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龙飞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7)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对外投资飞速增长，已经成为全球重要对外投资大国。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量为211.6亿美元，存量为906.3亿美元，到2015年相应的数据则高达1456.7亿美元和10978.6亿美元，分别增长近6倍和11倍。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逐步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商务部 统计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无论从存量还是流量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均超过10%。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潜力巨大，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最近彭博新闻有一篇凸显出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政治风险阻碍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而且还提出在当下中国限制私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大背景下，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似乎更加困难。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 过程当中，应该高度关注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

本文将从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从现有文献看，学术界高度重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也有学者对母国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研究，有关中国OFDI的研究也较多，但从动态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很少。基于此，本文依据《全球竞争力报告》建立的国别制度指标体系，分别考察东道国制度环境、中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以2013年为时间节点，比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中国对不同制度环境的东道国的偏好变化。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提出理论假设；第三部分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跨国公司(MNEs)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无论出于何种投资动机，都要考虑投资成本和风险问题。因此，东道国制度质量与投资成本和风险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大量实证研究认为良好的东道国制度环境有利于FDI的流入(Globerman等,2002)，但也有不少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王琳等(2016)发现中国对外投资与东道国的制度因素负相关，偏向于制度低劣的东道国；邓明(2012)发现发展中国家较好的经济和法治制度显著地促进中国OFDI，而发达国家不显著；冀相豹(2014)发现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则具有反向影响。总体上看，有关东道国制度因素与中国OFDI相关性的结论较为混乱，这可能由于选取的制度指标和数据处理模型的不同所致，更可能与中国OFDI的独特性有关。这种独特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1)国有企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这与以私人资本为主的全球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明显不同。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目标函数与私有企业不同，具有更接近政府，资本成本较低，软预算约束的特点(Buckley 等，2009)；特别地，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受母国发展战略意图的影响较大，非市场动机较为显著。这会导致中国OFDI的投资风险能力承受力强以及非营利最大化投资的行为。(2)中国的私有企业以家族企业居多，私有企业可以从家族成员中以较低成本融资，也能够承受较大的风险(Buckley等，2009)，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对东道国制度因素负面影响的敏感性。(3)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内经济的非完全市场化，中国企业更加熟悉利用非市场行为在制度环境低劣的国家进行寻租，并用建立起来的关系网替代正式制度，从而增强企业对东道国制度风险的容忍度。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国家，企业进行非市场动机行为的成本越低，使得中国OFDI偏好较差的制度环境(冀相豹，2014)。从现实看，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中，仅有9个为OECD成员，且多为中东欧国家，其余国家大部分为中等收入国家，制度水平不高，这表明，中国在“一带一路” OFDI大多进入了制度水平相对较差的东道国。因此，提出假设1：中国OFDI倾向于制度环境较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另外，我们将讨论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度偏好的变化。由上述假设1的分析可知，母国制度环境是影响中国OFDI的东道国制度偏好的重要因素。以此逻辑，当母国制度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OFDI的东道国制度偏好也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度选择偏好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实证研究是否能够验证这一理论推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选择2013年前后分别作为两个子样本进行对比分析。之所以把2013年作为时间节点，是因为该年前后中国经济制度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此倡议下，中国政府大力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同时强调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合作原则。二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节点。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使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市场化改革迈出坚实的一步；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确立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为会朝向市场化转变，其对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关注应有所提升。因此，提出假设2：“一带一路”战略及国企改革提升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度环境的重视程度。

三、数据及分析

1.变量选取即数据来源

本文在面板数据两步法的框架下，参照投资引力模型(蒋冠宏 等，2012)，构造如下计量模型。

OFDI=β0+β1INS+β2GDP+β3CGDP+β4DIST+β5OPEN+β6GDPGR+ε

其中，OFDI为中国OFDI规模，CGDP为中国的GDP，GDP为东道国的GDP，代表市场规模。DIST为中国和东道国的距离，代表物理成本，使用双边航运距离和国际油价的乘积来表示(蒋殿春 等，2011)。INS为本文考察的关键变量，即东道国的制度因素。由于影响OFDI的因素很多，本文还加入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GDPGR和东道国的开放程度OPEN作为控制变量。其中OPEN使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衡量。

