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 年，宋太祖赵匡胤yìn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收回了手握兵权的大将们的权力，把兵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但是做皇帝的，总会担心别人觊jì觎yú自己的皇权，千方百计地消除所有可能威胁皇权的隐患。这不，赵匡胤又开始担心起自己身边的文臣们了，他的耳边时常回响起孔子“祸起于萧墙之内”的古训。自古以来，出现过很多丞相权势庞大、皇帝被架空的先例，赵匡胤也不敢大意。

其实，“宰相”一词起源很早，是中国古代对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的统称。按照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说法，在商周时期，贵族家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祖先。在祭祀时，需要准备祭品，就是宰杀用作“牺牲”的牛。当时的“宰”就是掌管贵族家中宰牛祭祀的管家。到了秦代和汉代，贵族制度瓦解了，他们家里的“宰”就成了国家的政治领袖。而“相”，也就是“副”的意思。宰相就是皇帝的副官。皇帝一个人没有能力和精力处理所有的国家事务，所以要设立宰相这个官职来帮助他处理政务。“宰”和“相”合起来称呼，最早出现在《韩非子·显学》篇中，指的是在朝廷中主持国家政务的最高官员。正因为要辅佐皇帝处理政务，所以宰相在政府中地位很高。在汉朝的时候，宰相位高权重，皇帝对他们要隆重接待。宰相晋见皇帝，皇帝要起身相迎;宰相生病了，皇帝要亲自前往问候，为其求医问药 ;即使是皇帝的诏令，如果宰相认为不合适，也可以据理力争，甚至拒绝执行。在唐朝的时候，虽然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但国家大事仍然是由宰相们进行商量讨论，然后提交给皇帝，如何避免被宰相们架空，而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赵匡胤为此大费周章。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为了笼络人心，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他任命范质为侍中，人称昭文相;任命王溥为司空，人称史馆相;任命魏仁浦为右仆射，人称集贤相。这种人事安排很耐人寻味。这三个人都是后周的重臣，也是柴荣的托孤大臣，赵匡胤对他们心存忌讳huì，本来应该全部赶出朝堂;但是为了安抚后周的旧臣，稳定政局，他又不得不对他们委以重任。因此，经过权衡，他设立了三位宰相，让他们之间相互独立，互不统属，也不给他们实权，这样就使他们虽然身居高位，但无法掌握实际权力。与此同时，他任命自己的心腹谋臣赵普担任掌握军机要务的枢密使，由赵匡胤和赵普共同控制朝政。这样就在朝堂上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平衡： 后周老臣们虽然官职很高，但不掌握实际权力;赵匡胤的亲信们虽然掌握军政大权，但地位较低。老臣和亲信之间，可以相互制约，达到内部平衡。不过，就算把后周老臣们的权力全部架空，但眼见他们在朝堂上晃来晃去，赵匡胤也觉得不舒心。他总想找机会赶走他们。按照以往的惯例，宰相上朝和皇帝商议军国大事时，皇帝要赐座，君臣面对面坐着商量，这就是“坐而论道”，是显示皇帝对宰相的尊重。宋朝建立后，有天早朝，趙匡胤突然对范质和王溥说：“我眼睛有点儿昏花了，看不清楚，你们把奏疏送到我近前来。”范质二人不知是计，赶忙把奏折送到皇帝眼前。等他们起身离座，两名武士立即走了过来，把他们坐的凳子搬走了。等他们转身回来，发现原来放凳子的地方早已空空如也。他们对视一眼，明白了皇帝的心思。于是，第二天早朝，大臣们纷纷请求皇帝废除宰相“坐而论道”的惯例。宋太祖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此后，宰相也只能和普通官员一样，在朝堂上站着跟皇帝对话了。对此，范质等人心知肚明，但也无可奈何。

事情到这儿还没有结束，赵匡胤始终对这些老臣们放心不下。公元964 年，他干脆同时免掉了范质、王溥和魏仁浦三位宰相的职务，让他们告老还乡。同时把亲信赵普提拔为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国中大小事务都由他和赵普商量决定。

古代皇帝最怕别人抢夺他的皇位，因此总是费尽心思地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无论臣下多么忠诚，也总是没法彻底消除皇帝的猜忌。公元964 年，赵匡胤对中央权力机构进行了彻底的整顿，把宰相权力一分为三。中书门下又称政事堂，掌握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权力。长官除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外，赵匡胤又增设了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力。枢密院掌管全国军事，长官有枢密使和枢密副使，都由文臣担任，防止武将控制军权。此外，还设立三司，下设盐铁、户部和度支三个部门，管理全国财政。三司聚敛天下财富，支撑整个国家庞大的行政和军费开支，负责人称为三司使，人称“计相”。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之间互不统属，各自为政，都对皇帝负责。经过赵匡胤的整顿，宰相权力和地位大大降低，皇权也就越来越集中于皇帝手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宋朝宰相就没有实权了，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其实宋朝对于知识分子是非常宽容和优待的，军国大事还是要跟宰相们共同讨论决定。历代皇帝绝不会杀戮lù官员，甚少有像明朝皇帝那样为所欲为的。宰相们在朝堂上还是地位很高的，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只不过宋朝设立了很多宰相，单个宰相就没法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了。所以钱穆先生说：“宋朝制度之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这应该是对宋朝中枢制度比较中肯的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