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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土分野说的理论建构与礼乐文化的融合

2021-03-18王洪军

跨世纪 2021年2期
关键词:谓之

王洪军

顾炎武以为,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从世俗生活层面来看,三代人知天文是“敬授人时”的需要。然而从政治生活的角度看,三代人知天文的最终目的在于窥知天意,即通过自然传达出来的信息,把握政治的脉搏以及未来的趋向。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围绕天人之道,进行了深入而充分地论证,形成了系统完整且影响广泛的学说体系——以天道为核心的天人关系成为先民思维和理论阐释的起点。《春秋元命包》曰:“元者,端也,气泉。《春秋》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也。”[1]112-113董仲舒则进一步推衍说:“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2]155-156这样的理论延伸和论述,把问题的初始点引向了难以捉摸的天道,以及倏忽间来去的天命。于是人们关注于上天的各种变化,体味天道圣心,同时也按照上天悬象规划人间的政治体制,“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舜典》),“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七纬·春秋元命包》),无不是天人关系基础上的理论建构。故而《春秋元命包》曰:“天人同度,正法相授。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谓之教。教之为言效也,上为下效,道之始也。”[3]401“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表面上是人们在效仿天道而建立人文秩序,实际上是人们在按照人间的政治结构、江河湖泊、山野物象等来建构天体系统,如此建立起“天人同度”的星象体系。

星象体系建立的直接目的是服务现实政治。为了准确判断天象变化所导致的后果,于是天官与人官、星辰与诸侯国以及山川之间建立起了“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的特定关系。在这种复杂的关系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不断渲染和强化的政治命意,而地理空间的拓展带来的却是文学想象空间的释放,文学地理学的雏形渐行渐近。

一、星土分野与虚拟政治空间的建构

“分野”一词最早出现在《国语·周语下》“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分野”亦可称为“分星”,《周礼·春官》保障氏之职,“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分星”“分野”之说,由来已久。苏伯衡《分野论》便认为:“分野之说,其传也远,而《周礼》《春秋传》始详焉……至《汉地理志》言分野,乃为始详密。”[4]卷二有关分野传说历史较为悠久的是《左传》襄公九年的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由此可知,天文分星是和天地崇拜相联系在一起的。

司马迁将天上的星辰称为天官,著有《天官书》。司马贞《索隐》解释说:“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5]1289这是天人同一最为典型的反映。《尚书·舜典》云:“肆类于上帝。”陆德明音义:“王云:‘上帝,天也。’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宫,天之最尊者。’”[6]126上帝就是天,居住在紫微宫里。

《史记·天官书》又云:“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司马贞《索隐》引《春秋合诚图》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张守节《正义》云:“‘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刘伯庄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贵者也。’”[5]1290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的《淮南子·地形训》云:“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高诱注云:“太帝,天帝。”[7]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厘清:

其一,天帝,即帝星,又称太帝、泰一、太一。《秦始皇本纪》载秦博士有言:“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司马贞理解为:“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5]237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即便秦博士有阿谀秦始皇的主观意愿,泰皇也不会是人皇。而从尊天的文化心理讲,天、地、人三皇,最贵的是天皇。能比天皇、地皇还尊贵者,那就是主宰天、地、人的皇帝——泰皇。《鹖冠子·泰鸿》记:“泰皇问泰一曰:‘天、地、人事,三者孰急?’”[8]226显然,皇帝之长为泰皇,掌管天地人事物。泰皇的虚构成分有甚于泰一。

其二,天庭上的群臣。按照人间政治组织的构成模式,上天也拥有以天帝(太帝、帝星)为政治统领的行政架构,甚至是家庭成员。如尚书、上宰、少弼、太子、庶子、后宫、女史等一应俱全。《尚书考灵曜》云:“心,火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后星庶子。”[3]204而在《春秋元命包》又有这样的记载:“立三台以为三公,北斗九星为九卿,二十七大夫内宿部卫之列,八十一纪以为元士,凡百二十官焉,下应十二子。”[3]395如果对于纬书的来源以及出现的时间尚有疑惑,那么司马迁的记载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史记·天官书》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5]1289“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5]1293可见,天上宫廷构象,其由来已久。这样一种人为的虚拟安排,并不是古人真的认为天上有着人间一样的宫廷,而是在长期的观星过程中形成了几乎是规律性的认知,某颗星的异常变化,恰逢人间宫廷中的某官某人或者是某个地域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件,由此人为地对应起来,于是人间的宫廷和职官相应地出现在天空,最重要的目的是占卜的需要。

