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利成

冼星海

1945年10月30日，以创作《黄河大合唱》而闻名于世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苏联病逝，年仅40岁。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致哀”。

法国求学

冼星海（1905—1945），广东番禺人，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幼时随母侨居马来西亚，1918年回国，先后入岭南大学附中和岭南大学读书。酷爱音乐，1926年入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1928年进上海国立音专学习小提琴和钢琴。为了实现音乐家的梦想，1929年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

初到巴黎的冼星海，身无长物。为了生存，他做过船上的煤炭夫、浴室的堂倌、餐馆的跑堂、理发店的杂役、养牛厂的工人等各种苦差事，作曲家马思聪在《忆冼星海》一文中记录了冼星海早年在巴黎求学时的经历。

大约在1928年或1929年初夏的一个下午，马思聪从马德里街的巴黎音乐学院出来，一个穿着破旧大衣的广东人招呼他。他说他叫冼星海，从中国来法国，一路上靠在轮船上做苦工，音乐是他毕生的大志，他要在法国深造提琴，请求马思聪介绍他的提琴老师。他们谈着，穿过几条大街，在一家门店前停了下来，这便是当时冼星海工作的地方，一家兼修指甲的浴室，他是这里的堂倌。冼星海进去一会儿出来告诉马思聪说，我得开始工作了，只得明天再谈。第二天的早晨，冼星海领着马思聪来到住处。他住在一所大厦的顶楼，高度仅及成人的身高，宽度仅容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是一面叫作“牛眼”的开向天空的玻璃窗，练琴的时候，他就站在那张破旧不堪的桌子上，上半身探出屋外，向着辽阔的天空，面对着大自然，“对着上帝”练习音阶。冼星海激励自己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星海不努力。”

马思聪深为冼星海的吃苦耐劳和坚定的毅力所打动，遂介绍自己的老师奥别多菲尔（Paul Oberdoerffer）给他，并免去了他的学费。马思聪说，对于一个像冼星海一样的人，以不可想象的苦干精神去学习，还有什么可以阻止他成功呢？

《文萃》1946 年第17 期中马思聪《忆冼星海》一文

报考巴黎音乐学院时，冼星海顺利过关，而且还考到了个荣誉奖，校方送他物质奖励，问他要什么。他脱口而出：“要饭票！”冼星海住处的门窗都很破旧，巴黎冬天的一个夜里，狂风大作，他没有棉被，冻得睡不着，只得起身点灯写作。风穿过门窗，敲打着墙壁，猛烈地嘶吼，煤油灯被吹灭，灭了又点，点了又灭，他的心也随之撼动，来巴黎后一切的苦难与不幸全都浮现在他脑海，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让他不能自已，遂借风述怀，一挥而就，处女作《风》就这样诞生了。《风》在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上，博得巴黎音乐家们的一致好评。以后冼星海又陆续写下了《游子吟》《中国古诗》等怀念祖国的作品。

冼星海以工人的身份参加巴黎的国际工会，工会时常放映中国题材的新闻片。他看到内战给人民造成的残害，同胞饥饿流离，底层百姓生活苦难。对祖国的思念一天比一天深切，常为祖国的多难而偷偷地哭泣。他说：“在困苦生活的时日，祖国的消息和对祖国的怀念也催迫着我的努力。我要把我对祖国的那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下来一样。”

回到祖国

1935年春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同年初夏冼星海便匆匆乘船归国。

回国后，冼星海立即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之中，创作了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并为进步电影和话剧谱曲。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又参加剧作家洪深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同年10月，转移到武汉，与张曙一起领导了救亡歌咏運动，后加入郭沫若等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持抗战音乐工作。

作曲家孙慎在《忆冼星海》一文中，记录了冼星海初回国时的生活、创作情况。

一天，孙慎接到歌曲作者协会的通知，说晚上要到冼星海家里开会。歌曲作者协会由几个词曲作者组成，当时在上海的施谊、许幸之、塞克、周钢鸣、吕骥、贺绿汀、沙梅、任光等都是会员。协会每月举办一次集会，研讨近期创作的歌曲，冼星海是后来才加入的。晚上，孙慎匆匆赶到法租界福履里路——冼星海的住所。这是一幢普通的二层住宅，客厅陈设简单，两边几张椅子，中间一张小桌，右边角落里放着一架钢琴。冼星海从房间走出来与大家打招呼。那时冼星海不过二十四五岁，但看上去却有些苍老，说起话来，语句很短，一听便知他是一个不善讲话的人，脸上虽表情严肃，却透着诚恳。这与之前孙慎想象的那个爱说爱笑的形象大相径庭。

此后，他们时常见面，当冼星海完成一首新歌时，便叫孙慎到冼家来。他们一齐高唱新歌，试验它的效果，觉得不好的地方即做修改。冼星海很虚心，譬如唱了他的《热血歌》后，孙慎觉得中间一句处理得不大妥当，提议将“任敌人的火焰”中的四分音符做一些改动。冼星海认为很有道理，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还有一次，他们试唱《青年歌》，有人觉得有一句有点情绪低落，经过一番讨论，冼星海也做了修改。正是他的虚心，肯与广大人民群众接触，其作品才有一个极大的转变和进步，如《救国军歌》等作品已不再是法国风，其节奏和旋律明朗、有力，适合人民大众的需要。这也说明他已深刻地体验到了当时人民的感情和需求。

