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古砚鉴藏与仿古砚成造

2021-03-16王嘉乐

江汉论坛 2021年2期

关键词：乾隆

摘要：清乾隆朝，皇帝对古砚表现出极大兴趣，内府藏古砚数量迅速增加。自乾隆朝初年起，内务府造办处便在皇帝的要求下陆续开始成造仿古砚，乾隆四十年至五十四年间，皇帝下旨成造了一大批仿古绛州澄泥砚，这批澄泥砚砚材大都为山西绛州依古法新制，砚式均为仿古款，且以“仿古澄泥六砚”数量最多，总数近千方。数量巨大的仿古澄泥砚制成后大量运送至各行宫陈设。乾隆帝制作仿古绛州澄泥砚有展示清代宫廷砚文化接续汉宋之正统，技艺水平能够赶上甚至超越前朝的政治文化目的。

关键词：砚文化;乾隆;绛州澄泥砚;《活计档》

中图分类号：K249/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2-0097-08

所谓“澄泥砚”，即指以滤过的细泥为主要材料进一步加工烧制而成的砚台。澄泥砚在古硯中久负盛名。柳公权曰：“以青州石末为第一，研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① “绛州黑砚”即指绛州澄泥砚。1982年《文物》载文详细介绍了澄泥砚的制作年代及工艺特征，“澄泥砚起于唐而兴于宋”，“虢州澄泥砚唐人品砚以为第一”，绛州澄泥砚在宋代时声名鹊起。② 一般认为，虢州、绛州澄泥砚宋以后逐渐式微。明代，澄泥砚在制作、雕刻方面有了极大发展，色泽多变、质地细腻，在制作技艺与外观设计上，明代澄泥砚与唐宋时期的绛州、虢州澄泥砚有明显区别。彼时，士大夫品砚流风转向，优质的端、歙石砚广受士林追捧，而澄泥砚并“不为雅流所重”。③

乾隆皇帝对古砚表现出极大兴趣，民间鉴藏家手中的古砚大量流向宫廷。乾隆四十年前后，乾隆帝萌生了依古法再造绛州澄泥砚的想法，并迅速诉诸行动。乾隆四十年至五十四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山西、苏州等地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攻克技术难关，共制成仿古绛州澄泥砚近千方。然这批乾隆帝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热情制成的仿古澄泥砚并未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多侧重艺术鉴赏，2012年《收藏家》载《墨锈渍来几百春，是泥是石孰知真：清代乾隆朝仿古澄泥砚漫谈》一文，详述了乾隆朝仿古澄泥砚的艺术特点，而对其成造始末着墨不多，着重强调了苏州巧匠在恢复澄泥砚烧造技术方面起到的决定性作用。④ 2014年赵丽红发表《走进御书房：清代宫廷文房用具》一文，在“内廷御用砚”部分专设一小节讨论苏州澄泥砚的制作，作者利用造办处《活计档》大致勾勒了乾隆朝仿古澄泥砚的成造状况，认为“澄泥砚自乾隆四十年开始大量制作，至乾隆晚期一直没有间断，均交苏州制作”。⑤ 2019年赵丽红亦关注到乾隆朝的仿古砚制作，其研究方法主要借径工艺美术史，侧重对乾隆朝所制仿古砚进行类型分析与艺术鉴赏。⑥

现有研究成果多将乾隆帝再造绛州澄泥砚原因归结为其对澄泥砚的热爱，且将其用途简单总结为皇帝御用，这并不全面。而对古法再造绛州澄泥砚过程中经历的曲折，以及乾隆朝仿古澄泥砚的成造数量和规模均乏文探讨。综合考察乾隆朝仿古砚的研制及使用脉络后，不难发现，仿古澄泥砚设计成造探索时间之长，过程之艰辛，所牵涉的人员之广，成造数量之多，使之成为乾隆朝中后期宫作器物的典型代表之一。宫作器物作为宫廷文化的载体，一方面展示着清宫的教养和品位，另一方面也是具有绝对掌控力的国家权势的表征。有鉴于此，详考乾隆帝再造绛州澄泥砚事，深入挖掘清宫古砚鉴藏与仿古砚成造活动背后的目的，将有助于推进我们对于清朝政治文化的理解。

一、锐意求古：乾隆帝的“古砚情节”

砚台早在汉代就作为磨墨工具出现并被珍视，唐代出现诸多讴歌砚台的诗文，但迟至北宋才真正成为一个收藏类目，彼时起，文人与砚台藏家两个概念逐渐融为一体。围绕砚台的赏玩与品题，成为士人窗课之暇的重要文化活动。有清一代，作为案头珍玩的砚台，某种程度上与书画一样，同是文人交游圈中的“座上宾”，一般来说，鉴藏家获得“重器”，往往会邀圈中好友共同品评，名砚的获得成为下层文人跻身上流的良机。作为藏品的砚台所引发的轰动早已跃出其本身所具备的物质和功能价值，而逐渐“成为北宋以来形成的士人群体身份认同的核心”。⑦ 在此背景下，乾隆朝声势浩大的古砚收藏与仿制活动，除却皇帝的个人喜好，显然具有占据文化资源，打造超越北宋的文化大业，以获得士人认可与服从的政治目的。

