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简史

二〇一三年之前，老屋的房架、楼板、墙壁、窗格子一律是木制的，屋顶上盖着青色的屋瓦。现在，老屋依然是木架子房，依然盖着青色的屋瓦，不过墙壁改成了砖砌的水泥墙，窗户装成了宽大明亮的玻璃窗。

变化最先起始于二〇〇八年。这一年，发生了“5·12”汶川大地震，溪头沟尽管远离震中，但也是受灾地之一。进出溪头沟的路上，好几处路段被高处滚落的泥土和巨石阻断。老屋的木板墙壁被震出了几条裂缝，房顶上有序层叠、凹凸有致的屋瓦，一片片，脱离了自身的岗位，大部分乱七八糟地堆砌在屋顶，有一些掉落在地，碎成了大大小小的瓦砾。我和弟弟建议父亲重修，父亲看着我们，说：“还没到那程度嘛！”而后便独自买来新瓦，架上木梯，爬上屋顶，重新翻盖了屋瓦。又熬了浆糊，灌入墙的裂缝里，再糊上报纸，那些裂缝便消失不见了。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日，芦山地震发生。这一次，溪头沟离震中更近。老屋明显地歪斜了，房顶的屋瓦也掉落了大半。地震过后，溪头沟里好些人家修了楼房，两层或者三层，也有五层的，气派而且敞亮。我和弟弟又一次建议父亲母亲，也把老屋拆了，修成钢筋水泥的楼房，就两层也好。父亲不同意，母亲也不同意，父亲说：“都现在这样了，还修来做甚？”父亲的意思是，妹妹已经出嫁，我和弟弟已经离开溪头沟，新房修起来多半只能空着。我们只好依了父亲，把将倒未倒的木架子正端正，拆了木板墙和小木格子窗，在新砌的水泥墙壁上装上玻璃窗户。同时，在院坝左侧紧贴老屋的地方，另修了两间小屋，作为饭厅和厨房。也是木架子、水泥墙、玻璃窗、青瓦屋顶。

新修的两间小屋和老屋呈“L”形排列，两条边围着院坝，直接叉向门前的水泥公路。水泥公路途经老屋门前的路段，偏偏是一个阔大的弧形。“L”的两条边几乎等长，站在弧形之内看过去，与水泥公路正好圍成一个不大不小的扇面，像被四等分后剩下的一小块大饼。如斯多年，我的父亲母亲守着这块饼，像饱餐过后的食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满足。我也守着这块饼，像一个永远吃不饱的孩子，什么时候感觉到渴了饿了，就急匆匆地赶回溪头沟。

水泥公路起止于乡场和溪头沟村第五生产队。第五生产队紧挨着溪头沟最高的太阳山，都不说五队，而叫着环山子。水泥路修成之前是弯弯曲曲的山路，后来筑成了机耕道，新千年前后，机耕道上铺上了水泥，路面于是变得平坦快捷，起止点依然是乡场和第五生产队。因为是乡村道，路不宽，隔不远就借着地势突出一小块，以备果真有车辆交汇时双方都能顺利通行。机耕道和水泥路几乎就是山路的扩大升级版，依着溪头沟蜿蜒蛇形，溪流的走形差不多就是路的走形，走在路上，耳边总是萦绕着哗哗啦啦的流水声。

沿着水泥公路，我有时候往上，经过村小、妹妹家、三队、四队，直至更接近太阳山的环山子;有时候往下，经过水磨房、仓库头的大姑家、河边上、长安家，直至靠近乡场的溪口;偶尔，也会径直去到路边村子里的某户人家。

沿着水泥公路走着的时候，我通常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就是走走看看。我在溪头沟里出生，在溪头沟里长大，十六岁那年去到雅安求学，之后离开溪头沟。从大致的时间史上看，我的人生，前十六年是仅仅属于溪头沟的，后面，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还将继续延续下去的部分，则既属于县城也属于溪头沟，两者似乎既是并存的，也是表里的关系，就像一棵树的枝干和根须。从具体的空间上看来，我的人生由两大板块构成，一块划归于县城，一块在溪头沟，我无法断言，到底哪一块更大更重，但有一点毫无疑问，无论少了哪一块，我的人生将变得不再完整。