其三,天庭上的居舍。明代王鏊总结说:“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9]339这是就人间天子朝廷的建构来说的,观点没错,逻辑结构错了。天庭实际上是按照人间政治模式建构的。《春秋元命包》:“紫微为大帝,太微为天庭,五帝以合时。”“列为中宫太极星,星其一明者,太一帝居。傍两星巨辰子位,故为北辰,以起节度。”[3]404比较而言,《淮南子·地形训》的记载颇为全面:“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轩辕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鱼之囿也。天阿者,群神之阙也。”[7]200-201文献流传,天上有宫阙成为社会的共同认知。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天上宫阙、帝王在民间流传广泛,实际上也构成了文学的生长点。

《开元占经》引《春秋元命包》曰:

太微为天廷,理法平辞,监升授德,列宿授符,诸神考节,舒情稽疑也。南蕃二星,东星曰左执法,廷尉之象也;西星曰右执法,御史大夫之象也。执法,所以举刺凶奸者也。两星之间,南端门也。左执法之东,左掖门也;右执法之西,右掖门也。东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上相之北,东门也。第二星曰次相,次相之北,中华门也。第三星曰次将,次将之北,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将,所谓四辅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将,上将之北,西门也。第二星曰次将,次将之北,中华门也。第三星曰次相,次相之北,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相,亦为四辅也。[10]648

张衡《灵宪》曰:“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人间物事搬演到了天上,天上的星宿从而构成了和人间事务对应的关系。星宿所动,牵寄了人间君主的思虑,甚至因此而改变国策。除了像官、像人、像事,还有最重要的也是流传最广的像郡,当然像郡是很晚才有的内涵。

《春秋元命包》曰:“王者封国,上应列宿之位。其余小国不中星辰者,以为附庸。”[3]394,王者所封的诸侯国,对应着天上的星宿,太小的诸侯国,只能作为大国的附庸而存在,占验时以所附之国的星宿为准。《春秋感精符》则进行了推衍,“地为山川,山川之精,上为星辰,各应其州域分野,为国作精,神符验也”[3]521。不仅仅是诸侯国,州城也已经纳入到星占的视野之内。《春秋元命包》曰:“立三台以为三公,北斗九星为九卿。二十七大夫内宿部卫之列,八十一纪以为元士,凡百二十官焉,下应十二子。”宋氏注曰:“十二次上为星,下为山川也。此言天子立百二十官者,非直上纪星数,亦下应十二辰,故曰下应十二子也。”[3]395这里涉及十二次以及十二辰(十二子)的分野说,下文将详细介绍。

二、星土分野理论生成的历史观察

据《周礼·春官》记载,保章氏的职能为:“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所以,分野并不是天上星域和地理区间的科学划分,而是辨吉凶、观妖祥思想指引下的将天命消息区域化,是政治地理的划分。宋人易祓论曰:“星土,十二土也,本属十二州。成周袭乎夏殷,合而言之九州而已。诸侯之国,不能皆有分星,大率以州举之。故在诸侯,则谓之分星;在九州,则谓之星土九州。”[11]472天上的星座和地上的区域建立起对应关系,始于何时已经不可考,但是,天地对应的渊源却由来已久。司马迁家族,世守天官,于周为太史,于汉为史官,故能将“传天数者”追溯得很久远。“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禆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5]1343班固沿袭了这一分类思想,将其中的一部分人归属于数术类,并且认为其由史官中“明堂、羲和、史卜”职掌分化而来,又进行了延伸论述:“春秋时,鲁有梓慎,郑有禆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12]1775史官主知天道是周代以来的集体认知。

商周之间朝代的鼎革,并没有将两者文化割断,“监于二代”的文化传承特点,使周代典籍依然保存着分野学说的痕迹。《左传》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春,宋国发生了火灾。“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13]1941晋侯所谓的天道就是分野理论。士弱以为,尧的火正阏伯,居住在商丘,祭祀大火星,相土继承了这一传统,于是商人主大火星,所以商人的成败和火星息息相关。

春秋时期,商人主大火星恐怕已经成为一种常识。鲁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年),身在齐国的重耳贪享安逸,夫人齐姜辞气凛然地进行劝诫,这件事记载于《国语·晋语四》。齐姜曾说:“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从中知道了齐桓公子女所受到的良好教育,也佩服齐姜的勇气和见识。五年之后,大致的内容出现在史官董因的口中,就显得很平常了。《国语·晋语四》载,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十二月,秦伯纳晋公子重耳。“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元年始受,实沈之星也。实沈之墟,晋人是居,所以兴也。今君当之,无不济矣。君之行也,岁在大火。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济且秉成,必霸诸侯。子孙赖之,君无惧矣。’”将齐姜和董因的分野说与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子产的言论结合起来,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该学说形成的脉络。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13]2013

