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明，王萍

(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人类活动和生态过程变得更为复杂，多尺度生态风险的出现使得和谐人地关系遭受破坏[1]。土地利用格局、深度和强度不断变化，土地利用类型趋于多样化[2,3]，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大气和水体污染、土壤沙化、物种灭绝等地域性和累积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4]。生态学的研究已从二元生态链(生物—环境)转向三元生态环(生物—环境—人类)和多元生态网(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5]，土地作为一个社会自然综合体在多元生态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土地利用是指人类为获取一定的经济、环境或政治福利(利益)，对土地进行保护、改造并凭借土地的某些属性进行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活动的方式、过程及结果[6]；既是人与土地耦合关系集成的动态系统，又是人类开发、利用、改造自然环境最直观的表现形式之一[7]。生态风险和生态风险评价的内涵不断延伸、转化[8,9]，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生态学等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1992 年美国国家环保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将生态风险评价(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ERA)定义为“评估暴露于一种或多种压力因子后，可能出现或正在出现的负生态效应的可能性过程”[10]。生态风险评价为风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的同时，也为土地利用定量评估带来了新思路[11,12]。

目前国内外对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研究多集中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部分，有两种主要模式：一是基于源-汇景观理论的传统风险，合理设计源-汇景观空间格局，促进非点源污染物质的再分配，Walker[13]、王金亮[14]、许学工[15]等做了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