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化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无可选择的历史际遇。当代书法发展在遇见现代文明时也面临着多重危机，寻绎当代书法文化的价值所在，寻找当代书法艺术创生路径;增进主流文化认同，塑造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时代张力;融合时代精神、促进形成层次分明的社会书法教育大格局;结合学术新动态新成果、开辟书法创作研究新领域，让中国书法文化回归传统与本真，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关键词】文化危机;价值寻绎;创生发展;自我升腾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21）90-0018-07

【作者简介】王娜，聊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山东聊城，252000）教师，讲师。

与其说那是一段风雨沧桑的历程，不如将之譬喻为一场跌宕、深沉而华丽的“生命之舞”。从筚路蓝缕到无限芳华，中国书法一路探索前行，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与学科体系，更因其鲜明本土的特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国形象与精神的文化符号和传统艺术的重要象征。从书斋到展厅、从精英到大众、从“中庸”为核心到多元发展……创作本体、学术理念至整个生态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革。然而，在多元化价值理念交汇杂陈、思想文化交融交锋的全球化语境下，我们与玄思悠远的彼岸时空早已天海相隔，褪去乌托邦光环的书法艺术正陷于文化缺失与人文精神稀释的多重危机中。如何深猷远计、临危制变，在沧海横流中淬炼升华、尽显本色，以赓续传衍民族文化之慧命薪火，是当代书法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时代变奏曲中书法艺术的彷徨

全球化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无可选择的历史际遇。流转千年的时光里，中国书法在农耕经济温而不躁的庇佑下，优游卒岁、独来独往，以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玄奥魅力倾倒了攘攘众生。然而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浸润深刻而广泛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形态。在理性主义的巨麾之下，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的主体创造性得到充分彰显，但其过度膨胀和异化使人的主体性价值渐趋弱化和消解。在此过程中滋生的人际关系的物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价值的失落，使人们在衣食丰足之余，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精神世界，开始修补因各种文化震荡而形构不全的传统文化，开始积极地探索如何化解危机，迎来包括书法艺术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振兴。

1.语境与思维的变迁。

近现代以来，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对传统目录学的取代、白话运动的兴起、大量西方词汇的涌入、汉字简化方案推行等林林总总的冲击与消解之下，延续千年的繁体字与文言文淡出历史舞台，书法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与传统语境趋于消逝。而更深重的危机在于，以神统形的文言思维特征被以逻辑和科学的形式肢解，隐含其中的文化精神与内涵在时代浪潮中淡化与稀释。书法艺术之高妙，在于其摒弃万紫千红与万千具象，只在黑与白、点与画的极简色彩与形式中，以物质之技法表现气、象、力、和以及意、境、法、勢、神、韵等抽象之“道”。道技之间必须通过丰厚的学识与修养来维持其通达和畅，故书家既要精于技艺，又须澄怀味象，如此方能既将实用之书写升华为艺术，又始终扎根于汉字与文化的土壤，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语境与思维的变迁使时人已很难感悟到本土文化抽象多变的艺术风格、行云流水的跌宕气韵和典雅凝练的意境格调，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绝唱，蕴含于笔墨与文言中的源远流长、习焉不察的人文情怀与生命精神渐行渐远。

2.知识体系的流变。

农耕经济下“大一统”的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脉塑造了以天下为己任、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刚健豁达，具有高度整合力和包容力的文化教育体系，也注定了中国艺术难以秉持分离型的思维方式。“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诗书画印”兼修是宋元之后中国文人画家追求的至高境界，直到清末民元以后，现代学制的引入开启了制度层面的学科分化，逐步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文化体，彻底转变了传统教育的文化样态与艺术教育格局：诗词归于文学之下，中国画单设专业或为美术学的一个方向，而书法与篆刻则共生于书法学之下，它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被切割分化。现代教育制度下书法终于摆脱了实用的囹圄，实现了艺术本体意义上的独立，完成了书法向书法学的蜕变，但其强烈的“本土化”特征却与现代教育学科体制如此的格格不入，即使在相对体系化的高等教育阶段，课程体系庞杂、序列本末倒置、逻辑顺序和内容缺乏衔接、技法与理论比例失调等问题也普遍存在。