事实上，早在顺治、康熙朝就已有大批古砚开始向宫中流动，康熙朝时王士禛、宋荦就曾向皇帝进献大量古玩，但当时皇帝并未对藏古鉴古表现出太大的野心，对于臣工的进献，康熙帝一般推拒居多。乾隆朝时，皇帝表现出日益高涨的“玩砚”热情，清高宗一生作咏砚诗文近二百首，常于内府藏古砚上镌刻题铭。

乾隆一朝，大量古砚迅速集聚内府。关于清宫藏古砚的数量，据乾隆帝《御制西清砚谱序》所言，清宫藏古砚规模宏大，两宋宫廷收藏亦难与之比肩。⑧ 仅就《西清砚谱》载录，除却本朝所制，确切标明时代的就有131方，其中汉砚11方，魏砚1方，晋砚2方，唐砚7方，宋砚92方，元砚7方，明砚11方，收录古砚之多，为古往所有砚谱所不能及。这批砚台陆续于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整理，交由造办处广木作配屉装箱封藏。⑨

至于清宫藏古砚的真伪，实则并不乐观，吴笠谷先生在《赝砚考》一书中曾详考《西清砚谱》中所载的大量“名赝”。⑩ 对于这批真伪成迷的“古砚”，乾隆帝的态度值得玩味。送进内廷的古砚通常先交内务府造办处，由经验丰富的南匠进行鉴定，乾隆朝负责此项工作的是苏州籍南匠顾继臣。乾隆十年六月，九方瓦砚交进内府，乾隆帝下旨要求顾继臣认看：

十二日，司库白世秀将各式瓦砚九方据顾继臣认

看得：头等实在瓦砚三方，平常瓦砚二方，南边石仿

做平常瓦砚三方，歙石仿做平常瓦砚一方，俱持进，

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11}

所谓瓦砚，即用两汉、魏晋南北朝殿瓦改制而成的砚台，与澄泥砚同属泥质，在制作方法上异曲同工，蔡鸿茹曾在文章中指出后者同前者之间的渊源关系。{12} 使用汉魏砖瓦制砚之风早在唐宋时就已流行，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载：“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而贮水数日不渗，世传云：昔人制此台，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纟希纟谷滤过，碎胡桃油方埏埴之，故与众瓦有异焉。即今之大名、相州等处，土人有假作古瓦之状砚，以市于人者甚众。”{13} 清代，汉魏殿瓦愈发稀少罕贵，瓦砚成为清代玩砚圈中当之无愧的“奇珍”。康熙朝时，福建玩砚圈名流林侗得“长生未央”瓦琢砚，其弟林佶作《汉甘泉宫瓦记》记之，轰动一时，引朱彝尊、王士禛等名士为之书写题跋。{14} 乾隆年间，内府藏瓦砚数量不小，上述乾隆十年六月即收瓦砚九方。顾继臣认看得头等实在瓦砚三方，其中“未央宫瓦砚一方（边磕紫檀木匣）、铜雀台瓦砚二方（漆匣一方、楠木匣一方）”，皇帝下旨收拾磨刻后“同从前交出铜雀台瓦砚入乾清宫”{15}。未央宫瓦与铜雀台瓦在北宋时已是凤毛麟角，作伪者众。时至清代，究竟有真品几何，实难确证。上述三方瓦砚顾继臣鉴定意见只说“头等实在”，可见是否确属未央宫、铜雀台瓦所制并非顾氏关注的重点，砚台的材质与品质显然更为重要。

收入《西清砚谱》的瓦砚共有八方，其中未央宫瓦砚二方，铜雀瓦砚六方。内府所藏的瓦砚，基本都经过皇帝的收拾改制，查考造办处《活计档》，改制方式通常是将瓦砚周身部分原刻文字磨去，正面另刻御笔诗及翰林学士的题铭，背面刻“汉未央宫瓦砚”或“铜雀瓦砚”篆字。{16} 如乾隆内府藏《汉铜雀瓦砚》（图1），砚首处即刻乾隆御笔诗《御题汉铜雀瓦砚》一首：