本文所采用样本为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①，时间从2008年至2017年。中国OFDI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8～2017)对外投资流量数据，并折算成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为了改善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本文使用如下技术对OFDI数据进行处理：lNOFDI=sign(OFDI)*ln(1+|OFDI|)。

由于不同国家的区位不同，对FDI的吸引力也不同，本文拟从东道国是否包含“一带一路”倡议关键节点城市这个侧面，进一步分析包含关键节点城市的国家的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的关系。关键节点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布的《“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及其途径城市分布地势图》(审图号：GS(2016)1764号)标注的“一带一路”节点城市选取。制度环境变量数据来源于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08～2016)，为各国制度得分。

2.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对中国向30个沿线国家的OFDI与东道国制度环境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1第一列所示。我们可以得出：(1)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环境显著负相关，与理论假设一致，中国倾向于投资于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2)中国倾向于对经济总量较大，经济增长较快和开放度较高的国家投资，这与国际投资理论相符。

表1 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环境

为了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OFDI的影响，我们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子样本，如表 1第2、第3列所示。我们可以得出：(1)“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中国均倾向于向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进行OFDI，与假设1一致；(2)相比实施之前，“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之后，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系数进一步降低，说明“一带一路”倡议使得中国跨国公司进一步向着制度环境不佳的国家进行投资，与假设2不符，国有企业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OFDI区位选择，而“一带一路”倡议却使得中国OFDI更多地流向了制度环境不佳的国家；(3)除了东道国制度因素之外，中国的对外投资行为基本符合国际投资理论。可能的解释是，中国OFDI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其更多地受到国家发展方向的影响。为构建优质的“一带一路”平台，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纵观域内国家，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往往制度水平较差，发展水平较差，开放度较差，中国对于这些国家的投资主要是由国有资本在运作，那么其目标是多元化的，很有可能并不会在意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而且“一带一路”倡议现阶段更加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那些制度环境不好的国家也是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进而导致出现这种负相关；而且“一带一路”是一个泛区域平台，横跨欧亚非大陆，中国对外投资也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周边。虽然这些国家的投资风险参差不齐，但是一旦将域内国家全部联通，未来的期望收益是巨大的。

其次，本文使用包含“一带一路”关键节点城市的国家子样本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1的第二列所示。与使用30个沿线国家的全样本相比，子样本所得的结果显示：(1)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环境显著负相关；(2)“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分别进行分析，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环境不显著相关，但是从系数的数值上看，“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之后，中国跨国公司更倾向于投资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对于包含节点城市的国家而言，其本身就处于交通要道之上，区位优势使得这些国家可以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不仅是中国国有资本还有中国的民间资本。一般来讲民间资本的目标函数较为确定，以营利为目的，更加倾向于符合一般理论。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子样本得到的中国OFDI和东道国制度环境没有显著的关系，但由于在2013年之后，更多的国有资本响应国家号召加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之中，导致中国OFDI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系数出现下降，进而可能导致从全时期来看该系数显著为负。

四、结论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潜力巨大，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本文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环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相关性，得出：(1)总体来看，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环境显著负相关；(2)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这种负相关进一步加深；(3)包含节点城市的国家的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的关系较为复杂，从全时期来看显著负相关，但是分阶段来看的话，“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均无显著相关性。包含关键节点城市的国家区位优势明显，更容易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中国OFDI，民间资本的增加导致中国OFDI的行为更倾向于市场行为。

注释：

①包括阿塞拜疆、孟加拉国、柬埔寨、捷克、埃及、格鲁吉亚、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马来西亚、蒙古、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乌克兰、阿联酋、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