3.本体的生存危机。

世间万物莫不充满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法”与“意”这一对矛盾存在于书法本体内部并贯穿发展始终，两者在此消彼长的转换中推动着书法风格的更迭，相对平衡的时代即成为书法本体发展的巅峰。魏晋以自然合一获得了静态的中和之美，隋唐则以两极互补获得了动态的极则之美，然而只要时间不灭，一切价值形式终将面临危机与挑战。“法”在进化过程中不断累积，而“意”所追求的美的范畴却终是有限的，如果“法”的日益精深对“意”逐渐形成桎梏，甚至从实现美的手段僭越为目的，便会削弱甚至剥夺主体对美的主动追求和自然感悟。至宋以降，书意愈发少天真而多意匠，已然失去了生命的原创动力。外部的冲击也在强烈地撼动着民族审美艺术观和中国书法价值的自我判定，“现代书法”以其极具视觉冲击的形式携同西方的美学思潮漂洋过海，传统书法文化的审美价值被泛化和切割，现代、后现代、新古典主义、学院派、艺术书法、民间书法乱象丛生，大赛、展览此起彼伏，书法视觉功能不断强化，色彩、新材料、新工具、新工艺都可称为“创新”大肆炫扬，传统书法文化在世俗文化面前无力招架而“躲进小楼成一统”。

二、时代洪流中传统文化的坚守

文化是流淌的河，无穷无尽、川流不息的各种力量碰撞撕扯、汇通融合，交错互动、吐故纳新。祸兮福之所倚，危机中总是蕴含着契机。文化转型往往与文化新生与重建交织在一起，成为文化创生的不竭动力。“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1]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脉、血脉与命脉。书法是我国最古老的艺术门类之一，本土特征蕴养了它独有的个性，悠远绵长、精深浩博的中华文化是其生息的土壤。虽然生存环境与参与功能发生改变，但当代书法仍然以顽强的适应性，维护着自身的合理存在。面对全新的时代，书法文化的复兴不可数典忘祖，抛却千年的文化积淀，颠覆一脉相承的传统;同样也不能因袭守旧，不思变通，或是立身于时代之外，独善其身。植根传统文化沃土，灌注时代精神，守护中华文脉，服务于社会与人民，是当代书法文化发展的初心与归宿。

1.守护汉字文化。

漢字是书法艺术生命的载体，更是其生生不息的动力。书法的根性力量在于对汉字和汉字文化的绵延传承，与文字的不解之缘使它根深蒂固地成为国人最深厚的文化情结。汉字是维系中华文明的本源依托。悠悠千载，无论是记录文字、抄录经典，抑或是传承文学、表情达性，书法始终都不曾超出文字内容本身，赋予文字的所有观念与内涵自然移注于书法之中。自“伏羲画八卦，而文字兴”“轩辕氏造字以设教”[2]，“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3]，至此，文字便成了人们交流思想意识的符号工具。随着历史的沿袭，其形态逐渐凸显并发展成为独树一帜的视觉艺术——书法。汉文字的表意性、音韵与形体的整齐性是艺术时空之美生发的基础，汉字的字形与其无限的组合性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汉字本身的美始终存在，造字之美、用字之美，无处不蕴含着丰富的生命意识和物我合一、阴阳相济的哲学智慧。在黑与白、点和线的千变万化中完成了文人精神内涵的表达与情感的宣抒，中华文明之所以如此坚韧的延绵不断，“中国书写”功不可没，浩如烟海的书法作品保存了永不会被遗忘的文明。诚然，文字载体的制约使书法无法像美术、音乐等艺术门类一样纯艺术化、纯表现化，其时空意蕴、线条内涵时常在文字内容中消弭变形，情感的跃动也易在对历史文化的理性趋附中失去原始的力度，但也使书法艺术得以立足于现实生活，厚积而薄发，在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中，获得了延绵千年、生生不息的动力——这是比艺术本身更加强大的发展动力。

