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才

我是一个生在东北农村土种子家庭的80后，我父亲（出生于1955年）一辈子就是搞种子繁育的，他大部分时间给种子公司制种，也搞一些小作物种子经营。说起来，他的角色就是农村经纪人，靠繁育种子养活一家人，也供我们姐弟读了大学。

如果要往高大上说，我父亲也算是中国种业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15年，他一直在跟农民和种子单位打交道，一个人兼顾订单合同、放原种、田间监督、质量把控、回收发货、要账结算等多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育种家、制种人。

有专家把新中国的种子政策分为四大阶段。我父亲在一线亲历了第二和第三阶段，而我，也见证了最新的阶段。希望我们父子的经历能让大家管中窥豹，理解种子政策背后，农民、政府、企业究竟是如何参与到种子产业中来的。

01国有种业时代

听父亲说，我出生前，种子和农业基本都是人民公社的事，集体劳动、社员挣工分，口粮不充裕，整个社会生活都不富裕。

后来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83年我家乡的公社解体，变成了乡镇和乡村，土地经营承包到户。

虽然“分家”了，但那时候种地还要交公粮、交提留、出义务工修路修渠等等。我还依稀记得跟车排队去粮库交售的场景：装着麻袋的马车、手扶拖拉机、三轮车、四轮车等等，粮库门前一眼望不到头。

直到2006年，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税赋成为历史。公粮和农业税都不用交了，国家开始发放种地补贴，粮食生产从此也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