范土为瓦瓦成石，石瓦土兮谁本质。摩挲苍玉认

前朝，尚有建安年可识。相州当日筑高台，鸳瓦精传

陶氏术。铅丹细捣杂胡桃，大浸稽天不漏滴。贮歌藏

舞鄙齐云，更拟二乔陈筍席。仲谋孟德今何在，相征

霸业春冰逝。铜雀棲荆室奉颓，谷陵变迁匪朝夕。遂

使人于帛缕物，一器千金乃不易。何人规为润色生，

洼尊圆月中绳尺。岁月既久火性沉，润似端溪老坑出。

松滋宝帚获嘉朋，书媒文亩资幽适。讵数虢州土贡佳，

呵之直欲流神液。寄情竹素玩古今，松雪斋中想捉笔。

非人磨墨墨磨人，东坡果入维摩室。{17}

清高宗字里行间尽显占有奇珍的自豪。参考《西清砚谱》可知，内府所藏瓦砚周身遍布砚铭与刻款，刻款者如苏轼、米芾、陆游、赵孟頫等古往名流不乏其人，恐任何一位藏家见到这样的珍品均会因其太过完美而心生疑窦。乾隆年间，纪昀偶得铜雀瓦砚一方，砚面原刻有苏轼、黄庭坚砚铭，背后刻有阳文“建安”字样，纪氏对此砚便持极大怀疑态度，并将瓦砚上铭文全部磨去，而镌新铭云：

铜雀台址颓无疑，何乃剩瓦多如斯。文人例有嗜

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齐征鲁鼎甘受赝，宋珍燕石

恒遭嗤。西邻迂叟旧蓄此，宝如商鬲周尊彝。饥来持

以易斗粟，强置之去不得辞。背文凸起建安字，额镌

坡谷诸铭词。平生雅不信古物，时或启椟先颦眉。他

时偶尔取一试，觉与笔墨颇相宜。惜其本质原不恶，

俗工强使生疮痍。急呼奴子具砺石，阶前交手相磨

冶。莹然顿见真面目，对之方觉心神怡。友朋骤见骇

且笑，谓如方竹加圆规。三国距今二千载，胡桃油事

谁见之？况为陶家日作伪，实非出自漳河湄。诸公

莫笑杀风景，太学石鼓吾犹疑。嘻！太学石鼓吾犹

疑。{18}

可见清代时铜雀台瓦真品几不可得，纪氏留下这方瓦砚是看重了它的品质，即与笔墨相宜的实用价值，经一番磨刻改制后赋予其新的审美价值。

那么，彼时对于砚文化了解颇深的乾隆帝真的对这批内廷所藏有着惊人“经历”的瓦砚之真伪从无怀疑吗？《活计档》中针对性极强的细致的磨刻谕旨似乎提示我们，皇帝心中恐不似他御笔诗中写的那般有底气。同是磨刻，乾隆帝却与纪昀表达了完全相反的目的，后者直接抹去了“古迹”，赋予其新的价值，前者则极尽可能的包装其“古”，以宣示宫廷对奇珍的占有。皇帝在真伪问题上的执着说明，在古砚鉴藏领域宫廷与士人的确存在资源与话语权的争夺。纪昀一手删定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西清砚谱》极尽赞美之辞：“古泽斑驳，珍产骈罗，诚为目不给赏，而奎藻璘，征名案状，如化工肖物，尤与帝鸿之制，周武之铭，同照映万古。”某种程度上，清宫在古砚收藏领域的无上地位借由《西清砚谱》的编修得以展示，而以纪昀为代表的大学士的追捧则可说明，清帝打造的宫廷文化形象广为士林所认可。

乾隆帝对古砚的狂热并未止步于鉴藏，自乾隆初年起，在皇帝的指导下造办处制作了大量仿古砚。乾隆帝仿古与康雍二帝不同，更与玩砚文人相异，后两者的仿古重在“古意”，主要为使新制砚台古雅可玩，追求感官上的“神似”。而乾隆帝却对“仿”字异乎寻常的执着，在雕刻纹样、颜色甚至材质上务求与古砚一致，或直接自古砚谱选砚样仿制，《活计档》中最常见到的乾隆帝对仿古砚的制作要求就是“像”字，某种程度上，乾隆朝内廷对古砚的仿制颇类似绘画中的临摹，这种对技艺本身的重视和追求，显示出宫廷艺术带有的竞争性，这种竞争不仅针对外界，同时也针对前朝。