中华文化是世界所有古老民族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上下五千年自成系统从未破碎，纵横几万里囊括泽披从未中断。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元曲，代代相袭的吟诵与书写，一字一句地将最深沉的民族情感追求植入国人灵魂深处，也为书法艺术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守护汉字文化首先要执守书写文言的立场，这不仅是一种情结与使命，更是文言与书法诸多相同的特质所决定的。文言与书法都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与象征，呈现典雅凝练的文化特性。两者同以中国本土儒道哲学为审美与意蕴的理论发端，都体现着以神统形的传统民族思维特征，以描述物象、情理等方式来表达意象，如“体万物以成形”[4]“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5]，具有高度的模糊性与抽象性。文言是动态的语言，文法灵活多变，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诸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是不折不扣的古汉语风格，仅以名词罗列完成，诗情画意却流溢于言辞之外。从总体格局上看，文言注重跌宕起伏，回环婉转的“文气”，形式上纵横开阖、发散驰骋，在一个主题下，任意铺排、四向绵延;在节奏上力免呆板单一。古代书法杰作除了书写功夫之外，性灵、情感、学养、品格都是顺势而出，文言修养的不足使我们在表达抽象的书法艺术之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2.守护民族美学。

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差异实质是中西文化思维之间的巨大差异。西方美学重于形式，追求对自然之形体、构造之美的沉静而笃实的再现;而中国美学源于心性，表现的是无限时与空中，天地万物圆融和谐、生生不息的生命气韵。中国古代并无明确的美学概念，古人的审美意识普泛化的渗透在一般文化形态之中，所以“中国古典美学体系的中心范畴并不是‘美’，只抓住一个‘美’字根本不可能把握中国古典美学体系”。[6]“如果从艺术史来看，则整个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创造精神，正是这两家（儒、道）在哲学上所表现的思想。”[7]如果我们不了解儒道深微奥妙的宇宙观与人生哲理，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艺术。书法作品是一种“物质存在”，而书法传统是一种上升至哲学层面的，体现中华民族理性与智慧的“精神存在”。书法的美既体现了中国哲学道法自然、圆融和谐的审美观，更体现了气韵生动、天人合一的生命之美。“中国艺术的境界创造并非强调欣赏外在美的对象，而是期望人文精神的表现灵魂的轻歌”，“尽心、知命、事天”的儒家美学设定了书法审美的意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道家美学拓展了书法审美精神，“一朝风月，万古长风”的禅宗美学提升了书法审美境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8]的忧患意识涵养了中国人自强不息、豁达积极、勇于担当的民族精神。人造机巧永远无法与自然造化相媲美，沉潜深思，用心体悟天地万物，在物我合一的境界中赋予生命永恒的意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正是这样的精神“超越”与生命的自由扩展中，先贤之心灵找到了诗意的栖居，“致虚极，守静笃”[9]，忘乎生死，不待虚名，尘俗尽褪，化万千气象于笔底波澜。

3.凝聚中国精神。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不断攀升，世界对中国文化给予极大的关注，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书法以独树一帜的形式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认知与接受。文化战略下书法的走向世界，是与国家经济及背后的文化支撑协同输出的，其意义早已超越书法本身，它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幽邃的哲学智慧和积健为雄的坚韧的民族精神，是中国的软实力运用与国际形象塑造的文化符号。互联网发展的高阶时代，互联网深入普及，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带来了传播关系的变革和社会形态的重塑，同时也为书法等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和更好的条件。书法元素是书法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和典型符号，以创新的方式在互联网时代有效且有力地传播，再次展现书法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强大的感召力、吸引力，是传播书法文化形象、实现书法文化复兴的重要路径。数字媒体技术融合了信息网络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优势，具有及时性、便捷性、海量性、全球性、互动性、多媒体性等诸多优势，尤其是数字化技术，将书法元素通过动态的、多维度的数字化艺术形式生动再现，通过运用数字媒介平台广泛传播，可以极佳的展现书法文化的内涵、感染力和艺术魅力。

