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意茹 李 珊 徐天文

（成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在唐诗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根据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里诗歌排列的顺序翻译了《杜甫诗》（The Poetry of Du Fu，2016）。这是首部杜甫诗英语全译本，耗时8 年完成。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于2014年出版《中译经典文库·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系列丛书，其中的《许渊冲英译杜甫诗选（汉英对照）》由诗歌翻译大师许渊冲挑选了杜甫最具代表性的100首诗歌进行英译。这两部译作都对杜甫的咏马诗《房兵曹胡马》进行了翻译。杜甫爱马，他常以马自喻，创作了许多咏马佳作。目前，学术界对杜甫诗歌英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吏”“三别”及《春望》等名作上，对杜甫咏马诗的英译研究较少。本文主要依据“翻译改写理论”，对《房兵曹胡马》两个英译本（宇文所安英译本和许渊冲英译本）进行案例分析，探究意识形态如何操纵翻译过程（涉及翻译过程所处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以及主流诗学、赞助人如何影响翻译过程，使得《房兵曹胡马》两个英译本产生差异。

一、翻译改写理论及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随着文化研究在学术界的流行，主体意识形态，更具体地说，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成为重要研究领域。翻译研究领域也追随这一潮流。英美两国的翻译学者，如巴斯奈特和勒费弗尔，高度借鉴文化研究模型，更注重文学翻译中任何特定文化和模式中的声望与权力制度［1］136。正如巴斯奈特所言：“翻译并非在真空中进行，平静的译文文本实际是两种文化激烈冲突的结果，看似静态的翻译行为本质是译入语文化语境中多方力量操控下的动态过程。译者受到各种文本和文本外的约束，文本转换中涉及的这些约束或操纵过程已经成为翻译研究工作的主要焦点。为了研究这些过程，翻译研究已经改变了方向，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入。”［2］123

基于这一理念，勒费弗尔提出了“翻译改写理论”，强调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大因素都被认为是翻译过程中比语言更重要的制约因素［3］。意识形态即观念网格，它包含在特定时间、特定社会中被认为可接受的观点和态度，读者和译者通过这些观点和态度接触文本［2］48。意识形态是构成一个民族思维方式基础的思想体系，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更是规范行动的形式、习俗和信仰的统称［4］16。因此，意识形态在哲学、政治、宗教、道德、文艺等各个领域都必不可少。诗学考虑的是目标语文化的主流诗学［5］186。赞助人是体现能够促进或阻碍文学解读、创作、改写的权力［5］183。译著不仅受译者个人行为影响，赞助人也对译著的选择、出版及接受产生作用［6］。事实上，虽然“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这三个因素相互关联，但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其他两个因素都涉及意识形态，并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来。“翻译改写理论”对分析《房兵曹胡马》两个英译本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房兵曹胡马》英译本的改写

《房兵曹胡马》是一首五言律诗。注家一般认为作于盛唐时期，反映了青年杜甫锐意进取的精神。本文将从形式、内容、意象三个方面，对比宇文所安英译本和许渊冲英译本（以下简称“宇译本”和“许译本”），分析其中的改写。文本对照如表1 所示。

表1 《房兵曹胡马》两个英译本对照

从形式上看，宇译本是自由体，未使用英语音韵格律，基本上没有翻译尾韵，诗行长短不同。许译本不能满足英语诗歌音步、体式的要求，不是严格的格律体诗，但每两行押韵，即breed/speed、ears/appears、melt/felt、fill/will 押韵。原诗是五言律诗，音节节奏为二三型。宇译本有意偏离现代英语规范，并使用归化的语言，使译诗的节奏和原诗音节节奏相似。许译本以较为流畅的现代英语译诗，舍弃了原诗的音节节奏。