阏伯是商人的先祖,被迁徙到商丘,主祀辰星,所以辰星是商人的分野。“大辰者何?大火也。”[14]2324为了便于观测和确定方位,古人将天上的星空分成五大区域,即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北宫。《春秋文耀钩》以为:“东宫苍帝,其精苍龙。南宫赤帝,其精朱鸟。西宫白帝,其精白虎。北宫黑帝,其精玄武。”[3]452苍龙、朱鸟、白虎、玄武,又被称为四象。东宫苍龙有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心宿有三星,中央最明亮的那一颗就是大火星,故心星又被称作大火,亦称大辰。大辰星,或者说大火星,也可以说心星,是商的分野。与此相对应的方域就在商丘一带。《毛诗谱》曰:“商德之坏,武王伐纣,乃以陶唐氏火正阏伯之墟,封纣兄微子启为宋公,代武庚为商后。”[15]620宋国在商丘,奉商汤之祀,宋人的分野就是大火(大辰)。《尔雅·释天》谓:“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谓之大辰。”[16]2609这里的大火星是由房、心、尾三颗星组成,其与《淮南子·天文训》“氐、房、心,宋”的记载是一致的。看似与上文大火专指心宿二不同,实际上是两种分野方式不同造成的。

商人的分野,在典籍里的记载出现得很晚,但是,在文化渊源上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周人的分野,《国语·周语下》已经出现了端倪。周景王二十三年,问律于伶州鸠,答曰:

昔武王代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冯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

据《左传》襄公九年记载可知,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食于心为大火,食于咮为鹑火。在这里,鹑火为宗周的分野。何为鹑火呢?鹑火和十二次的分野方式息息相关。简言之,古人根据日月一年相会十二次,将周天三百六十度分为十二份,这十二份有专属称谓。从东到西,名称依次为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在地为十二辰,用地支来标识,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晋书·天文志》载:“班固取《三统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详。又有费直说《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颇有先后。”[17]307其十二分野列表如下:

十二次分野表

也就是说,鹑火与鹑首、鹑尾是十二次的名称。三次所对应的星宿是东井、鬼、柳、七星、张、翼、轸等七颗星,恰与二十八星宿的南方朱鸟七星相吻合。这样,朱鸟七星也就由鹑首、鹑火、鹑尾构成,朱鸟取象于鹑的含义即在于此。《史记·天官书》记载:柳为鸟注,即鸟喙;七星,颈,为员官;张为嗉;翼为羽翮。《春秋文耀钩》曰:“咮为鸟阳,七星为颈。”宋均注云:“阳,犹首也。柳谓之咮。咮,鸟首也。七星为朱鸟颈也。”[3]453柳、星、张、翼,西首而东尾,构成了朱鸟的形象。班固告诉我们:“自柳三度,至张十二度,谓之鹑火之次,周之分也。”[12]1651由此可知,鹑火由柳、星、张三星构成:咮(柳)为鸟首,星为鸟颈,张为鸟嗉。所以,文献又称,柳、星、张为周的分野。

《尚书·尧典》记载的四仲星: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其中,鸟星、火星就是指南方天空的朱雀七星、东方天空的苍龙七星,虽然有关分野学说之书不存,或者这样的一种学说,口耳相传,私相授受,本身就没有系统性地著于竹帛,无书可言,但是其有着悠久历史的理论渊源还是有迹可循的。

以二十八宿作为分野形式,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以及几乎同时代的刘安组织人编写的《淮南子·天文训》,还有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都有记载。只不过《天官书》是易祓认为的“星土九州”,而后两者是分星而已。兹列表如下:

二十八宿分野说对应情况表

文献记载,为了贡赋的需要,大禹将天下方域划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尚书·禹贡》详细地记载了各州的具体情况。九州雏形的形成,为娴熟掌握天文的史官提供了完善分野学说的条件。《禹贡》有梁州,《史记》不载。张守节告诉我们:“《括地志》云:‘汉武帝置十三州,改梁州为益州、广汉。’”[5]1330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改梁州为益州。司马迁记载的分野有益州而无梁州,说明这种分野形式即便有着古老的传统,也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完善的。