乾隆朝，所仿古砚之品目从汉唐砚到宋砚，从澄泥砚到端歙石砚，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中，乾隆帝最爱仿制的砚式有六种，分别为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汉石渠阁瓦砚、唐八稜澄泥砚、宋玉兔朝元砚、宋德寿殿犀纹砚、宋天成风字砚，均属泥质古砚。起初，乾隆朝仿古澄泥砚砚材并非本朝新制，而是由懋勤殿挑来旧砚改制。乾隆四十年后，皇帝不再满足于这种改造旧砚的仿古模式，萌生了再造衰落已久的絳州澄泥砚材的想法。自乾隆四十年皇帝首次传旨山西巡抚要求试制澄泥砚材，至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最后一批“仿古澄泥六砚”自苏州琢制完成送抵内廷，清宫内廷造办处、山西、苏州地方经过至少十五年的探索尝试，制成绛州澄泥新砚。十余年中，遇到技术难关无数，烧造琢制之难使得成造风险一直持续至最后一方澄泥砚出炉上色。绛州澄泥砚的烧制成功，代表着乾隆仿古砚制作的高峰，成为乾隆帝颇为自得的文化功业之一。

二、依古法烧制绛州澄泥砚的技术探索

最早明确记载“绛州澄泥”之名及成造工艺的是南唐张洎所撰《贾式谈录》（四库全书本作《贾氏谭录》），云：“绛县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置汾水中，踰年而后取，沙泥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19} 此说十分有名，曾为高似孙《砚笺》所引述{20}。该书至清代时已散佚，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收集《说郛》、《类说》及《永乐大典》中之散记辑佚而成。

热爱古砚的乾隆帝熟知绛州澄泥砚之盛名，或因《四库全书》的编修而读到《贾氏谭录》中所记绛州澄泥制作之法，因此产生了再造绛州澄泥砚的想法。乾隆四十年五月皇帝传谕署理山西巡抚巴延三：

朕阅四库全书馆所进之书内《贾氏谭录》载云：

“绛县人善于制澄泥砚，缝绢囊置汾水中，踰年而后取，

泥沙之细者已入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等语。澄

泥制法昔人既笔之于书，其说自不妄，绛县系山西所

属，其法至今是否流传？土人尚能得其遗制否？着传

谕巴延三留心询访，如尚有旧制砚，即随便购取数方

呈进。如已无世业之家，即觅妥人依《谭录》所载做

法试仿为之，一年之后能否成材再行据实覆奏。将此

谕巴延三奏事之便传谕知之。{21}

乾隆四十年七月，巴延三购进绛州澄泥遗砚三方呈进，并上折称：“奴才……于绛州邻近处所询访通晓制造之人，如得流传之法，即令照依试造。”{22} 可见此时绛州澄泥砚材的制作之法，绛州当地已经失传。九月，巴延三又购进三方澄泥旧砚呈进，乾隆恐官员滋扰地方，要求此后无须再购，至于制砚流传之法，已经“询访通晓制造之人”。故自乾隆四十年九月起，山西巡抚开始雇觅工匠，依上述《贾氏谭录》所载古法试造澄泥砚材。一年后，即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山西巡抚第一次呈进试做澄泥砚材八块，巴延三称：“不知是否堪用。”{23} 此后直至乾隆四十六年，每年九月均呈进澄泥砚材十八块，渐成惯例，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山西巡抚雅德上折称：

窃照晋省历年遵奉谕旨仿照《贾氏谭录》，于汾河

试取澄泥砚材，每年九月间预令绛州及稷山、河津二

县，各制绢囊安放河流滞缓之处，收取澄泥，兹自上

年九月至今已届一年期满。奴才饬令该州县，将绢囊

内浸取澄泥解省，悉心选验，试得净细砚材一十八块，

敬谨装匣进呈。奴才仍令该州县等多备绢囊，照旧安

放汾河，如法浸取，俟明岁届期再行恭进。{24}

乾隆四十七年起，每年呈进砚材数量增多，至乾隆五十一年，每年九月呈进澄泥砚材二十七块。乾隆四十一年造办处行文档载：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员外郎四德、库掌

五德来说，太监如意交澄泥虎头一方（随木盒宁寿延

趣），传旨：虎砚头项不好看，着拨蜡样呈览，准时向

乾清宫要澄泥四块，发往苏州，合做虎砚二方。{25}

可见，新交进的澄泥砚材大都存放于乾清宫库房，且澄泥砚材多发往苏州，在当地觅良工琢制烧造澄泥新砚。

至于澄泥砚材具体成造过程，官书档案中并未详载，或可从现代澄泥砚制作过程中窥知一二。1986年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蔺涛与其父蔺永茂经数百次试验，成功烧造现代绛州澄泥新砚，2003年绛州澄泥新砚被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授予“国之宝”称号。蔺氏撰文指出，绛州澄泥砚材的制作一般要经历采泥、澄泥、压滤、排水、练泥、陈腐、阴干等过程。所谓“陈腐”，即“将经过成百次揉制的泥，放入大缸并用塑料布封闭，腐化泥料中的有机质”，一般要经过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做好的泥坯需置于恒温、恒湿、恒风的环境中慢慢阴干两月有余。{26} 可见砚材的制作工序十分复杂，工时极长，且制作过程中对于泥质、温度、湿度、空气流动等条件均有较高的要求，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澄泥砚材的最终成型。以此推论，乾隆朝山西地方奉旨制做绛州澄泥砚材应当十分不易，成品出产率恐怕很低，费工费时更不在话下。