径直去到某户人家的时候，多半是受到了邀请。整个溪头沟，与我年龄相仿和比我年老一些的人，我基本都认识，年轻一些甚至更小的，我大多数已经叫不上名字，但通过他们的五官和见面时对我的称呼，依然可以大致估摸出是谁家的孩子，并且往往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溪头沟里几十户人家，这家和那家之间，表面上的关系可能亲密可能疏远，甚至可能老死不相往来，但若要细究起来，十有八九都是拐弯抹角的亲戚。这通常也是我被邀请的理由。但这理由其实是表面的，纯粹的客套性质。深层的理由简单，而且不言自明：我是县中医院的一名医生，溪头沟里差不多家家都有人来医院找过我看病，或者请我找个好医生替他们看我不能看的病。彼此都知道这个，但彼此都不去说破。仿佛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我和他们一样，都懂得如何保持心照不宣。这时候，他们说出来的，无非是我难得回来一次，或者就是请我去家里坐坐。听起来依然是客套的，但这样一来，我即便是想拒绝，也不好意思说出口了。

细说起来，老屋屹立于世还不到四十年光景。具体建造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九八〇年。一九八〇年之前，我们家一直住在溪头沟下游不到一公里的生产队仓库旁。生产队仓库紧邻汩汩而流的溪头沟，靠近山脚的地方长着一片茂盛的竹林。大约是为了口头表达的方便，后来每每说起生产队仓库，说起仓库旁的家，我们通常都会去掉“生产队”，就称它为仓库头。

我在仓库头的竹林下出生，长到七岁时，父亲母亲终于下定了搬离的决心，他们征求爷爷的意见，爷爷也没任何反对的表示。那时候，“包产到户”的大风刚刚吹到溪头沟，在划分“责任田”的时候，采取的是抓阄的方式，作为生产队长的父亲，本来没有拿到这块他和爷爷早就看上的稻田，抓到的那家得知父亲的修房造屋计划之后，毫不犹豫地与父亲做了交换。于是我们家得以从仓库旁的竹林下，搬到现在我称之为老屋的这个地方。

那一年，妹妹不到六岁，弟弟不到五岁。十多年之后的一九九六年，妹妹从老屋出嫁，嫁到三组的马家，继而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又是五年之后的二〇〇一年，爷爷在老屋里安详地闭上了双眼，享年八十六岁。从此，老屋里便只剩下父亲母亲。这也便是父亲母亲一直拒绝重修老屋的一个根本原因。

从仓库头搬到现址，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离溪头沟更近。站在老屋的屋檐下，抬眼就能望见溪头沟不息的水流，闭着眼，能清楚地听见哗哗啦啦的流水声。正对着老屋院门的河段，放着一排过路石，石块间间隔的距离相差无几，朝天的一面看上去也都相对平整，一看就知道，那些石块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因为河水长时间的冲刷，河床的中央部分明显比两侧要深，水流也更湍急，为了保持“路面”的大致平整，那些过路石便明显地排列出由小到大再到小的顺序。过路石上游平缓无声的溪水流到这里，便成了一叠棉布或者一匹宽大柔软的长飘带，一层接一层，不断被揉搓、撕开、掀起、落下，源源不断地翻涌出一层层浪花。然后又归于沉寂。

老屋对岸也是一片茂密的竹林树丛，竹林树丛掩隐着王家院子，王家院子里有好几个我的同学和儿时的伙伴。自打从仓库头搬迁过来的时候起，我就无数次踏上过路石，到对面王家院子去。我至今不知道那些过路石铺设于何时，但从我们家搬迁来此的时候，我看到的溪头沟就是这个样子。这么些年来，溪头沟里的水流是不知不觉间纤细下去了，而那些过路石，却依稀还是最初我见到的模样，也似乎从来就没被挪动过。

这么些年来，我发现好些在记忆里高大、广阔的事物，一旦走出记忆，在眼前呈现出真实的面貌，便低矮、逼仄、缩微了下去。如果要说例外，老屋是一个，老屋门前的过路石是另外一个。

纪念一条狗

我是在从院坝边的梨树上摘下梨，放在嘴里美美地嚼着时，又一次想起我家那条狗的。

若干年前，我曾专门为它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记忆里的狗》。吃梨的时候，我同时想起了这篇旧作。

那是一条母狗。我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为“母狗”这两个原本很中性的字眼，曾经被弄出特别的意味来，参照物就是我家豢养的那条狗，而且，我还是那次事件的见证者。

既为母狗，就应该生儿育女。可我一直没见着我家的母狗真正成为母亲，我想它大约是生过狗仔的，只是没让我遇上罢了。何况，生不生孩子并不影响它作为母狗的性别。人就不同了，如果一个女人不能生娃儿，或者毫无节制地生，就都是很叫当事者不快的事。