东汉郑玄《周礼·春官·保章氏》注记载了十二次分野:“星纪,吴、越也。玄枵,齐也。娵訾,卫也。降娄,鲁也。大梁,赵也。实沈,晋也。鹑首,秦也。鹑火,周也。鹑尾,楚也。寿星,郑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18]819冯时认为“实际只是二十八宿恒星分野的不同表现形式”[19]79,其观点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除二十八宿主宰十二州的分野形式以外,司马迁还告诉我们另一种历史悠久的分野方法:“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吴、楚之疆,候在荧惑,占于鸟衡。燕、齐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虚、危。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占于房、心。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参罚。”[5]1346这里仅有秦、吴、楚、燕、齐、宋、郑、晋等八个诸侯国,而秦国被封为诸侯始于东周初,分野中的晋国显然还没有裂分为韩、赵、魏三国,可见,分野形成的时间大体不出春秋时期,司马迁认为“所从来久矣”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观点。

《吕氏春秋·有始览》记载的分野说,也应该引起注意: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嶲、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20]276-277

这种分野说是按照八方加中央共九个方位将二十八星宿也分成了九个区域,于此形成了天地的对应关系,而九野、九州与二十八星宿三者之间建立起何种关联,则不得而知。《尚书考灵曜》却记载了九野与二十八星宿建立起的对应关系:“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亿万里。何谓九野?中央钧天,其星角亢。东方皞天,其星房心。东北变天,其星斗箕。北方玄天,其星须女。西北幽天,其星奎娄。西方成天,其星胃昴。西南朱天,其星参狼。南方赤天,其星舆鬼柳。东南阳天,其星张翼轸。”[3]204其形成的年代不可考,似乎是战国中晚期产生的理论。

纬书还有一种用北斗七星进行星占的分野方法。《春秋纬文耀钩》云:“布度定记,分州系象。北斗七星主九州。华岐以北,龙门积石,西至三危之野,雍州属魁星。太行以东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属旋星。三河雷泽东至海岱以北,兖州、青州属机星。蒙山以东至羽山,南至江、会稽、震泽,徐、扬之州属机星。大别以东至云梦、九江、衡山,荆州属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距鸟鼠,梁州属开阳星。外方熊耳以东至泗水陪尾,豫州属杓星。”[3]454-455我国古人对于北斗七星的认识很早,《夏小正》载:春,“斗柄县在下”;《鹖冠子·环流》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北斗七星的时间指示意义非常明显。

《春秋运斗枢》记曰:“北斗七星弟一天枢,弟二璇,弟三机,弟四权,弟五玉衡,弟六开阳,弟七摇光。弟一至弟四为魁,弟五至弟七为杓,合为斗。居阴布阳,故称北斗。”[3]485-486北斗七星的命名很明确,解释得也非常清晰。《说郛》摘录《春秋运斗枢》文曰:“北斗七星,所谓‘璇、机、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是谓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3]485《史记·天官书》有着相同的记载:“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5]1291由此推测,如果不是《春秋运斗枢》摘录了《史记》的内容,就是两者有着相同的文献来源。然而,这里并没有分野的内涵。

北斗七星的分野说出现在《尚书纬》,“璇玑斗魁四星,玉衡拘横三星,合七,齐四时五威。五威者,五行也。五威在人为五命,七星在人为七瑞。北斗居天之中,当昆仑之上,运转所指,随二十四气,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又州国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故为七政”[21]393。古人认为,位于中央的北斗是帝王的战车,向四方运行,这实际上是北斗斗柄指向四方内涵的婉曲表达,而北斗七星春夏秋冬的运转规律,既是自然的也是政治的。我们知道,分野的直接目的是根据星纪变化,做出相应的休咎判断,进一步来说,是谁或者是哪一方来当此休咎,北斗七星运行的演绎结果,生成与七星相联系的分野说。

北斗共有七星,天下却有九州,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兖州、青州并列,分属机星,徐州、扬州并属权星,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春秋纬文耀钩》的北斗分野说,载于唐人瞿昙悉达的《开元占经》。“雍州属魁星”,魁星是由天枢、璇、玑、权,四星组成;“豫州属杓星”,杓星由玉衡、开阳、摇光三星组成,所以,《春秋纬文耀钩》的北斗分野说纷杂错乱。三国魏人张揖《广雅》载:“枢为雍州,旋为冀州,机为青兖州,权为徐扬州,衡为荆州,开阳为梁州,摇光为豫州。”恰恰是七星主九州,显然比《开元占经》的记载合理得多。

《开元占经》还记载了《黄帝占》以及陆玑《浑图》的分野说。前者曰:“北斗第一星主秦,第二星主楚,第三星主梁,第四星主吴,第五星主赵,第六星主燕,第七星主齐。”[10]655后者为“魁星第一星主徐州,第二星主益州,第三星主冀州,第四星主荆州,第五星主兖州,第六星主扬州,第七星主豫州”[10]656。由此可以看出,北斗七星的分野方法,并没有统一起来,不同的知识背景、文化背景下,星占方法还是千差万别的。兹列表如下:

