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明娟

圣都问题是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他认为：“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虽也是举行日常祭仪之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治、经济、军队的领导中心。”［1］潘明娟、吴宏岐利用这一理论研究秦国的都城体系，认为西垂和雍城均为秦国圣都，并得出结论，圣都应该具备三个特点：圣都是祖先发迹的地方；是王朝强盛的转折点；是祭祀性都城，始终保持祭仪上的崇高地位［2］。由此，又探讨了西周时期的都城体系［3］。田亚岐继续深入研究雍城的祭祀遗址，认为雍城不仅是秦的圣都，还是西汉时期的圣城［4］328-341。

先秦时期，不仅是商王朝、西周及秦国实行圣都俗都制度，而且晋国也有圣都与俗都的设置。

晋国都城发展史上，标志性事件主要是以下三个：叔虞封唐、晋昭侯封桓叔于曲沃及六十七年后曲沃武公列为晋侯（或称晋武公）、晋景公迁都新田，由这三个标志性事件，可以把晋都城体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叔虞封唐开始到曲沃武公成为晋侯，这一时期晋国实行单一都城制度，都城由唐迁至绛，文献中出现的翼，与绛应该是同地异名。第二个阶段是从晋武公开始到晋景公迁都新田止，这一时期，晋国有两座都城存在：绛与曲沃。第三个阶段从晋景公弃绛迁新田开始（公元前585年）至晋亡，这一阶段，晋国仍然有两座都城：新田与曲沃。

本文论述的是晋国都城发展的第二和第三阶段，拟用圣都俗都理论对晋国都城体系做全面的考察，涉及曲沃、绛、新田三座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