对比乾隆朝造办处《活计档》可知，乾隆四十年署理山西巡抚交进的绛州澄泥旧砚六方中，一方直接配做嵌玉紫檀木砚盒;一方由造办处改做得澄泥砚三方，即瓶式澄泥砚一方、腰圆式澄泥砚一方、仿石渠阁瓦砚式样一方{27};剩余四方由苏州改做，造办处配嵌玉紫檀木盒盛装，具体改做品类不详。{28} 可见乾隆朝新制绛州澄泥仿古砚并非全由新制澄泥砚材成造，亦有澄泥旧砚改制的情况。

事实上，乾隆朝山西地方依照《贾氏谭录》所载古法费时费力新制的澄泥砚材，在琢刻烧制时仍然问题重重。为用新制绛州澄泥琢砚，乾隆帝、造办处大小臣工连同苏州地方伤透了脑筋。澄泥泥砚坯的厚度是一般陶瓷坯体的五至十倍，在烧制成器时对外界的环境要求极高，外界气候稍有变化，造成窑炉内正、负压改变，就会导致坯体开裂变形，或影响砚品成色，故澄泥砚的烧制比一般瓷器、紫砂难度更大，其成造之费力远非一般石砚可比。

乾隆四十一年九月，第一批由山西新制的绛州澄泥十八块送抵京城后，皇帝即刻将新制澄泥砚坯发往苏州，要求烧造砚台。至乾隆四十二年，第一批用新泥坯成做的砚台自苏州陆续制成发回京内，这批新砚交进懋勤殿试研时，出现了同一个问题：澄泥性软，磨墨落土。之所以会出现这一问题，还要从苏州烧制澄泥新砚的方法说起。

由于苏州成造新澄泥砚磨墨落土的问题一直到乾隆四十六年时仍未能彻底解决，皇帝寄信苏州织造全德，催问：“成做澄泥砚之法可曾得了無有？”{29} 全德回奏称：

奴才伏查遵旨烧造澄泥砚，缘用内发澄泥性硬，

烧造不能成器。是以减用七成，搀和本地澄泥三成，

磨细过箩入水，漂澄做坯，阴干安置窑中，四面用本

地窑器围绕，烧至一昼夜即可成器。但出窑时多有颜

色花搭、深浅不一，兼有破裂者。询之该窑户，据称

火急则色深，火慢则色淡花搭，如遇风雨，窑内受风

受湿，便致破裂，等语。总因此等细泥活计，与寻常

窑器不同，必须天气晴和，火候得宜（硃批：何不等

晴和日烧造），出窑即能完美成器。此现在烧造澄泥

砚之做法情形也，仰蒙圣主垂询。{30}

由此可见，由于山西送到的澄泥砚坯泥性过硬，单纯使用绛州澄泥烧造不能成器，故苏州的烧制方法是，将澄泥中加入陶土以7：3的比例调配“毁造”，即便如此，烧制时仍有风险，外界环境稍不合宜便致颜色花搭，甚至破裂。由于陶土硬度较低，且多孔粗松，吸水性大，{31} 故苏州混入陶土后烧制而成的澄泥砚往往性软，磨墨易落土。

如何解决新澄泥砚性软，上色不均等问题，成为乾隆四十年后造办处制砚匠人与苏州匠人面临的新技术难关。四十一年十二月，内廷造办处砚匠方占吉提出解决方案：

此澄泥性软，系新澄泥砚，颜色旧意成做用此澄

泥加磁面等毁造，经火可坚硬仿旧等情，交如意口

奏。{32}

此方案得到乾隆首肯，要求其“将澄泥一块准毁做呈览”。十二月二十四日，内廷砚匠将新澄泥一块，按照此法仿旧意毁做，得澄泥砚样三块，并随澄泥石渠砚一方、龙砚一方呈览。乾隆看后十分满意，奏准日后澄泥砚均照此法毁做加固。所谓“磁面”即烧造瓷器使用的瓷土，瓷土与陶土不同，能够耐受更高的温度，且烧制成器后，器胎密度较大，胎骨比较坚密，且遇火可以呈现如黑、紫、黄、绿、褐、赤等各种色彩。故加入瓷土经过二次毁造后的澄泥砚往往可以达到坚硬仿旧的效果。乾隆四十一年后，此法屡试不爽，造办处《活计档》中经常见到皇帝要求将新制澄泥砚“再往坚硬里收拾”的谕旨：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初十日，将玉兔朝元砚六方呈