《文艺生活》1946 年光复版第2 期中孙慎《忆冼星海》一文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冼星海随救亡演剧第二队出发，孙慎也参加了军队的政治工作，二人暂时分开。1938年，孙慎随队到了汉口，冼星海也正和张曙在政治部第三厅负责音乐工作，他们曾在昙华林匆匆见了一面。这時正是抗战宣传的高潮，冼星海工作很忙，作品很多。他到延安后还给孙慎来了一封信，叙说在延安愉快的生活和紧张的工作，同时要孙慎把新写的歌曲也寄去，他们可用五线谱印出来。

全国抗战初期

当年在武汉广为传唱的抗日救亡歌曲《送棉衣》《在太行山上》，是词作家桂涛声与冼星海合作的作品。桂涛声曾在1946年第26期《民主》中的《悼冼星海》一文中，讲述了他们做搭档时的日子。

全国抗战初期，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后，全国上下群情激奋，倍受鼓舞，武汉文化界准备募捐10万套棉衣慰问八路军。桂涛声写了一首小诗《送棉衣》，刊登在胡绳主编的《救中国》杂志封面上。冼星海谱成了曲子，在南方广为传唱。后来，在胡绳的引荐下，他二人见了面。冼星海兴奋地说：“《送棉衣》写得好，我只谱了两个小时！”并问桂涛声有什么意见。桂涛声连声说：“你谱得又快又好，通俗流畅，唱起来又有韵味，太好了！”从此，他二人常来常往。桂涛声对冼星海的歌大为赞赏，称赞在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是抗日的有形力量，冼星海的歌曲则是抗战的动员令，让人听了非去杀死几个日本鬼子不可！

《周报》1946 年第19 期中何其芳《记冼星海先生》一文

冼星海领导了一个话剧团，桂涛声除为《战斗旬刊》与《救中国》写稿外，还负责编辑武汉三镇文化界抗敌壁报三日刊。各以事牵，他们的见面多半是在下午。但时间不长，桂涛声便去了太行山。1938年夏，桂涛声重回到汉口，冼星海时在第三厅，同时还领导着自己创办的海星歌咏队。这支队伍有男女队员一百二三十人，每天下午，冼星海必由武昌赶到汉口来指挥歌咏队。

有天下午，他们又在武昌见面。久别重逢，冼星海紧紧地握住桂涛声的双手，非要请他到昙华林去吃小馆子。后桂涛声因工作关系到武昌，见面的机会便多了。

就这样，他们成为了很好的搭档。冼星海每天到第三厅去上班，不是搞音乐创作，便是看书学习，还要指挥歌咏队，工作节奏很快，但他从未叫过苦，也没有说过一声生活无聊。在桂涛声的心目中，冼星海那不屈不挠的毅力、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对人对事的真诚和热情，不仅是当代音乐家们的好榜样，也是当年一代新青年们的好模范。

来到延安

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内形势大变，国民政府对音乐作品方面的审查、限制更为严苛。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冼星海创作的《到敌人后方去》《空军歌》等歌曲被禁唱，他的地位受到排挤，与他有关的民间歌咏团体也被解散，而代之而兴的官方歌咏团体却将他拒之门外，他的情绪一下子低落起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冼星海收到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到鲁艺担任音乐系教授。同年9月，他怀着试探的心情，与夫人钱韵玲来到延安。1946年第19期《周报》中何其芳的《记冼星海先生》一文，回忆了冼星海在延安的生活和创作情况。

何其芳与冼星海同住一排窑洞，在何看来，冼星海比较木讷，不善于吹谈，也不大和人吹谈。从冼星海的窑洞经过，见他不是一个人曲身坐在窑洞里挥笔作曲，就是和同学们在一起谈论着创作的新唱。冼星海当时是鲁艺音乐系的主任，却是一个埋头用功的人，新的歌子、合唱不断诞生。

冼星海在延安很受重视，专给他一个创作间。他的窑洞里生着火，火盆四周经常有朋友们围着，安静地看书取暖，他们都是不习惯北方寒冷的广东人，由于家里缺乏这种设备而来的。他静静地伏案工作。他喜欢许多朋友到家里来，从不怕人多扰乱他的思路，他需要朋友们给他增加热气。何其芳也曾几次在那里与大家聊天。

1938年冬，冼星海与塞克合作，创作了他的第一个大型歌曲《生产大合唱》。有一天，何其芳到冼星海家来时，冼星海正在谱写《民族交响乐》。他把写成的部分搬出来给何其芳看，那时已是厚厚的几大本子手稿了。他对何其芳说：“我已经写坏了好几支派克笔了。”他的这份激情，正是文学系同事们都很羡慕的。他们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就应该像冼星海一样，创作的灵感似喷泉一样，不断奔起、迸出。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冼星海、何其芳一起进城，途中，冼星海说读过何在《中国文化》上发表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很喜欢诗里歌咏的那个农民，并说我们的作品就应该反映工农。他还打算把它谱曲后收录到他的《民族交响乐》里去。何其芳问，这有办法写到音乐里去吗？冼星海答，音乐是什么都可以描写的。

《新音乐月刊》1949 年第8 卷第5 期纪念冼星海专版

1940年5月，因工作关系，冼星海飞往苏联，一直没有消息。苏联战争爆发后，何其芳只是听说冼星海在列宁格勒围城中，详细的情形并不知道。有时，在路上碰到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何其芳问：“最近得到星海先生的消息吗？”她总是笑着回答：“没有。”她一边抚养她的小女儿妮娜，一边也参加音乐系的集体的政治学习与生产，一边盼望着丈夫的早日归来。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因患肺病医治无效，病逝于莫斯科，李立三夫妇与苏方将其安葬于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公墓中。消息传来，曾与其并肩作战的郭沫若撰写了《吊星海》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号手又死了一个，但人民的声音是永远不会沉没的！”（责任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