北斗七星分野表

还需要引起注意是十天干、十二地支以及十二月的分野。《开元占经》卷六十四载《石氏星经》说:

甲为齐,乙为东海,丙为楚,丁为南蛮,戊为魏,己为韩,庚为秦,辛为西夷,壬为燕,癸为北夷。

子为周,丑为翟,寅为赵,卯为郑,辰为晋,巳为卫,午为秦,未为中山,申为齐,酉为鲁,戌为赵,亥为燕。[10]612

《汉书·天文志》则以为:

甲齐,乙东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韩,庚秦,辛西夷,壬燕赵,癸北夷。

子周,丑翟,寅赵,卯郑,辰邯郸,巳卫,午秦,未中山,申齐,酉鲁,戌吴越,亥燕代。[12]1288

显然,两者在文字上有一定的差别,然而,内涵还是基本一致的。

《开元占经》记载了《荆州占》的十二月份分野方式:

正月周,二月徐,三月荆,四月郑,五月晋,六月卫,七月秦,八月宋,九月齐,十月鲁,十一月吴越,十二月燕赵。[10]612

古人将岁星、荧惑、太白、辰星、填星称为五星。岁星分属东方,五行为木,五常为仁;荧惑分属南方,五行为火,五常为礼;太白分属西方,五行为金,五常为义;辰星分属北方,五行为水,五常为智;填星分属中央,五行为土,五常为信。以五星进行分野,《汉书·天文志》记载得非常详细:

秦之疆,候太白,占狼、弧。吴、楚之疆,候荧惑,占鸟、衡。燕、齐之疆,候辰星,占虚、危。宋、郑之疆,候岁星,占房心。晋之疆,亦候辰星,占参、罚。[12]1289

《后汉书·天文志》载:“三阶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摄提之属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应十二子。天地设位,星辰之象备矣。”刘昭引《星经》的记载进行注释,系对分野说的综合介绍,摘录如下:

岁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兖州。荧惑主霍山,扬州、荆州、交州。镇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华阴山,凉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岁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荧惑主舆鬼、柳、七星、张、翼、轸。镇星主东井。太白主奎、娄、胃、昴、毕、觜、参。辰星主斗、牛、女、虚、危、室、壁。琁、玑者,谓北极星也。玉衡者,谓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为东海,丙子为琅邪,戊子为彭城,庚子为下邳,壬子为广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为汉中,丁亥为永昌,己亥为巴郡、蜀郡、牂牁,辛亥为广汉,癸亥为犍为,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为魏郡、勃海,丙戌为安平,戊戌为巨鹿、河间,庚戌为清河、赵国,壬戌为恒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荆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为南阳,己卯为零陵,辛卯为桂阳,癸卯为长沙,丁卯为武陵,凡五郡。第五星主兖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为东郡、陈留,丙辰为济北,戊辰为山阳、泰山,庚辰为济阴,壬辰为东平、任城,凡八郡。第六星主扬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为豫章,辛巳为丹阳,己巳为庐江,丁巳为吴郡、会稽,癸巳为九江,凡六郡。第七星为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为颍川,壬午为梁国,丙午为汝南,戊午为沛国,庚午为鲁国,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为玄菟,丙寅为辽东、辽西、渔阳,庚寅为上谷、代郡,壬寅为广阳,戊寅为涿郡,凡八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为五原、雁门,丙申为朔方、云中,戊申为西河,庚申为太原、定襄,壬申为上党,凡八郡。琁、玑、玉衡占色,春青黄,夏赤黄,秋白黄,冬黑黄,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国有兵殃起。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领,自有分而名焉。[22]3213-3214

不可否认,分野学说的建立是天文星占术发展的最终结果,直接目的是预知天意,然后是谁得天命,或者是谁、哪个地区“无道”将遭受上天的惩戒,所以在天命观的指引下,分野学说变得越来越缜密,也越来越复杂。出现各种分野学说,只不过是天官或者术士,希冀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天意,并且有挟天意或者自创学说危言耸听以自重的目的。但是,分野学说的客观效果形成了地域分布客观属性,尤其是五行理论的介入,使分野学说出现了更多合理的成分。由于分野学说的广布流传,成为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影响深远,不仅为文学地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星宇分野也成为文学的重要表现内容。