览。奉旨：交懋勤殿研墨试看，钦此。随将玉兔朝元

砚六方俱交懋勤殿试看，得砚六方，内有瓶式砚一方、

风字砚一方、瓦砚一方研墨不好，交太监如意呈览。

奉旨：将砚三方交金（辉），再往坚硬里收拾，得时一

并呈览。{33}

除加入陶土、瓷土毁造外，为使新制澄泥砚硬度、色泽合宜，烧制澄泥砚的窑炉亦在不断的探索与改进：

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初七日，金（辉）将澄泥玉兔

朝元砚一方，随制方窑圆窑说，持进面奏。奉旨：将

砚持出成做，至所交出之砚俱各补做，其制方窑圆窑

说交内务府大臣金，查书编入。{34}

所谓“方窑圆窑说”，当是用方窑或圆窑烧造的说明。乾隆四十三年十月，苏州新交进澄泥砚仍性软落土，此事引发皇帝不满，传旨称：

澄泥砚二分，内一分交金（辉）另行烧造，其余

一分仍交舒文烧做，务要坚硬，再传与全德，苏州现

做未完澄泥砚并新交之砚，俱要成做坚硬，做得时研

墨试看妥，再行送来。{35}

至此，苏州地方无法再对所制澄泥新砚性软的问题袖手旁观，磨墨落土的成品也无法上交进京。但参考前文可知，直至乾隆四十六年，始终没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能够完全解决澄泥砚烧造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综上，乾隆朝新制绛州澄泥砚并非纯粹由山西绛州之澄泥制成，多数是经过加入不同比例的陶土、瓷土毁造而成的。此外，终乾隆一朝，绛州澄泥新砚的烧造始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故一方软硬合宜、色泽匀称的新砚的成功烧造，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因砚材珍稀难得，制做技艺复杂，“绛州澄泥”仿古砚成为脱离宫廷便无法复制的“奢侈品”。鉴于澄泥砚在文人鉴藏圈高涨的声名与不容撼动的地位，经典的成功再造使得满清宫廷对于汉文化的领导和统御拥有了象征层面的合法性。

三、乾隆款绛州澄泥砚的设计成造及用途

乾隆朝新制的绛州澄泥砚材无一例外均被用来成造仿古砚，且如前述，最常仿制的砚式为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汉石渠阁瓦砚、唐八稜澄泥砚、宋玉兔朝元砚、宋德寿殿犀纹砚、宋天成风字砚六种。这六种砚式的仿古澄泥砚往往一体成造，一起配盒盛装，并以“仿古澄泥六砚”之名被收录入《西清砚谱》中{36}。造办处《活计档》中此六砚常被称为“未央宫砖头等砚”或“玉兔朝元等砚”，前者仅见于乾隆四十年，后者的使用更为频繁。在乾隆朝仿古澄泥砚成造的十四年中，“仿古澄泥六砚”（参见图2）的成造规模蔚为大观。

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造办处挑得懋勤殿砚大小十一方，料估足做“未央宫砖头等砚”十二方：

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员外郎四德、库掌五

德、笔帖式福庆将为做未央宫砖头等砚十二方，挑得

懋勤殿砚大小十一方。料估得内一方足做玉兔朝元砚

一方，厚六分;一方足做玉兔朝元砚一方，厚五分;

一方足做八稜澄泥砚二方，一方厚一寸，一方厚八分;

一方足做未央宫砖头砚一方，厚一寸;一方足做未央

宫砖头砚一方，厚八分;一方足做德寿殿犀纹砚一方，

厚三分;一方足做德寿殿砚一方，厚四分;一方足做

石渠阁瓦砚一方，厚一寸;一方足做石渠阁瓦砚一

方，厚七分;二方足做天成风字砚二方，各厚五分。

上画粉道，随砚样六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37}

同年四月下旨再做一份，用交出旧砚三方成做;七月下旨照样再做一份，仍挑用懋勤殿旧砚成做，原档载：

乾隆四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本报带来信帖一件，

内开：七月二十二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将做得玉兔

朝元等砚三分又报发来，交于敏中写砚铭，钦此。于

七月二十七日，接得本报来信帖一件，内开：玉兔朝

元石砚一分，计六块持进，交太监常宁呈览。奉旨：

此一分交懋勤殿，着于敏中拟铭，其余二分亦随报发

来，钦此。于八月初九日接得报上带来信帖一件，将

玉兔朝元等砚二分，计十二方，于八月初二日持进，

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交懋勤殿刻字，照样再做

一分，其应用之砚向懋勤殿挑用，钦此。外随做砚旧

本文六张交金玉作领去讫。{38}

可见此时档案中不再称“未央宫砖头等砚”，而以“玉兔朝元等砚”代称，究其原因，或是玉兔朝元砚为此组合中为首的砚式，故此称之。皇帝十分钟情于这组砚式，此后直至乾隆六十年每年都有数次成做。澄泥玉兔朝元砚逐渐不再指涉一方砚台，而成为六方硯台构成的仿古砚系列的总称。