三、盛世中书法艺术的创生发展

（一）增进主流文化认同，塑造精英文化的魅力与时代张力

1.精英文化要引领大众。

科技文化多元发展、大众文化与雅文化制衡博弈的今天，精英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艺术性的守护尤为重要。精英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它对文化理念的创造、诠释与守护决定了文化传承的内涵与方式。“大众和精英，在人文领域一直是两个对应的概念，并与雅俗审美趣味联系在一起”[11]，当日益普及化的文化艺术产品真正感知到精英观在其体内闪烁不朽光亮的时刻，雅俗之间的狭隘壁垒就会在局部消弭。雅与俗本身就是一对可以相互转化的矛盾体，其定位因时而异。如魏碑有很多源自民间书手与刻工，立于当时必然是世俗之作，但在清代帖学泛滥之后，魏碑的雄强风格便成为一扫帖学萎靡流弊的良方，沿袭至当代，其夸张的呈现形式仍为众多书家奉为圭臬，甚至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也就成为一种雅了。此时当我们再回望“文人书法”，又觉清风扑面一般柔和清爽了。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稳定到变迁再到稳定的不断循环的过程，文化的发展亦是如此，只有充满时代感与自省精神，精英文化才能够在历史的荡涤中成为时代风格而源远流长。

2.书法艺术要回归生活本真。

传统与现代都是动态的存在，当代即是延续的传统，书法若为标新立异而割裂传统，囿于形式主义藩篱而蜕化为疏泄心绪或怡情养性的线条艺术，则无异于自断根脉与动力。实用与审美并行不悖，是中华民族思维特征的体现。书艺之所以高妙，在于既要通过技巧表现客体之形，又要完成主体情感意趣的抒发，用心领悟以通物我合一之境。纯艺术立场不仅违背书法本体特征，也不适应时代发展。书法艺术无论以何种字体表现，大众的审美情愫总是始于文字的识读，无论用于公共场所还是普通家庭的装饰之需，都不可能摒弃文辞的选择。艺术源于生活，“飞入寻常百姓家”是艺术回归于生活的最好方式之一，也是艺术家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与动力。

3.书法艺术要服务于时代与人民。

虽然毛笔书写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与实用功能趋于解体，但其美育与文化符号的功能却以巨大的历史惯性与顽强的适应性，渗透于每一个由汉语言构成的文化背景的潜意识之中。经济繁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对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同于19世纪、20世纪时大众艺术的粗糙、肤浅与反叛，现今社会整体的艺术格调在不断地提升，摇滚与伤痕等曾经火热的艺术早已冷却，新生代已经失去了对沉痛压抑的共鸣，他们更向往远离工业时代的喧嚣，体验那些安静和谐、清新雅致的美。当代书法家不但要以优秀的作品给人以视觉的愉悦与审美的享受，更要在创作过程中寻得精神的陶冶、思想境界乃至人生境界的净化与升华;既要深入传统，又要适时创新。

（二）融合时代精神，开辟当代书法发展的广度与深度

1.聚焦社会需求。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化复兴的时代为书法这门古老的中华传统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需要强大的群众基础来支持。“书法热”对书法专业人才尤其是基础教育师资的需求激增，以书法教育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成为时代呼声。我们必须加强学科建设，调整整体布局，将书法教育纳入公民教育体系，使高等教育、社会团体民办书法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形成分层次的社会大教育体系，面向全社会，以前沿学科成果为引领，使书法所蕴含的文化、艺术知识与技能成为公民的基本素养，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公民的审美品格、精神境界，并通过国人对书法认识和实践的普遍提升，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传递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探索传统文化和艺术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才能实现知识从高势能向低势能的转化，担负起文化传承、社会美育的重要职责，充分发挥书法文化的社会价值。不同类型、层次的书法教育既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社会美育的总目标，又具有各自发展特点和特色的教育指向，形成由浅入深，由兴趣培养向专业研究，由审美引导向文化传承的大格局，同时要努力探索建立具有公信力的书法学科评价体系。各层次教育应当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而不是仅以行业活动的获奖入展为标准。展览的标准因时因人皆可变化，可教育却不可朝令夕改，对社会上各种展览与民办书法教育也要予以引导和规范，勿使展览成为学科前行的指挥棒。

