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晶

编者按：学者戴君仁说过：“中国历史上大学者，阳明先生之后，当推马一浮。”这可谓是对马一浮的最高评价。马一浮9岁阅读《楚辞》和《昭明文选》;16岁，与鲁迅同年参加绍兴县试，拔得头筹，被称为“江南怪兽”;21岁，他赴美参加圣路易斯世博会，饱览西方典籍，并带回了中国第一部德文版《资本论》;回国后，他历时三载，在故乡杭州文澜阁的青灯古佛下，读遍7.9万卷《四库全书》;民国建立后，年仅30岁的他被教育部长蔡元培聘为秘书长，却因为反对废止读经毅然辞职回乡;他先后拒绝了北大和浙大的聘书，却在抗战的烽火中创办书院、传道授业。梁漱溟称赞他是“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

1883年，马一浮生于四川成都。父亲马廷培时任四川仁寿县知县，母亲何恭人出身于陕西望族，幼时的马一浮家教优良，在父母的悉心教导下，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1888年，马廷培退隐官场，5岁的马一浮跟随父母从四川返回祖籍绍兴。回乡后，马廷培聘请了当地颇有名望的举人郑墨田先生教马一浮读书。可没过多久，先生就以马一浮天赋异禀、才智过人，自愧无法胜任为由，坚决请辞。

母亲何恭人不相信，于是就想考一考马一浮的才学，她随手指着一朵菊花，让儿子用“麻字韵”作诗。马一浮俯身采下一朵菊花，张口就来：“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自此，他的神童之名传遍绍兴。此后，他的父母不再为他请老师，马一浮开始了自学生涯。

1903年，20岁的马一浮当选清政府驻美国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秘书，在美国，他接触到了西方文化，饱览了西方典籍。从西方归来后，马一浮隐居在江苏镇江焦山海西庵，开始专心于国学研究，他认真总结与消化西学理论和西方文艺，意欲将西学与本土文化作一番彻底对照。

1912年，民国成立，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特邀马一浮为教育部秘书长。他勉强上任，因办学理念不合，不足三周就提出辞职。之后，马一浮便赴南洋考察，看到当地华侨以儒学为国教，不废经学。回国后，他愈发埋首国学，并开始涉猎佛学典籍。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再次邀请马一浮出山，任北大文科学长，被马一浮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由婉言辞谢。

马一浮隐居于杭州陋巷，布衣蔬食，不求闻达。许多文人雅士都与之交好，其中就有苏曼殊、李叔同、丰子恺。除了谈佛论道，他们在书法、琴艺方面也多有来往。马一浮静心读书，待人真诚，所以朋友众多。1929年，熊十力来到杭州，想结识马一浮，听说马一浮不轻易见客，就把自己的《新唯识论》寄给他，但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正在熊十力犹疑不定的时候，马一浮来看望他了。他告诉熊十力，假如只有一封信，他自然可以马上回信。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回音，是因为他既然把著作寄给他了，就只好等看完作品之后再给答复。由此可见马一浮待人之真诚。此后二人书信频频，相交甚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迫于形势，马一浮踏上了艰难的避寇之路。战乱中，由于浙江大学对马一浮有运书之情，他感于校方尊师重教，遂答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出山講学。1938年，马一浮先后在江西泰和与广西宜山为浙大学生开设国学讲座。他以宋代张载的“横渠四句”来鼓励学生，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著精彩”，力图以本土优秀文化传统唤醒民心。

马一浮有传道授业之心，但他不功利，大学教授不是他的目标，他向往用佛道山林的方法来办学，力主不隶属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内，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也反对所谓“名士论政”。1939年，马一浮与好友熊十力创办了复性书院，意欲通过书院讲学，恢复学术和人心的中正平和。1946年，书院因经济拮据无法维持，为“存先民之矩镬，贻后学之津梁”，马一浮将书院改作智林图书馆，负责保管流通，纂辑丛书。以后，直到去世，马一浮一直隐居在杭州。