后来我想，“愚孤棒”（方言，蛮横、不讲理之意）老者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要不他就不会当着我和我家的狗，指着张大婶的背脊喊“臭母狗”，还狠狠地吐了一大口痰。在溪头沟，张大婶是个很有些名气的人物，因为她一口气生了九个娃，最小的那个刚刚出生就夭折了，活下来的老八和我一般大小，而他大哥和我父亲的年岁相差无几。

“愚孤棒”老者说“臭母狗”的时候，凶神恶煞的，让我冷不丁想起不久前他和张大婶一家干架的情形——“愚孤棒”一个人对付张大婶家几个子孙，结果没多大工夫就被打得浑身是血，没了一点脾气。我不知道，“愚孤棒”管张大婶叫“臭母狗”是不是就因了这个？我想是有这原因的，但肯定不止于此，可还有其他的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一个小小的孩子怎么可能完全知晓大人们的事情呢？

因为这次事件，我心底里莫名其妙地开始对日日与自己相伴的狗不满起来——多好的一条狗啊，可它为什么偏偏是一条母狗呢？这感觉一经在心底产生，就顽固地扎根下来，日积月累，渐渐变成一个难以解开的结。我分明是喜欢的，可又越来越厌恶它，越来越厌恶它，就想方设法要让它在这个世界消失，可心里又着实舍不得抛弃它。

按照大人们的说法，我家的狗应该是“土狗子”。一个“子”字，简约而形象地概括了它的特征：不高的个头，从我见到它起，直到死去，似乎一直没见它再长大过;一身灰黑相间的毛，倒是不时脱落下来，有时候是在我抚摩它时的掌心，更多的掉在窝里，厚厚的一层，像一张它特意为自己铺就的暖床;从不乱咬人，甚至很难听它平白无故地唤上两声，顶多是在夜里，别家的狗嗷嗷叫个不停的时候，它附和两下，可那声音，像一个人唤另一个人时得到的随口应答，平静，若无其事。在夜晚的溪头沟，在寒风呼啸的冬夜，那两声低吠，仿佛是在告诉躲在被窝里的我，它还在自己的窝里，它还在，它是条听话的狗。其余的时间，它总是跟着我，屋里屋外、满山遍野地跑;它没有自己的名字，大人们喂它吃的时候，这样叫它：嘟嘟，来——，我开始以为“嘟嘟”就是它的名字，渐渐才知道，那其实是在模仿着叫它……

它性格的转变是从那次“他杀未遂”开始的。这个“他”，包括我和我幼小的弟弟，而始作俑者便是“愚孤棒”老者。我记得那是个晴好的下午，他照例来我家，和爷爷摆龙门阵，爷爷那时七十多了，而“愚孤棒”不过五十出头，他一直一个人过着，除了想起来的时候去地里伺候一下，其余的时间，要不耗在牌桌上，要不就和我爷爷摆龙门阵，天南海北，阴阳地理，生老病死，我几乎听他们谈起过世间所有的事。

“愚孤棒”来我家的时候，爷爷刚刚去了姑妈家。“愚孤棒”于是很有些失落，一个人冷冷地坐大门边的长凳上抽闷烟。到他手里无法再继续拿住烟蒂的时候，他做了个很潇洒的动作，将烟蒂放在拇指和食指之间，食指像一张小小的弹弓，微微弯曲，猛一下将烟蒂弹出老远。然后慢腾腾地站起身，冲我说道：干脆，我们今天吃狗肉吧。

吃狗肉？我一时没弄明白他的意思。

去烧水啊，见我迟疑着，“愚孤棒”很有些不快又有些命令似的对我说。

我和弟弟于是拿起盆子，从溪头沟里打水去了。

“愚孤棒”一个人抽着烟，弹烟蒂，我们说吃狗肉的时候，我家的狗一直端坐在“愚孤棒”身边的长凳上，很好奇地望着我们，对于即将到来的灾难，它和我一样一无所知。待我和弟弟将一大锅水烧得滚烫，我跑出来告诉“愚孤棒”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家的狗已经被倒挂着吊在院坝边那棵李子树上。