从内容上看，诗题中的“兵曹”，即兵曹参军，是唐代的官名，主要职责是辅佐府的长官管理军事。对此官名，两位译者都采用类译法，找到译语文化中大致相似的官职进行翻译，宇译为“War Section”，许译为“Captain”。首联的第一句中带民族风味或地方色彩的专门词语，如“胡马”“大宛”，两位译者有不同的译法。宇文所安用音译法翻译，将“胡马”译为“Hu horse”；把“大宛”（汉代西域的国名）译为“Ferghana”（今费尔干纳盆地），保留了原诗中的民族特色和异域色彩。许渊冲将“胡马”译“Tartar steed”。《韦氏词典》对“Tartar”这样解释：“often capitalized: a person of irritable or violent temper”，即“通常首字母大写表示易怒或脾气暴躁的人”。“胡马”即西北地区所产的马。在人们的印象中，“胡马”性情刚烈，难以驯服。许渊冲译为“Tartar steed”（脾气暴躁的骏马），译出了“胡马”的意义。而对“大宛”这一地名，许渊冲省略不译，未能传递“大宛”蕴含的文化内涵。首联第二句，宇译本基本直译；许译本增译了“runs at full speed”，补充了原句的含义。

从意象上看，“瘦骨”“竹批”“双耳峻”“风”“四蹄轻”这些描写神清骨峻的“胡马”的意象在两个译本中都得到保留；但许译本省略了“锋棱”（即锋利的棱角）这一意象。宇译本将颔联的“竹批”“双耳峻”“风”“四蹄轻”四个意象叠加在一起，使用了“意象叠加”的方法，译为“Bamboo pared, its two ears jut,wind enters its four hooves light.”让读者产生丰富想象，感受古诗的简洁含蓄、意蕴深远。颈联中“空阔”这一意象，描写“胡马”奔向无尽的空间和无穷的距离。宇译本用“vast space”来译“空阔”，保留了意象，体现出原诗描写的空间感和距离感；许译本用“distance”来译“空阔”，进行了意象转换，将空间转换为距离。同样，“死生”这一意象，宇译本保留，译为“life”；许译本则进行意象转换，将“死生”转换为“danger”（危险）。尾联中的“万里”这一意象，宇译本将其转换，译为“ten thousand leagues”，把“万里横行”具体化为“一万联盟从军出征”，传达了诗意，既描绘了“胡马”驰骋万里的气势，又体现出盛唐时期之国力强盛、疆土广阔，更传递出诗人豪迈的志向。许译本则采用意译法，并改用第二人称“you”作主语，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增加些许亲切感。

三、从“翻译改写理论”视角分析《房兵曹胡马》英译本改写的影响因素

勒费弗尔认为没有人可以逃脱自己的意识形态［1］141。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译者的意识形态都反映在他对待“原文作者熟知的世界的物体、概念、习俗”的行为中［4］41。翻译不仅是两种文化的交流，而且是一种蕴含了意识形态对抗的活动。

（一）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

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来看，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西方世界的汉学研究重心也逐步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学者对唐诗的翻译与研究，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就诗人而言，从王维、李白扩展到杜甫、白居易等多位诗人。在这一阶段，杜甫诗歌比以往明显受到了重视，如阿瑟·库柏（Arthur Cooper）著有《李白与杜甫》（Li Po and Tu Fu，1979），书中收有多首李白与杜甫的诗作译文；洪业（William Hung，1893—1980）著译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1952）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7］。丰富的唐诗译著让宇文所安在充分阅读前人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和杜甫诗歌译作的基础上，学习借鉴，作出批判性思考，为翻译杜甫诗奠定基础。近年来，在国内，中国文化“走出去”受到高度重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得到大力支持，精通双语的翻译人才获得国家支持鼓励后开展中华典籍外译活动，宣扬中国文化。许渊冲作为出色的翻译家，在中国古诗英译方面成就斐然，翻译杜甫诗歌，将杜甫“心系天下”的人文精神传播到国外。