2.改革高等书法教育。

作为专业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主阵地，高等书法教育改革必须走在时代发展最前沿。文化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本质属性和与生俱来的品格和基因，也是大学发展本质内核与价值诉求的综合反映。“新时代”高等书法教育必须以文化传承为纽带并将其贯穿全程，将自身建设成为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重要基地，强化使命担当，视服务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为指归，切勿孤芳自赏。通过审时度势的自我更新、自我提升，不断充实学科知识体系，培养适应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高级人才和学术成果，以核心阵地的地位引领书法学科整体健康发展，并以人才和学术研究的形式反哺于社会。在实施人才培养过程中，实行分层、多元培养是解决学科综合性过强、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就业市场人才同质化竞争激烈等问题的思路之一。本科以基本文化与专业素养养成为基础，从书法基础教育和书法实用功能两个方向规划课程体系;硕博士阶段可致力于理论与创作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保障学科整体知识生产与创新能力。普及书法教育必须通过师资的培养来实现，与国民审美素养提升紧密结合是时代之需，更是书法学科生存与发展之亟;培养艺术市场管理、书法装饰及数字艺术应用等实用人才也是互联网时代的创新方式，并且也是有力有效地传播、再现书法文化内涵与魅力、构建书法文化形象、实现书法文化復兴的重要路径。

（三）学术新动态、新成果为当代书法研究与文化传承的实现开辟了新天地

“睹乔木而思故乡，考文献而爱旧邦”[11]，浩如烟海的中华古籍是承载传统文化、嬗递华夏文明的历史见证，五千年巍巍华夏曾历经无数浩劫，屡遭厄运的古籍大量亡佚残缺，那些启迪智慧、形成并升华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轴心时代的巨著《春秋》《左传》《战国策》以及诸子百家等，只能在口口相传与冰冷的印刷书籍中成为人们心中不灭的经典。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灿烂的时期之一，政治上的纵横择交、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对中华民族多元统一格局和文化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来，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山王鼎等战国秦汉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简牍与帛书，朱德熙、裘锡圭等众多学者在文字内容考释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不仅是历史、考古、文字学领域的重大发现，对于书法研究的意义也无可估量。

从书法角度来讲，这个时期的文字正处于古文字向今文字过渡的“隶变”期，书体转变特点在许多出土的简牍、帛书中都有所体现。春秋末至汉魏，竹木简牍是记录文字的主要载体。居延汉简、长沙马王堆帛书等极其珍贵的资料，对研究秦汉过渡书体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价值。很长一段时期，金石碑刻书法占据了书法史的重要位置，大量秦汉简牍问世，填补了书法史上秦至东汉这一时期的空白。除了书法史上的研究价值外，考古新出土的文字遗迹也势必对当代的書法创作产生重大的影响。简帛书体不同于篆、隶、楷、行、草中的任何一种，它介于篆隶之间，却不似篆书般圆转均衡、笔法单一，也不似隶书般庄重严谨、厚重磅礴。简帛书体字间与行间的布白疏密错落、变化呼应，气韵生动，风貌古朴的视觉效果均匀舒朗、纵横有序、穿插避让的自然和谐之趣，偶有穿插一些夸张延伸的笔画，突破束缚又体现出纵横奇肆的节奏之美。方圆兼具的笔画，稳固雄健的结体，自然生动的章法，如同那段瑰丽的历史一般，让人心潮澎湃。

古籍整理是国家文化精品传承战略，也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工作的中心。古籍校抄、重塑文化经典原貌无疑是唤起书法工作者民族情感、文化情节和传承使命感的伟大工程。在走近那些记忆中的古老经典中，重拾那些久违的人文情怀与文化厚度，从文字书写的原始动机与功能中觅得最真实自然的生机与感悟。诚然，文本的校对、书体的选择、风格的确定需要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和书法专业理论与技能，也正因如此，才更彰显书法与古典文化的血脉亲缘，并促进学书人士对书法文化前世今生乃至未来发展的思索。

生于盛世，何其有幸。传承文化薪火，绵延赓续中华文脉，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只有秉持中国书法文化的当代创生根本在于回归传统与本真、重返人民与生活这一坚定理念，才能为中华文明之传承与光大尽一片拳拳赤子之心。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

[2]张怀瓘.书断[M]//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64.

[3]刘熙载.艺概·书概[M]//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697.

[4]虞世南.笔髓论·契妙[M]//王伯敏等.书学集成（汉—宋）.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107.

[5]张长虹.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清代卷[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6：369.

[6]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4.

[7]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213.

[8]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93.

[9]王弼着，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0：35-37.

[10]张鹏.雅俗之间——文化艺术产品的普及化与精英观[J].观察家，2017（12）：21.

[11]冯天瑜.“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由先父冯永轩《藏墨》说开去[N].文汇报，2015-11-6（A11）.

1361500511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