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模式生态扶贫减贫增收效应研究
——以三明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为例
2021-03-18李军龙周法法
李军龙 ,周法法
(1.三明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2.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3.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低碳经济研究中心,福建 三明 365004)
我国贫困区域与生态安全保护区域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重叠,有95%的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保护区。[1](P2614-2622)这些地区既是重点生态建设区域,也是生态扶贫主战场。为了打赢生态贫困地区的扶贫攻坚战役,自从实施 “精准扶贫战略”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生态扶贫的系列文件[2-4],明确指出在生存条件差、生态系统重要、需要保护修复的地区,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探索生态脱贫新路子。因此,在生态贫困区探索如何协调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理论价值。
生态扶贫研究主要聚焦在生态扶贫的内涵和机制[5](P3-8)、[6](P43-46)、[7](P989-1002)、实现路径[8](P15-22)、[9](P81-90)、绩效评价[10](P133-138)、[11](P133-138)等方面。当前,虽然生态扶贫研究方兴未艾[12](P144-147),但已有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探讨生态扶贫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较少从微观层面探讨生态扶贫对贫困户的增收效应[13](P20-28)、[14](P70-77)、[15](P8-12)、[16](P955-966),尤其是生态贫困区不同模式生态扶贫如何影响贫困户减贫增收效应的研究更是少见。另外,已有文献在研究贫困户增收效应时并未考虑生态扶贫对不同农户增收效应的异质性影响,无法准确识别生态扶贫政策实施前后对农户收入的影响,难以准确评估生态扶贫对农户增收的净效应,且增收效应评价方法不够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