从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来看，宇文所安在青少年时期偶然读到中国古代诗歌，便对中国诗歌产生浓厚的兴趣。他长期以来专门研究唐朝诗歌，有评论称他是“为唐诗而生的美国汉学家”。他读杜甫的作品至少有50 年，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杜甫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杜甫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他能吸引任何年龄段的任何读者［8］。由此可见，宇文所安对杜甫及杜甫诗歌有自己的深刻理解，在对杜甫诗歌的翻译中体现出了自己的翻译风格。许渊冲自小热爱中国古典诗词，深受中国典籍文化的熏陶。年幼时，受表叔熊式一的影响，对英语产生极大兴趣。在日后求学过程中，努力学习外语，不断尝试将中国古典诗词译为格律体诗，对翻译中国古典诗词保持着浓厚兴趣。

（二）主流诗学对译者的影响

勒费弗尔认为主流诗学极大影响了文学翻译。在论及主流诗学时，勒费弗尔分析了与之相关的两个要素：一是文学手法，包括体裁、象征、主题、叙事情节和人物等一系列的东西；二是对文学职能的看法，涉及文学与文学所处的社会系统的关系［4］26。

“随着美国新诗运动的推进和现代主义诗歌的兴盛，自由体逐渐成为英语诗歌创作的主流，这也影响了汉诗英译的策略与手法。无数译者顺应了这种发展趋势，突破了格律体翻译的束缚，采取自由体的译诗方式。”［9］宇文所安作为当代研究中诗英译的权威，必然受到时代主流诗学的影响，作出诗学选择，即选择自由体译诗。宇文所安认为：“翻译古典诗歌不必强求押韵，因为现代美国诗，并不追求押韵，相反差不多所有押韵的现代诗都是反讽的（ironical），读者读押韵的诗，总是会产生特别的感觉。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把中国古诗翻成押韵的现代英语，可是这种翻译在美国大概很少有人愿意读。”［10］因此，宇译本将《房兵曹胡马》的五言诗句译为一行英语诗句，不强求押韵，用自由体和相似的音节节奏传达诗意。

唐诗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许渊冲认为：“我国诗词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是意美、音美、形美的统一体，怎能在翻译中将内容的意美和形式的音美、形美完全割裂开来呢？”［11］他也指出：“翻译唐诗即使百分之百地传达了原诗的‘意美’，如果没有押韵，也不可能保存原诗的风格和情趣。”许渊冲将唐诗的诗学规范置于译语当前的主流诗学规范之上，选择格律体译诗，在译诗中每两行押韵，双行押韵的安排让译诗呈现出和原诗贴近的“意美、音美、形美”。

（三）赞助人对译者的影响

改写理论认为，赞助人可以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有权势的人、团体（出版社、媒体、政治阶级或者政党）、规范文学和文学思想传播的机构。与赞助行为相关的三要素是意识形态要素、经济要素、地位要素”［4］15。

宇文所安获得“梅隆基金会杰出成就奖”后，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华经典文库》（Library of Chinese Humanities）丛书翻译委员会，把得到的杰出成就奖奖金用于翻译《杜甫诗》，他才有机会实现翻译杜甫诗全集的愿望。《杜甫诗》全译本是《中华经典文库》丛书的一部分，是开卷本。他希望通过翻译杜甫诗歌全集，鼓励出版一套相似的中国文学经典文库。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积极践行党和国家交给的重大翻译和出版任务，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邀请国内重量级翻译家许渊冲、辜正坤等进行唐诗英译工作，将《中译经典文库·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双语版）》系列成功推向海外。该系列丛书以系统介绍唐诗的诗学成就和文化特质为目的，所以与以往的英美唐诗译本相比，该系列丛书选择的翻译策略带有更强的源语文化倾向。

结语

在意识形态的约束下，译者操纵诗歌翻译过程，既涉及译者个人意识形态，也涉及翻译发生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同时，诗学、赞助人对译者产生影响，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翻译结果产生变化。以翻译改写理论为指导分析《房兵曹胡马》两个英译本，有益于理解英译本发生翻译变通行为背后的原因。