此四份“澄泥仿古六砚”中，一份各配树根式砚盒六件，交盘山，在一处陈设;两份各配素紫檀木砚盒一件，盒上各嵌玉一块;一份各配紫檀木包袱式砚盒六件，懋勤殿刻阳文字，配紫檀博古匣一件盛装，交淳化轩陈设。其中，交淳化轩陈设的这份，于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做木样砚两份、砚铭样两份：

员外郎四德、库掌五德等来说：太监鄂勒里交玉

兔朝元砚一分（计六方），各随紫檀木嵌玉刻诗砚盒

（淳化轩）。传旨：照此砚样画样呈览，钦此。于本日

随画得玉兔朝元砚纸样二分，交太监如意呈览。奉旨：

照纸样另做木样一分，按做样砚上砚名（铭）贴上一

分，将诗本上新做砚名（铭）诗贴上，交闵鹗元代去，

钦此。于二月初一日，员外郎四德、库掌福、笔帖式

九格等照玉兔朝元砚一分做得砚样六方，上各贴砚铭

样并诗本，上新做砚铭样一分，交太监如意呈览。奉

旨：将做样砚一分交原处陈设，其木砚样六方、砚铭

样一分俱交懋勤殿。{39}

这两份木样、砚铭样一份交懋勤殿保存，方便日后依样仿作;另一份交“闵鹗元”，查考《清史稿》列传可知，此时闵鹗元恰在安徽巡抚任上{40}，乾隆四十三年闵鹗元交进玉兔朝元砚二份，乾隆皇帝对这两份砚台十分满意，配装于雕龙凤呈祥紫檀木匣内，并在匣子上安穗，置于养心殿。{41} 可见，此时御制“澄泥仿古六砚”琢刻亦有安徽良工参与。

至乾隆四十二年前后，“澄泥仿古六砚”之砚式、砚铭已经基本定型。但乾隆四十年前后，由于山西绛州澄泥砚坯尚处于试制阶段，且用新制澄泥砚材烧制砚台仍需不断的毁造尝试，故此时的“澄泥仿古六砚”多是由懋勤殿所藏石砚或旧澄泥砚改制而成的，其中，所改制的石砚仅在色泽上类似古澄泥，旧澄泥砚改制时常发往苏州烧青绿色做旧。总之，此时所制的仿古澄泥砚并非由山西新制绛州澄泥砚坯所制。

乾隆四十二年起，“澄泥仿古六砚”进入大量使用山西新制绛州澄泥砚坯批量成造的新阶段，如上文所述，新砚材的琢制烧造虽困难重重，但这些问题并未消减乾隆再造绛州澄泥砚的信心，各相关人员不得不顶住压力，迎难而上。

乾隆四十二年山西送到的十八块澄泥砚材可谓物尽其用。共计陆续制成“澄泥仿古六砚”大小八份，其中四份由内廷造办处加工完成，另外四份由苏州地方加工成做，俱要本色，不烧古做青绿色。此八份仿古砚中，分别赏赐庄亲王、简亲王各一份，其余分置静明园、圆明园、万寿山、瀛台、盛京及热河行宫陈设。此外，做澄泥玉兔朝元砚剩余的澄泥砚材，加工制作澄泥石渠砚四方（放大成做两方），俱刻“大清乾隆仿古”款，并交苏州做青绿颜色。{42}

此后，仿古澄泥新砚的成做逐年增多，且苏州逐渐成为制作澄泥新砚的“主力”，越来越多的砚坯自山西运抵京城，或直接运至苏州，越来越多的成品自苏州烧成送回京内。乾隆四十五年，皇帝下旨将山西交来的十八块澄泥砚全部交苏州成做澄泥仿古六砚，“足做几分做几分”{43}。此后杂项仿古澄泥砚逐渐不再成做，均以六方一份的形式成做“仿古澄泥六砚”。乾隆四十六年计制作完成呈进“仿古澄泥六砚”八份，四十七年呈进四份，四十八年呈进二份，五十年呈进十二份，五十一年呈进二十份，五十二年呈进二十四份，五十三年呈进二十二份，五十四年呈进二十六份，基本呈逐年增多之势，且成做数量巨大，九年内共制成交进“仿古澄泥六砚”118份，共计砚台708方。就这些砚台的用途来说，除四十二年赏赐庄亲王、简亲王各一份，四十六年赏阿哥们两份使用外，其余均交至各处行宫陈设，以便皇帝驾临时把玩赏鉴（参见表1）。如此巨大数量的陈设，足见皇帝对新制澄泥仿古六砚的喜爱。此外，乾隆五十三年六方砚台陈设时，皇帝特别嘱咐：“六方一份玉兔朝元石砚六份（每份随）素紫檀木罩盖匣一件、砚谱册页一册。”{44} 所谓“砚谱册页”即将《西清砚谱》中载录的“乾隆朝制澄泥仿古六砚”部分单

