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舒言 胡瑛

1 前言

实体瘤脑转移是成人神经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1]。在恶性肿瘤患者中，脑转移发生率介于8.5%-9.6%之间[2-4]。尽管进展期实体瘤脑转移患者的病死率高，但在系统性全身治疗中，针对脑转移患者的临床数据非常有限。由于神经系统特殊的解剖学特点，大分子药物不能透过血脑屏障以达到要求的血药浓度，导致一部分临床试验将这类患者排除在外[5]。另一方面，作为实体瘤中枢神经系统转移灶，在接受系统性或局部治疗后，对其疗效的评价，有的根据实体瘤评价标准，也有根据神经系统肿瘤疗效评价标准而进行的。评价方法的选择存在异质性，缺乏统一标准。

以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PD-1）及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ligand 1, PD-L1）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治疗近年来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在多个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同于直接跨过血脑屏障发挥生物活性[5,6]，研究发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可通过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免疫微环境而达到抗肿瘤作用[7,8]。其并不依赖于药物与肿瘤细胞转移灶的直接接触，而是通过加强免疫识别，激活中枢神经系统的炎症细胞等机制来发挥作用[9]。在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以及肾透明细胞癌脑转移的治疗中，其有效性及安全性已被多项临床试验及回顾性分析所证实[10-14]。然而，一方面脑转移瘤疗效的评价标准不统一；另一方面，免疫治疗特有的延迟应答现象及治疗所造成的局部炎症反应导致的“假进展”现象，给疗效的评价带来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