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礼恒

(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252000 )

从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到1899年12月《中韩通商条约》签订、徐寿朋驻派韩国公使前，中韩两国政府层面间的交往是阙如的。学术界对于中韩两国何以在4年之后重建邦交这一问题多有涉及(1)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陈尚胜：《徐寿朋与近代中韩关系转型》，《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尤淑君：《甲午战争后的中朝关系》，《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李晓光、陶常梅：《晚清中韩关系走向近代外交的历程》，《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但现有研究成果存在过于空泛的缺憾，未能将大趋势与具体实务进行有机整合，给人一种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错觉。笔者认为，中韩重建邦交是合力促成的结果，既有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也有中韩两国各自需求的内在驱动。但就整体而论，清政府同意中韩建交基本上是一种被动中的抉择。

一、化被动为主动，彰显大国风范

中韩建立邦交是由韩国发起的。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第一款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2)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95页。中朝之间数百年的宗藩关系至此划上了休止符。李承纯、闵泳哲成为朝鲜派往中国的最后一任进贺谢恩使。(3)《致北洋大臣李鸿章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3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