独摘出制作而成的册页。如此搭配陈设，显然具有炫耀清宫绝不逊于古往任何朝代的高超制砚技巧的意味。在乾隆帝心中，依古法再造绛州澄泥砚是一件值得举国上下乃至子孙后代瞻仰颂扬的文化壮举。

乾隆款绛州澄泥砚的设计非常单一，所有新制的澄泥砚材全部用来制作仿古砚，未有任何一方在设计上向清代新式琢砚风格靠拢。“澄泥仿古六砚”所仿六砚分别代表着文化昌隆的汉、唐、宋三朝制作泥质砚的标准款式，乾隆朝清宫如此大规模的成造此类仿古砚，并将之载入《西清砚谱》，除却皇帝个人的喜好外，还有展示清代宫廷砚文化接续汉宋之正统，技艺水平能够赶上甚至超越前朝的政治文化目的。对比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奉旨成造的大量松花砚，不难看出两者在设计运思上的差异，后者几乎完全抛弃了康雍两朝曾经成造过的仿古砚式，而极尽所能的追随甚至创造潮流——高浮雕与浅浮雕配合营造的如绘画一般的表面，堆叠的器座与极富巧思的砚盒（图3）。这种设计上的巨大差异或许有新制的澄泥砚材烧制时不易成型，复杂的砚式易使成功率降低的因素，但若皇帝有意为之，成造几方并非全无可能。凡此提醒我们，在乾隆朝，“仿古砚”是一个独立门类，这类砚台的成造已然跃出了实用与观赏的目的，展示清宫高度还原的古砚烧制的技艺能力才是其意义所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说乾隆朝宫作松花砚体现的是清宫在艺术审美领域的无往不胜，那么仿古绛州澄泥砚则意在强调宫作砚在技术领域的无所不能。

四、结论

清宫制砚风潮起自康熙，宫作砚中松花砚与仿古澄泥砚数量最多，前者自康熙创制后，终清一代均有成造，久负盛名;后者由乾隆帝起意创制，乾隆朝后半期，皇帝对于成造仿古绛州澄泥砚的关注显然超过了松花砚。仿古绛州澄泥砚的成造源于清高宗对古砚的兴趣。乾隆一朝大肆搜罗古砚，内府藏砚琳琅满目，以备皇帝余暇之时把玩吟咏，古砚收藏与仿制成为乾隆帝宫廷文化建构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依古法再造绛州澄泥砚的探索开始于乾隆四十年，物料与工匠主要由内务府造办处负责统筹调度。澄泥砚材由山西巡抚负责在绛州当地寻觅良工成造，每年定期呈送进京存库，多数澄泥砚材由造办处連同砚样发往苏州，由苏州织造负责烧造。成品澄泥砚发回造办处，交由广木作装配成套紫檀木砚盒盛装。此间，新制绛州澄泥制砚困难重重，内廷造办处与苏州地方历经多年持续探索尝试，消耗人力物力无算。在设计上，乾隆款绛州澄泥砚均做仿古砚式，“仿古澄泥六砚”占绝对多数。在用途上，除部分赏赐宗室王公外，几乎全部配套发往各宫殿及行宫陈设。

乾隆四十三年，精心择选内府藏砚240方，纂修大型谱录《西清砚谱》，该谱收录大量内廷藏古砚，“附录”当时名砚中除收录松花砚外，另录有大量乾隆款仿古澄泥六砚。如是编修，使得《西清砚谱》不仅能够展示清代宫廷砚文化对正统的接续，另可证明清宫在砚文化领域的优势地位。

注释：

①{13}{20} 顾宏义主编：《宋元谱录丛编·文房四谱（外十七种）》，上海书店2015年版，第41、42、248页。

②{12} 蔡鸿茹：《澄泥砚》，《文物》1982年第9期。

③ 吴笠谷：《名砚辨》，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320页。

④ 罗扬：《墨锈渍来几百春，是泥是石孰知真：清代乾隆朝仿古澄泥砚漫谈》，《收藏家》2012年第5期。

⑤ 赵丽红：《走进御书房：清代宫廷文房用具》，《紫禁城》2014年第12期。

⑥ 赵丽红：《清乾隆时期仿古砚制作初探》，《故宫学刊》2017年第1期。

⑦ Dorothy Ko，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p.164.

⑧{17}{36} 《钦定西清砚谱》，《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一四九·谱录类》总第84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58、269、145页。

⑨{35}{41}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第41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17—519、554—55，353、548页。

⑩ 吴笠谷：《赝砚考》，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