三、星土分野与礼俗文化的杂糅演绎

所谓分野,或曰分星,其含义有两种。其一,郑司农说:“星土,以《春秋传》曰‘参为晋星’‘商主大火’,《国语》曰‘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之属是也。”贾公彦解释说:“古之受封之日,岁星所在之辰,国属焉故也。”[18]819其意为:诸侯国受封之日,岁星所在的位置,就是这个国家的分星。其二,郑樵则以为,上说非是。“国有分星,盖古人封国之初,命以主祀之意。昔尧舜封阏伯于商丘,主辰,则辰为商星,商人是因。封实沈于大夏,主参,则参为夏星,唐人是因。唐后为晋,参为晋星。如此,则是古人始封国,命以主祀之意无疑。辰为商星,参为晋星,其来久矣。非因封国,始有分星。使封国之时,岁星所在即为分星,不应相土因阏伯,晋人因实沈,其为封国命祀之意可考矣。”[23]109实际上,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始封之国主祭的星宿,就是“岁星所在之辰”。就此一问题,不进行过多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初始形成阶段,分星或者分野具有星占的内含,而灾异之专属意义表达并没有后续发展得那么强烈,随着阴阳五行观念的兴起,以及两者的迅速合流,分野学说的结构变得愈加合理,所涉及的范围尤为广泛。在司马迁的时代仅仅认为:“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5]1342分野与五行并没有确立严格的对应关系,仅仅是建立了有机的联系。

但是,随着谶纬之风的兴起,并在政治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星占术的功能和价值被无限放大,分野说简单的休咎指向,已经广泛地深入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了以分野为核心的星占体系。所以,班固说:“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伏见蚤晚,邪正存亡,虚实阔狭,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彗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风祅,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12]1273对此,张衡的观点颇具有代表性。“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动变定占,实司王命。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宿。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五纬经次,用告祸福,则天心于是见矣。”[24]566“五行之精”是指五星配五行而言,木曰岁星,火曰荧惑,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与日、月一起构成了七星,也就是《尚书·舜典》所谓的七政。此就五星而言,繁星广布的天空,也按照五行的结构划分成五个区域:传统的四象之外,增加了中央的北斗七星。这样就形成了以北斗七星、二十八宿共五组三十五颗星宿为核心的星占体系,所以说,五纬运行,福祸相生,乃见天地之心。

分野表面上看和文学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在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框架下,深入探索其中所隐藏的建立在政治关照下的学说系统,就会发现其中的关捩,分野说与礼乐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

罗泌《星次说》告诉:“费直书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蔡邕《月令章句》以节气当国分,及皇甫谧作《帝王纪》,复以月律配入辰次。”[25]201费直如何以《易》卦配地域,已经不得而知,但是,蔡邕《月令章句》以及皇甫谧作《帝王纪》,尚有文献记载,摘录如下。《月令章句》曰:

自危十度至壁九度谓之豕韦之次,立春、惊蛰居之,卫之分野。自壁九度至胃一度,谓之降娄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鲁之分野。自胃一度至毕六度,谓之大梁之次,清明、谷雨居之,赵之分野。自毕六度至井十度,谓之实沈之次,立夏、小满居之,晋之分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谓之鹑首之次,芒种、夏至居之,秦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张十二度,谓之鹑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周之分野。自张十二度至轸六度,谓之鹑尾之次,立秋、处暑居之,楚之分野。自轸六度至亢八度,谓之寿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郑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谓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谓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燕之分野。自斗六度至须女二度,谓之星纪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越之分野。自须女二度至危十度,谓之玄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齐之分野。[26]13894-13946

这实际上是按星次以及季节进行的分野,而完整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出现在《淮南子》一书中,《天文训》论述得非常详细,以其进行分野,则出现要晚得很多。然而,这样的分野方式存在多少合理成分已经不重要,我们所注意的是其中节气的地域性安排,虽然缺少科学的检验,但是其留给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习惯,特别是这样一种另类的天人关系建构,值得我们去探索。三国西晋时期学者皇甫谧所作《帝王世纪》,将律吕加入分野的体系,使分野内容更加丰富。

《后汉书·郡国志一》注引皇甫谧《历代帝王世纪》曰:

