童出版社发行。1953年，他还翻译了《改过的小老鼠》和《象伯伯的喜剧》两部童话，均由中华书局刊印。

章铎声，1949年翻译了《孤儿历险记》，光明书局出版；后来，他又和国振合译了《顽童流浪记》(光明书局，1950；光明书局，1952)。蒋天佐于1950年，翻译了《荒野的呼唤》和《雪虎》两本小说，均由三联书店出版。1953年，《雪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发行。1955年，《荒野的呼唤》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施咸荣，翻译了《马戏团到了镇上》(文化工作社，1951；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作家出版社，1963)。

另外，黄衣青于1951年和1952年分别译介了《猎熊的孩子》和《空中的车子》，由中华书局出版；1953年，其《猎熊的孩子》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再次刊印。李葆贞于1950、1958年先后翻译了《王子与贫儿》和《银冰鞋》，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新文艺出版社发行。徐汝椿和陈良廷于1954年合译了《孩子》，由平明出版社出版；次年，二人又合译了《汤姆·莎耶出国记》，由新文艺出版社发行。俞荻于1950、1957年，先后翻译了《乞丐皇帝》和《老矿井遇难记》，分别由神州国光社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这些译者的翻译实践，不仅为当时的中国儿童提供了精神食粮，而且也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进步和发展。

四、结语

综上可见，建国“十七年”的美国儿童文学翻译整体比较活跃，成果明显。但具体又呈现为两个阶段，其中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是翻译的高潮期，此后至1966年为译介活动的低谷期。从译作的出版地来看，该时期的发行中心仍然在上海，但北京也成为了重要的力量。该时期的译作体裁涉及小说、童话和故事，但以小说为主。著作内容方面，偏向批判现实主义风格，在对美国社会黑暗和种族歧视进行批判的同时，突出对主人公正义勇敢善良精神的歌颂。其中一些著作，被不同译者复译，个别作品甚至被多次复译和重印。从译者角度看，参与当时翻译活动的译者总数不少，但专门致力于该领域译介的译者却不多。但无论如何，这些译者都通过不同作品的翻译，为儿童提供了精神食粮，更为新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提供灵感，促进了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