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国良

一、不惑之年的反思

所谓“不惑”,指一个人到四十岁,对人生规划或前景应该没有什么大的疑惑了,这里借以形容一个学科发展了四十年,也应该比较成熟了。当然,学科与人相比,“寿命”长得多,但其过程类似,总要经过诞生、发育、成熟、衰亡等阶段,只不过对学科来说,依靠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加以传承、发扬光大,而学科一旦成熟后,只要适应时代潮流,就可以延续很久。

幸运的是,我们目睹并参与了传播学这样一个新兴学科在中国大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时至今日,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它不再幼小,而是跨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无论院系数量、师生规模、成果质量还是社会影响,在中国大陆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达到了平均水准以上,似乎对得起“不惑”之称谓。①

然而,经过四十年发展,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迄今仍存在着疑惑,包括: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这么快？传播学有什么特性？传播学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是什么？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传播学的研究取向与趋势如何？这些问题,或众说纷纭,或无人问津,或看似已有答案,却经不起推敲。

二、不惑中之惑:对学科特性的审视

对以上问题,我一直以来也未深思熟虑。为此,近来通过学习和思考,提出以下观点,以期抛砖引玉②:

(一)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四个动力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似有四个主要的推进力量:政治层面(新闻改革,1989年之后转变为舆论监督、舆情管控)、经济层面(市场机制)、技术层面(网络崛起)、文化层面(创意驱动),它们先后出现、互相影响,并产生了融合、叠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