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须女,曰星纪之次,于辰在丑,谓之赤奋若,于律为黄钟,斗建在子,今吴、越分野。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一曰天鼋,于辰在子,谓之困敦,于律为大吕,斗建在丑,今齐分野。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韦之次,一名娵訾,于辰在亥,谓之大渊献,于律为太簇,斗建在寅,今卫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娄之次,于辰在戌,谓之阉茂,于律为夹钟,斗建在卯,今鲁分野。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曰大梁之次,于辰在酉,谓之作噩,于律为姑洗,斗建在辰,今赵分野。自毕十二度至东井十五度,曰实沈之次,于辰在申,谓之涒滩,于律为中吕,斗建在巳,今晋、魏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鹑首之次,于辰在未,谓之叶洽,于律为蕤宾,斗建在午,今秦分野。自柳九度至张十七度,曰鹑火之次,于辰在午,谓之敦牂,一名大律,于律为林钟,斗建在未,今周分野。自张十八度至轸十一度,曰鹑尾之次,于辰在巳,谓之大荒落,于律为夷则,斗建在申,今楚分野。自轸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寿星之次,于辰在辰,谓之执徐,于律为南吕,斗建在酉,今韩分野。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于辰在卯,谓之单阏,于律为无射,斗建在戌,今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而终,曰析木之次,于辰在寅,谓之摄提格,于律为应钟,斗建在亥,今燕分野。[27]3385-3386

很明显,蔡邕的节气分野说、皇甫谧的律吕分野方式深受《礼记·月令》影响,但是两者基本依据来源于二十八星宿的分野。二十八星宿分野说是分野理论最基本的理论原点,如果没有这一理论的支持,其他分野说则很难成立。

古人认为,一年三百六十日,天环一周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二十八星宿被安排在周天固定的位置上,于是出现了二十八星宿的度数。需要说明的是,二十八星宿不是二十八颗星,而是二十八组星,而构成每一组星的数量不同,即大小不同,所以二十八宿,每宿所占的度数不同,四象度数也就不是均分的。据《汉书·律历志》可知:二十八宿度数,“角一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东七十五度。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虚十度,危十七度,营室十六度,壁九度,北九十八度。奎十六度,娄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毕十六度,觜二度,参九度,西八十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张十八度,翼十八度,轸十七度,南一百一十二度”[12]1006-1007。东宫苍龙七星75 度,北宫玄武七星98 度,西宫白虎七星80度,南宫朱鸟七星112 度,合计365 度。这样,周天上二十八星宿的位置很容易辨识,并且是固定的。

本文以春秋时宋国为例,来说明各种分野的对应情况: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从角宿始,排列的方向由东而南而西而北。氐、房、心是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三、四、五星,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淮南子·天文训》以此三星为宋的分野,《汉书·地理志》则认为宋的分星只有房、心,《史记·天官书》以房、心为豫州的分星。十二次的分野由星纪始,即由北依次向西而南而东运行,即玄枵→觜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两者交行的位置,恰好在大火星,这个位置的范围是氐五度至尾九度,中间相隔房五度、心五度,由此可知,二十八星宿的分野与十二次的分野,地域一致,并且得到了《左传》支持。十二辰,由子到亥,宋恰好在卯辰的位置,十二辰的分野为是。

关于十二次的度数,《汉书·律历志》载:

星纪,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牵牛初,冬至。终于婺女七度。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终于危十五度。

娵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营室十四度,惊蛰。终于奎四度。

降娄,初奎五度,雨水。中娄四度,春分。终于胃六度。

大梁,初胃七度,谷雨。中昴八度,清明。终于毕十一度。

实沈,初毕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满。终于井十五度。

鹑首,初井十六度,芒种。中井三十一度,夏至。终于柳八度。

鹑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张三度,大暑。终于张十七度。

鹑尾,初张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处暑。终于轸十一度。

寿星,初轸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终于氐四度。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终于尾九度。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终于斗十一度。[12]1005-1006

其中,“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终于尾九度”的记载,恰恰证明两种分野方式内在的关联,同时,律吕分野的依据也在这里出现。二十四节气的寒露、霜降在大火之次,想当然成为宋的分野。

据《礼记·月令》记载: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立春……蛰虫始振。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始雨水……日夜分。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日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中吕……立夏。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蕤宾……长至。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林钟。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立秋。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日夜分。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霜始降。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立冬。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轸旦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钟……日短至。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大吕……

按照夏历,孟春之月即为正月,以此类推,仲春二月,季春三月,孟夏四月,仲夏五月,季夏六月,孟秋七月,仲秋八月,季秋九月,孟冬十月,仲冬十一月,季冬十二月。需要说明的是,西汉中前期,依然以立春为正月节,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春分为二月中。西汉末期的儒生认为,蛰虫正月始惊,二月大惊,所以将惊蛰移为二月节,雨水为正月中,刘歆《三统历》体现的就是这样的观点。