我突然明白了“愚孤棒”所说的狗肉是何物。我冲上前，狠狠地瞪了他几眼，握紧的拳头还没挥出去，眼里的泪就哗啦啦流了下来。

“愚孤棒”老者一定没想到我会有这样的反应，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过了多久，不知道是不是起了风的缘故，我看到李子树上先前一动不动的狗接连扇动了两下耳朵，我收住哭泣，静静地，想看看是不是有奇迹发生。又过了一会儿，我又看到它没有被拴住的腿，不停地蹬了几下，接着又蹬了几下，然后我期待的奇迹就真的发生了：我家的狗没有死，它又开始叫唤了，尽管叫声那么凄凉，那么低微，充满恐惧和乞求，可它毕竟又开始叫唤了啊！

我一个箭步冲上去，解开“愚孤棒”拴得死死的结，将狗放下来，不住地抚摩着它的头，看着它无助的眼神和眼眶里的泪水，我的眼泪再次哗哗地淌了下来……它无助的眼神，现在每每想起，我就不由自主地心跳加速，有些后悔，还有些隐隐作痛。

从此以后，溪头沟便多了一条狗的吠闹声。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有人出現在我家门前，我家的狗就会汪汪叫个不停，和别家的狗没有两样。区别在于，如果门外的人仅仅是路过，它的叫声会很持久，一直叫到路过的人没了踪影;如果门外的人跨进我家龙门口，不管空着手还是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不用谁训斥，它会很自觉地停下来，唔、唔、唔，不停地摆动不太长的尾巴和不太壮硕的头颅，两只小耳朵接连开合着，活像飞鸟的羽翼。到过我家的人，不管远近亲疏，都异口同声地说：这狗真好！真是条好狗啊！

唯一的一次例外来自“愚孤棒”老者。那次打狗未遂过后，他大约知道自己在我家（至少在我眼里）是不受欢迎的，很少再跨进我家门槛了。那天他是去借木瓢的，他说他要从溪头沟往刚刚种下稻谷的田里背些水，可出门的时候忘了带木瓢。我注意到他跨进我家门的时候，脚步和以往一样若无其事，可一见了我，眼中就有一丝不易觉察的紧张和慌乱，还有一丝不好意思。而我家的狗，先是汪汪叫了几声，见他踏进龙门口，它的叫声就变成“唔唔唔”的呓语了，不太长的尾巴和不太壮硕的头颅也跟着摇摆起来。看着“愚孤棒”手拿木瓢出来，它先是晃动了一下头，眼睛静静地瞅着他，然后腾地起身，狂吠着，猛一下冲上去，死死地咬住了木瓢。“愚孤棒”老者一定没想到它会这么对他，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可我家的狗似乎还不解恨，将木瓢放在地上，再次对“愚孤棒”发起了攻击。要不是爷爷及时训斥，真不知道“愚孤棒”会被咬成什么样子……杰克·伦敦在《荒野的呼唤》里写过一条名叫布克的狗。当它回到阿拉斯加雪原上，回归原生的野性，再无心虚胆怯的委琐，竟成了率领群狼的首领。此刻，当我想起我家的狗，想起“愚孤棒”被咬的时候，再没有当年的恨意，只是止不住在心中莞尔一笑。然后我就在想，它不是一直没有名字吗，那就叫它“我的巴克”吧，它没有机会生活在阿拉斯加，溪头沟和我记忆的旷野就是它的阿拉斯加！

“我的巴克”的死至今还是个谜。大约是在“愚孤棒”借瓢未成后的第三天，我突然找不着它。我年迈的爷爷、幼小的弟弟和我，找遍了它可能出没的地方，从早上到黄昏，一直没见着。第四天一大早，当我睡眼惺忪地推开家门，却一眼就看到了它的身影。在院坝边那棵开满鲜花的李子树下，它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躺着，任不时被风吹落的李子花，飞飞扬扬地飘落在身上。浑身的毛发陡然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乱蓬蓬的，像是被人有意粘上去的。我还没靠近，就有一股浓烈的“乐果”味，和着甜蜜的李子花香，直直地钻进鼻孔……是谁，竟敢下如此毒手？我流着泪，抄起家里的菜刀就要去找“愚孤棒”算賬。一旁的爷爷一句话问住了：“你凭什么说就是‘愚孤棒干的？”

是啊，凭什么呢？我问自己，我找不到答案……

梨树紧挨着早先就有的那棵李子树。两棵树之间曾经有个小山包，那是当年我为“我的巴克”垒就的墓地。梨树旁边还有一棵桃树。也就是在栽种桃树的时候，父亲顺便也把梨树和李子树下的那个小山包铲平了。自打种下的时候起，三棵树上年年都挂满果子，吃过的人都说很甜，太甜了。

（李存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于《人民文学》《天涯》《散文》等多刊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喊疼》《徙水流经》《身体病》等。）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