1957年，周恩来总理陪同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时，特意去马一浮的隐居地蒋庄拜访，并介绍说：“马一浮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伏罗希洛夫问马一浮：“您在研究什么？”马一浮说：“读书。”又问：“现在做什么？”回答说：“读书。”简单的回答，概括了马一浮一生的追求。读书，读书，不求闻达于外，但求无愧我心。

马一浮作为国学大家，淡然赋归，隐居之日比出世之日要多上许多，如陶渊明一样“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他圆融会通，遨游于千古，修身以伺命;和谐居世，超逸于浮生，任运而顺天。而这一切冥冥之中就好像印证了他幼时张口就来的那一句：“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马一浮一生致力于对新儒学的研究，他追求理气合一、修性内证，走的是尽心知性、心物合一的内圣之路。因而作为哲学家，马一浮一生行实，不重言诠，而重实修，主敬集义，体认自性，统合离，复性成德。读懂马一浮，才能懂得在全民西化的年代，一介书生坚守传统文化所需要的信仰和勇气。

学界习惯把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联系起来，称作新儒家的“三圣”。但是，在大多学者看来，熊十力在学理方面有一点“杂”，而且还有

“理障”，梁漱溟又太过讲究学问的实用性，而马一浮不杂不泥，毫无理障，而且更强调对学问本身的体验。他与近现代以来的学术文化的潮流完全不能相契，可以说是“迥异时流”。他不染尘俗，不汩习气，不沾势利。古代有高人逸士的说法，马一浮既是高人，又是逸士，这在近现代中国极为少见。

他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气质清通、不染尘俗、彻底刊落习气的纯粹学者的典范。他在纷乱的时代不任教职、不著时文，开启了一种“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文化境界。马一浮向以读书多享誉士林，他的学问也是在知识的海洋中融会贯通的结果，他的思想来源于宋代的义理之学，而又归之于先秦“六经”，综合阐发，以佛解儒，最后形成经术义理的思想体系。可以说，在儒学的义理构建方面，他是宋明以后最重要的学者。

儒学和佛学是马一浮学问大厦的支柱。他的治学方法是以佛解儒，儒佛双融，儒佛会通。他有一句著名的诗：“儒佛等是闲名，心性人所同具。”他认为只有从佛学里翻过身来的人，才有可能真正通解儒学。此外，他的学问，还是道体合一的学问。他主张把“德性之知”置于“闻见之知”之上，在他看来，“求真理”仍然是“向外寻求”的方法，其真实性未免可疑。只有“反身而求”，才能达之于道。

事实上，想要读懂马一浮很难，因为他的学问并不都在他的正式著作当中，他的书信和他的大量诗作，才是他学问的延伸，那里是呈现他学术精神的最生动的世界。甚至有人说，熊十力先生的哲学都在他的体系里，梁漱溟先生的思想都在他的身体力行中，而马一浮先生的哲学都在他的诗里。可真正读懂他的诗，又谈何容易呢？马一浮曾在《旷怡亭口占》中写道：“已是乾坤大，犹怜草木青。长空送鸟印，留幻与人灵。”意思是，即使见过了浩瀚星河，仍然要怜惜最渺小的一片微尘。有许多学者认为这首诗在表达众生平等，是他的一种佛学思想，但更多的是他对世界的宽容与悲悯。

1967年，由于时代原因，已经84岁的马一浮被赶出蒋庄，多年收藏的古书、字画遭到焚毁。而他就在一旁静静看着，看着一种文明、甚至一个时代付之一炬。不久之后，马一浮因胃部大出血引起多症并发在杭州逝世。逝世前留下了一首五律《拟告别诸亲友》：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这首诗融汇了儒释道三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如果海德格尔是向死而生，那他就是向生而死。尤其是那句“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在他眼里，死亡是圆满的觉知状态。

马一浮先生讳浮，字一佛，后取《楞严经》“反观父母所生之身，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句义，改字一浮。先生曰：“我为学得力处，只是不求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