根据《礼记·月令》的记载:季秋的九月,日在房宿,节气是寒露、霜降,其音商,律中无射。而《汉书·律历志》记“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终于尾九度”,这样很容易得出节候的寒露、霜降,十二律中的无射是宋人的“分野”。其他诸侯国或是州域分野完全可以按照这样的理论知识和逻辑关系进行推导,虽有小异,总体方向是没有问题的。由此可知,蔡邕《月令章句》节候分野以及皇甫谧《帝王世纪》律吕分野的理论来源于《礼记·月令》行政体制的划分,基础则是二十八宿的分野以及度数规定。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何种分野学说,都是人为臆造的,并没有科学的依据。在律吕分野中,宋国属无射之律。司马迁云:“九月也,律中无射。无射者,阴气盛用事,阳气无余也,故曰无射。其于十二子为戌,戌者,言万物尽灭,故曰戌。”[5]1248《白虎通》解释说:“九月谓之无射何?射者,终也,言万物随阳而终也,当复随阴起,无有终已。”宫、商、角、徵、羽为五声。土谓宫,金谓商,木谓角,火谓徵,水谓羽。盛德在金,其音商。“商者,张也。阴气开张,阳气始降也。”[28]120显然,无射、商都是指阴阳之气而言。泛言之,在汉儒看来,声律本身即对阴阳二气的消长而言,实际上其与地域或诸侯国本没有直接联系。如果说有联系,仅仅是东南西北四方而已,阴阳彼此消长,客观上造成了四季的不同。

结 语

作为古老占星术的一种理论,分野有着源远流长的政治文化历史。分野,或者说占星,其最终目的是在礼乐文化上的应用。《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春谓“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昭公十年春曰“兹岁在颛顼之虚”,昭公三十二年夏云“越得岁”,这里的“岁”就是岁星,即木星。古人认为岁星是吉星、福星,岁星所在之诸侯国是为得年,可以伐他国,而伐岁星所在之国是不祥的,这是典型的星占术。占星术是某种决策的重要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分野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也是礼乐文化的一部分。正是《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理论上岁星应该在十二次的星纪,却流连于十二次的玄枵,相差了一个星次,所以谓岁星失次。梓慎认为宋国和郑国必有饥荒,裨灶认为楚子、周王皆将死。同一个现象,却有不同的结论,这正是星土分野说的玄妙所在。长期的自然观察和历史实践,虽然存在着巧合的成分,却无法说明分野学说的合理性。《左传》昭公十七年冬出现了彗星,越过大辰星(大火星)向西达到了天汉,梓慎根据分野说进行分析,认为宋、卫、陈、郑将发生火灾。郑国禆灶向子产提出了用瓘、斝、玉瓒作为祭器禳火的解决办法,子产并不认同这种做法。裨灶便说:“不采纳我的建议,郑国还要发生火灾。”子产批驳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结果郑国也未再发生火灾。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分野说逐渐成熟的春秋时代,依然会招致有识之士的非议。到了东汉末叶,分野说被无限制放大,节候及律吕等的吸收和采纳成为一种趋势。而当我们将节候以及律吕的分野说铺陈开来,其中人为臆造的成分马上显现出来。依然以宋的分野说为例,节候的寒露、霜降,律吕的无射,都是宋的分野。相应的季秋之月,也就是秋天,五行属金,祭祀少皞帝、蓐收大神。根据“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的原则,“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国语·鲁语上》),显然于礼法上不合。

节候及律吕分野说的蔓延与敷陈,虽然与礼法不合,但是并没有妨碍人们趋之若鹜的信从,分野说进入礼乐文化系统,是古代天人学说不断扩张并且世俗化的必然结果,其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宋人编撰的《周礼集说》记载:

小雪之节,日月会于娵訾,在地为亥,其气之合曰应钟也。冬至之节,日月会于玄枵,在地为子,其气之合曰黄钟也。大寒之节,日月会于星纪,在地为丑,其气之合曰太吕也。雨水之节,日月会于析木之津,在地曰寅,其气之合曰太簇也。春分之节,日月会于大火,在地为卯,其气之合曰圜钟也。谷雨之节,日月会于寿星,在地曰辰,其气之合曰姑洗也。小满之节,日月会于鹑尾,在地为巳,其气之合曰仲吕也。夏至之节,日月会于鹑火,在地为午,其气之合曰㽔宾也。大暑之节,日月会于鹑首,在地为未,其气之合曰函钟也。处暑之节,日月会于实沈,在地为申,其气之合曰夷则也。秋分之节,日月会于大梁,在地为酉,其气之合曰南吕也。霜降之节,日月会于降娄,在地为戌,其气之合曰无射也。[29]卷五

节气、十二次、十二支、律吕等完全综合起来,其实践价值越来越小,思想文化传承的意味十分浓厚。文化的流传是有其内在的驱动力的,它不会因为禁毁而选择主动退出。在某种程度上,会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场域出现,只要有需求,就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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